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古代上层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这样更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平民。不过，这样就增加了专制的恐怖和神秘。公元前536年，郑国主政者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思想。他将郑国的刑法进行梳理修订，铸在一个鼎上，并将其公之于世。这个做法让老百姓明白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也打击了贵族特权，使他们无法任意曲解法律来欺压民众。因此，子产这个做法，遭到了很多贵族的反对。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来批评子产的这种做法。但子产却坚定不移，他给叔向回了一封信说：“我为的是救世啊！”果然，法律公布之后限制了贵族的专横，也震慑了很多人，同时保护了普通民众的利益，让郑国的社会很快安定下来，使郑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子产因此获得了郑国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事实上，春秋时期，旧的政治势力遭到冲击，西周以来的贵族统治已经衰落，新兴的经济因素和社会阶层在不断兴起，社会各领域都在发生剧烈的变革，“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了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是必然的。在此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