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秦汉时期的教育

4.1　复习笔记

一、秦朝的教育政策及其措施

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的教育政策遵循着一个中心原则，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法家思想在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秦朝在文化教育上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统一文字

秦统一六国以前，各国文字很不统一。国家统一后，这种文字混乱状况严重阻碍了统一政令的推行，而且也阻碍了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为顺应客观需要，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进行了文字的整理和统一工作，下令“书同文字”。

秦朝对文字所作的整理和统一工作，是使汉字走向统一、规范化、定型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文字的统一，对中国文化和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大贡献，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心理也有不可轻视的作用。作为文字统一工作的推动者，秦始皇、李斯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严禁私学

在中国教育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对私学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政策。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严禁私学，并采取了“焚书”、“坑儒”等残暴措施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3．吏师制度

为了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同时也是为了培养一大批知法、执法的封建官吏，实现以法治国的目的，秦采取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专职教师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又一次人为地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了专职教师，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此外，为了移风易俗，巩固统一政权，秦统治者还利用行政权力，制定了一些“行同伦”的新法令，以形成新的道德习俗，“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这种凭借法令进行的社会教育，在实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的政治要求方面有重大的社会效果。

二、汉朝的文化教育政策

1．各家并存，推重“黄老之学”的汉初文教政策

鉴于秦灭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作为政治指导思想，汉初流行“黄老之学”。依托传说中的黄帝，而本于老子，实质上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先秦各家的学说。随着政治思想的转变，汉初文教政策也与秦朝截然不同。汉朝的文教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知识分子作用

汉初几位皇帝对知识分子都比较重视，汉文帝尤为突出。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在政治上也有了施展宏图的机会。

（2）允许开办私学

在汉初，私人讲学活动不仅没有受到统治者的干预，相反，朝廷对其中一些著名学者的礼遇，加上皇帝接连不断颁发的求贤诏书，实际上是对私学的一种无声鼓励，私学因此蓬勃地发展起来。

（3）废除“挟书律”

汉朝统治者废除了秦朝的“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携带、讨论《诗》、《书》。“挟书律”的解除，热情的学者开始传写、抄录书籍。政府也采用给予献书者一定奖赏的办法鼓励私人将图书献给国家或借给官府抄录。一系列措施使社会拥有的图书量渐增。

2．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汉朝首先提出“独尊儒术”思想的是董仲舒。他是汉朝最负盛名的儒家学者之一，有“汉代孔子”之称。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三条建议，后来成为政府施行的三大文教政策：

（1）“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在“对贤良策”中，董仲舒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春秋》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

（2）兴太学以养士

为了保证封建国家在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也是为了改变统治人才短缺的局面，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兴办太学，政府直接操纵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

（3）重视选举，任贤使能

针对汉初人才选拔和使用中的弊病，董仲舒提出了加强选举、合理任用人才的主张，并提出了一套严格的选士方案。

董仲舒这三项建议被采纳，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

（1）立五经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原来设立的传记、诸子等博士则因历久不置而废。于是，就迈出了独尊儒术的第一步。

（2）开设太学。太学的设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后各代王朝都依例设立。

（3）察举制的完全确立。武帝时在选举考试中，儒家学者受到特别的优待，开创了察举制主要以儒术取士的新局面。

由于博士的殊荣只许给儒家学者，太学里传授的是儒家的经典，高官厚禄也只送给那些精通儒学的人，因此，儒学很快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汉朝统治者就一直沿用这些文教政策。

三、汉朝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经学教育的特点

1．学校教育的发展

汉朝为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汉朝的学校有官学和私学。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最重要的是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由九卿之一的太常领导管理。在东汉还曾设有鸿都门学、宫邸学等特殊性质的学校。地方官学主要是指郡国学。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

（1）太学

①太学的设置与发展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标志着太学的正式设立。同时，也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

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到东汉则盛极一时，太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的帝王对教育重视程度的不同，时有兴衰。尽管太学生人数空前，但太学名不副实，教学质量下降。

②太学的教师和学生

太学的教师：正式教师是博士，要求博士应具有封建道德风范，在博通儒学和其他载籍的基础上，对其中一经有精深的造诣，足以胜任博士之职，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有时还规定年龄在50岁以上，严格遵守师法与家法也是博士的条件之一。

太学的学生：其称谓有“博士弟子”、“诸生”、“太学生”等，博士弟子的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由太常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在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50名，作为博士弟子，即正式的太学生。另一种是从地方上（郡、国、县）选择，是一种非正式的特别生。

③太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

教学内容：太学实际上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是单一的儒家经典。

教学形式：最初采用个别或小组教学，后来出现了“大都授”的集体上课形式，主讲的博士称为“都讲”。次第相传的教学形式也在太学内出现，以高业生教授低业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教师不足的矛盾。

④太学生的考试及太学生的出路

由于太学里没有严格的授课和年级制度，考试作为一种督促、检查学生学习，衡量学生文化程度的手段尤受重视。

太学的考试基本上采用“设科射策”的形式，“策”是指教师所出的试题，“射”是学生对试题的理解和回答过程，“科”即是教师用以评定学生成绩的等级标记，从优到劣依次分为甲科、乙科、丙科。学生所取得的实际等级是授官的依据，通常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为文学掌故。太学考试的年限和设科的标准也有所变更，西汉一年一试，东汉则基本上两年一试。

（2）鸿都门学和宫邸学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传授书法绘画艺术的专科学校，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鴻都门学是宦官集团培植私人势力的场所，有政治斗争的背景，但从中国教育发展史尤其是专科教育史上看，它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宫邸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胄学校，如专为外戚子弟办的四姓小侯学（“四姓”，即樊、郭、阴、马四大氏族，因他们不曾列侯，故称“小侯”）；另一种是以宫人为教育对象的的宫廷学校，为邓太后所办。

（3）地方官学

汉代地方官学称为郡国学，发韧于西汉蜀郡太守文翁，文翁治蜀郡，首先在成都市中设立郡学。汉武帝时下诏建立郡国学，教师称郡国文学官，学生称文学弟子或郡学生。至东汉，地方官学大都设在郡、国一级，极少数的县亦开始建立县学。

（4）私学

汉朝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

①书馆。书馆又称书舍。由于官学中除宫廷学校教育皇亲贵戚子弟之外，缺乏初等教育的设置，所以汉朝蒙学阶段的教育多依靠私学。书馆前期主要是从事识字和书法教育，后期则开始接触儒学基础内容。书馆里实行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体罚的现象比较严重。

②经馆。经馆是较书馆更高一级的私学，实际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场所，其中程度较高的可与太学相比。经馆又称精舍或精庐等。汉朝的经馆出现较早，在汉武帝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东汉时这种私人讲学的风气更甚。

西汉私学兴盛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①汉初缺乏官学设置，私人讲学承担了传播文化、发展学术、培养人才的责任，对私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②汉自武帝以后，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士人必读儒家经典，在政治上才有出路，才能有出仕做官的机会，而太学路途遥远，进入地方官学也受一定的条件限制，不得不求助于私人传授。

③有一批学术造诣很深，但仕途不得志，或罢官在家的儒家学者，在地方上聚徒讲学，对私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④西汉末年产生今古文经学之争，官方支持今文经学派，对古文经学派采取冷淡的态度。古文经学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不得不到民间传授。

私学弟子分两种：一种是“及门弟子”或称为“授业弟子”，其中许多人是私学大师的高足，直接聆听老师的教诲，甚至和老师一起辩论经义，商讨学术；另一种是“著录弟子”，他们慕老师之名而来，留下名字，老师承认他为弟子，以后便可在需要的时候来请教。

私学中最常采用的教育方法是：以次相传授，老师只对从学时间较长的高业弟子进行直接传授，再由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初学弟子。

汉朝私学教育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就私学的高级阶段而言，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教育效果和官学相比也难分上下。汉朝的经馆实际上是后代书院的历史渊源。

2．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汉朝经学教育的特点

（1）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儒学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带来了儒家经学教育与研究的繁荣局面，出现了众多的传授儒学的经师。在为数众多的儒学流派中，可以归结为两种大的学术流派，即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①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多为汉初凭经学大师的记忆、背诵，并采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六经旧典，发展在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为孔子本人的创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微言大义，治学倾向于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依据政治的需要来解释经学，迎合统治者的意志。

②古文经学。古文经学依据汉武帝时从地下或孔壁中挖掘出来，或通过其他途径保存下来的儒经藏本，初本是先秦的古文字，发展在后。古文经学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只承认《六经》经过孔子的整理和编辑，但不是孔子的创作。学术上重视文字训诂、名物考据，倾向于研究《六经》的本意，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

③今古文经学之争。汉朝今文经学先于古文经学得以发展，而且得到统治者的扶持。朝廷从政治出发，专置属于今文经学的学者为太学博士，形成了今文经学独霸太学讲坛的格局。今文经学在发展演变中，逐渐走向谶纬化，遭到以恢复传统儒学精神自居的古文经学家的反对。同时古文经学者为了争得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博士席位，也不断和今文经学展开争论。这便是今古文经学之争。

在争论中，出现了众多兼通数经，包括兼通今古文经学的学者，促使今古文经学最终走向融合。其中为打破宗派门户之见，实现今古文融合并走向统一作出重大学术贡献的是东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所注的经书打破了汉朝经学学派林立，门户森严的局面，并力求简洁明了，受到当时学术界的广泛推崇。

（2）章句之学与师法、家法

汉朝经学教育中多采用章句的形式教学。章句是经师教学所用的讲义。古籍本无标点段落，经师依照经文的顺序，进行断句并划分章节，然后逐字逐句地进行解说，这样便形成了章句之学，也可称之为经说。章句之学表现了不同经师的学术风格，所以师法、家法，正是体现在不同的章句之学之中，是和章句之学联系在一起的。

一般而言，师法是指汉初立为博士或著名经学大师的经说。如果大师的弟子对师说有所发展，能够形成一家之言，被学术界和朝廷承认，便形成家法。西汉多论师法，东汉多论家法。师法、家法在发展过程中也是相对的，对上是家法，对下则又是师法。师法演为家法，表明学术在稳定中发展。

重视师法、家法是汉朝经学教育，特别是今文经学传授的特点之一。继承大师的学术是师法、家法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因。

章句之学和师法、家法的结合，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交流，导致经学教育中宗派性和封闭性加强，使士人的思想僵化，知识面狭窄，崇拜书本和权威，不利于个性和智慧的发展。浩繁的章句也成为学者沉重的负担。

（3）经学会议与石经

①经学会议。儒学繁琐化、宗派化、谶纬迷信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各家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不统一。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儒学，其内部思想的多元化，必然影响政治思想的稳定，因此，两汉皇帝往往召集一些著名学者对儒学进行讨论，借此达到统一经学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的石渠阁会议；第二次是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第二次会议的讨论结果编成了《白虎通义》(也称《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部书企图用官方裁定的方式统一经学，使代表封建道德的“三纲六纪”法典化。

②石经。儒学的宗派化不仅表现在对经文的不同解释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本经文字的争议上，本经文字的不同，可能为不同派别的人所利用。为了统一经学教材，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在蔡邕等人的倡议下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在共达46枚的石经上镌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经的本文，作为规范的经学教科书。

经学会议是为了提供经学研究和教育的规范思想，石经创立则是提供经学的规范教科书，旨在将教育纳入政府所希望的轨道。

四、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儒学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经过了两次重大的改造，西汉的董仲舒和南宋的朱熹是这两次儒学改造的关键人物。董仲舒不仅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教育家。

1．生平和著述

董仲舒(约前179～约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家，汉景帝时曾为博士。董仲舒在贤良对策时提出的建议，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开始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先后担任过江都王刘非和胶东王刘端的国相。董仲舒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春秋繁露》和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对贤良策》影响最大。

2．《对贤良策》和三大文教政策

在汉武帝举行的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后被汉武帝采用成为政府实行的三大文教政策：第一，统一思想，独尊儒术；第二，设立太学，用以培养人才和推行教化；第三，加强选举的严格管理，在官吏的提拔任用过程中做到择贤任能。

3．论人性和教育在人发展中的作用

（1）论人性

董仲舒认为人性就是指人天生的素质(“生之质”)，人性之“质”中，有“仁气”和“贪气”。其中仁气是主导方面，情欲之贪气是从属的方面。仁气是指人性中那些有利于促进发展封建社会道德的先天因素，贪气是指人性中那些将导致与封建社会道德相抵触的先天因素，它们是人性中的两个对立物。董仲舒关于仁气、贪气的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有一定的联系，并没有摆脱道德先验论的影响。

但是，董仲舒又严格将人性与善区别开来。他认为人性与善的关系是可能性与现实性，根据和结果的关系，性是善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善是性的这种可能性和内在根据在教育条件下向具备一定道德之善的现实人格转化的结果。人性中既存在有情欲与贪气，就不可能简单地肯定“性已善”。

董仲舒所谓的善，是指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董仲舒强调“性待教而后善”，也为他强调教育的作用提供了思想基础。承认“性已善”，就等于否定了教育。

（2）论教育在人发展中的作用

董仲舒认为性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他还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其中具有“中民之性”的人是教育的主要对象。

4．论道德教育

（1）德教是立政之本

在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虽主张教化与刑罚并用，但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末为辅。

（2）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

所谓教化，就是要实行普遍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三纲”与“五常”结合的纲常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3）道德修养的原则与方法

①确立重义轻利的人生理想

董仲舒认为个体行为的动机比行为的效果更具有道德价值。这种强调思想和行为动机的精神，落实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就是要求人们要心正意诚，立志做一个适合封建国家要求的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将有损封建纲常、有害封建国家利益的意念泯灭在内心萌芽状态。对体现封建国家利益原则的道义的追求应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有这样，人生才能获得高度的和谐和最终的满足，这也应是人生的基本取向。

②“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仁”是建立在对人类生命珍视热爱的基础上的，它凸现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与权利的尊重。“义”是从封建国家的公利出发确定的行为准则，它凸现的是个人对社会及其他个体的责任与义务。董仲舒认为，个人修养中应该特别注意“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这实际上是对先秦儒家强调主体道德自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③“必仁且智”

针对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两种不同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董仲舒提出“必仁且智”的命题，认为在道德修养中必须做到“仁”与“智”的统一。

5．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教学内容

董仲舒重视教学，主张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培养人才。他认为各经所起的教育效果不同，六部教材都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公羊春秋》的大师，董仲舒特别强调《春秋》的教育意义，但他并不提倡学习关于鸟兽草木等自然知识。

（2）教学方法

董仲舒在教学方法上没有系统的论述，他强调学习者应该尽主观努力，才会学有成就。

①强勉努力

学习本身是件艰苦的事情，并不是每一项学习内容都令人感兴趣。因此学习需要坚定的意志，应该努力，肯于刻苦钻研，这便是“强勉”。不论治学或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达到成功。

②专心致志

无论是学习时的心境，还是平时的志向，都不能心猿意马，应该专一。董仲舒认为这是受天赋能力的限制所决定的。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和工作效率，精力集中为认识深入创造条件。

③精思要旨

董仲舒要求学者在学习经书时，要精心深入思考，从微言之中把握大义。此外，他还要求教师在教学艺术修养上达到“圣化”的出神入化的境界。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朝政策，特别是文教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的提出特别是“独尊儒术”的提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的道德观成为道德教育的依据。这些都有助于当时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但是，成功也并不就等于合理，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独尊的地位，无疑对各种非儒学的学术思想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阻碍了文化的整体发展。

五、王充的教育思想

1．生平和思想特征

王充字仲任，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书，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其他都已失传。

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是王充思想的一个明显特征。在《论衡》中，王充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天道自然”、“万物自生、万物一元”、“人死神灭”，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思想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2．论人性和教育的作用

（1）教育与人性的改良

王充对人性形成过程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决定人性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正性，随性，遭性。根据人禀受的先天气质对接受道德教育的难易程度与对个体的和谐发展是否有利，他也将人分为三个等级，即善、恶，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很难说善或恶。

王充充分肯定了教育的作用。他强调胎教能够保证胎儿发育阶段内外环境的和谐，让出生后的幼儿在走向自身发展的道路之前有个良好的起点；同时，教育还能决定人性的发展方向；教育不仅可以改造人性，更是人类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途径。

（2）论教育对改造社会的作用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认为“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所谓“仁义之力”便是指道德和知识的力量，它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王充还认识到教育在发挥社会作用时所表现的隐效性。他认为有些事本身好像不产生任何效益，但它是那些直接产生效益的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3．培养“文人”和“鸿儒”的教育目标

王充在考察现实社会人才的基础上，提出了培养理想人才的教育目的。王充将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五个级别，即：文吏、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王充的培养目标是后两种人，即文人和鸿儒。文人是行政人才，鸿儒是理论学术人才。可见王充是把培养杰出的政治人才和学术人才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中国教育史上，王充首次明确地提出教育应培养创造性的学术理论人才。

4．“博通百家”的教育内容

王充认为不仅儒家学术有益于政治，诸子百家的学说同样是“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同样需要学习。王充不仅要求人们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而且还应从现实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中获得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的知识比书本知识更为重要。

5．论学习

（1）学知与闻见

王充认为所谓“圣人”的“独见之明，独听之聪”，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凭据的基础上。“圣人”过人的料事能力首先是他积累了比常人更为丰富的可以作为“准的”的经验和知识。“闻见”是圣人积累经验知识的一个基本手段。他们一方面留心周围的事物，注意积累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广闻博览，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途径吸收他人的生活经验、他人的思想，接受间接知识。

（2）思考与求是

经验和知识是形成个体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第一性因素。但是要使经验知识转化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则少不了理性的思考。王充强调“以心原物”、“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而且，许多书本中的知识是经过夸张歪曲、虚伪失实的。王充认为，分辨知识真伪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坚持“效验”、“有证”的原则，要使立论成立，不仅仅要有雄辩的推理，更要有事实的根据，有实践的检验。

（3）“问难”与“距师”

王充认为，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必须打破唯师是从、唯书是从的心理。要打破崇拜古人，崇拜权威的心理。对于古人，包括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大圣人，如果他们的言论与事实不符或前后自相矛盾，也要敢于提出质疑，对于明显的错误，要敢于否定，敢于批判。

为了使学生深入透彻地理解学习内容，师生双方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创造可以充分激发思维的学习情境。其中“师弟子相诃难”的学风便是对这一学习思想的运用。通过激烈辩论充分调动师生双方的思维积极性，不仅有利于学生深刻领会学习内容，教师亦会在学生的启发下推陈出新，对原有知识产生新的理解，使学术因此“激而深切，触而箸明”。

王充的教育思想以鲜明的批判精神为特征，尤其是他“不避上圣”的风格具有强烈的学术民主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