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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吉林大学619考古学专业基础真题及详解(回忆版)

1.试述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

答: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确立;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只重其法,不重其理”的旧体系的束缚,也日益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但某些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仍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科技著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后,某些领域逐渐注重科学原理的探讨,得到新的进步。

(1)天文学、数学与地理测绘

天文与历法

西方科技传入中国后,引起中西学术之争,焦点是天文学。许多人努力钻研天文历法理论,从宇宙结构等方面认识天文现象,从方法上使传统天文学得到更新。

a.明代行用的《大统历》源于元郭守敬《授时历》,到明末已历二百六十多年。屡次有人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崇祯二年开设历局,由徐光启主持用西洋法编制新历。

b.《崇祯历书》的编订是官府组织的一次翻译、整理西洋天文历算学著作的活动,对西洋历算的介绍与传播有重要意义。清朝建立后,改名为《时宪历》,行用了二百余年。

c.王锡阐主攻天文星历之学,主要著作有《历法》六卷,《历表》三卷,《大统历法启蒙》五卷,《杂著》一卷,合编为《晓庵遗书》。

数学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宋元间广泛使用的珠算法进一步普及,以解决应用题为特征的商业数学发展起来。西方数学传入后,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正确认识中西算学的异同,加速西算与中算的融合,清初梅文鼎与梅瑴成祖孙二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a.明代《九章》系统的数学著作首推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书成于景泰元年。它的格式除了开篇增加“乘除开方起例”,介绍有关算和数的基本知识外,完全像《九章》那样,按方田、粟米等九项分作九卷,每卷也由若干应用题组成。

b.程大位著《算法统宗》,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分十七卷,收录应用题595个。体例与《九章算法比类大全》相同,仍是属于旧算学系统的著作。

c.梅文鼎著作约九十余种,对算学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整理了古代算学遗产,使古算义理更加昌明,许多失传者也重现于世。如他的《方程论》、《勾股举隅》等就是这类著作;二是将西算中国化,更容易为中国士大夫接受,为中西算学的融合作了有益工作。

地理测绘

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推动了地理测绘的进步。地理测绘也反转来促进了天文测量和数学应用的发展。康熙帝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后,深感原有地图不准确的危害,决意进行全国性的地理测量。乾隆二十年和二十四年,又两次派遣明安图、何国宗等到天山补测。康、乾时的两次地理测量是兼用天文测量和大地三角测量两种方法进行的。由于当时经纬度测量(特别是经度测量)的精确度差,所绘地图的绝对精度不如相对精度大。但由于使用了科学的测量法,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地图。

(2)医学与本草学

中国特有的传统医学和本草学在明清两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医学著作大量出现,内容包括对古医经的诠释、药物研究、医方征集、医案选辑、中外医学交流等等。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完成是《本草》系统的中药学发展到顶点的标志。医学中的显著成就是瘟病学说的建立和发展。藏族和蒙族的医学也取得了新发展。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经济地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例如金石部中的“金”,书中不但记述它的药性和主治这类医学内容,“集解”目下还记述了金的产地、伴生矿石、植物找矿法、开采法、冶炼法、金的种类、纯度的物理鉴别法等等,几乎包括了当时金的全部知识。由于书中收藏的自然物很多,就更显得珍贵。

瘟病学说与人痘接种术

a.瘟病学说

中医的内科理论原是建立在《伤寒论》之上。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促使瘟病学说得到发展。瘟病学说的奠基人是明初丹溪学派的医家王履。他首先从论症、治法两方面对伤寒与瘟病加以区别。明清之际吴有性摆脱了“六气说”束缚,提出“戾气说”。认为瘟病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与伤寒病因根本不同。著《瘟疫论》,进而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各能产生不同疫病。经过清代名医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人的努力,瘟病学说逐渐建立起体系。

b.人痘接种术

接种人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是我国医学的一大贡献。清初传入日本;康熙间俄国人来中国学痘医;十八世纪初已传入欧洲。直到一七九六年英人真纳发明牛痘接种法以前,一直是最有效地预防天花病的方法。

藏医与蒙医

a.藏医早自吐蕃王朝时即已形成。明代的帕竹王朝,藏医形成南北两大学派。清代拉萨、日喀则等地建立了藏医学校,以吐蕃时代的藏医著作《四部医典》为教材。还经常延聘名医到布达拉宫讲学。

b.蒙医以正骨、饮食疗法为特色,自元代以来逐步形成。此后受藏医、汉医、阿拉伯医的影响,有了长足发展。

(3)农学著作与技术科学

《农政全书》

明代人口增长,嘉靖以来,水旱频仍。农学受到学者的重视。继承前代编修农书的传统,出现了农学的集大成著作《农政全书》。明代,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多种农作物。《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

《天工开物》

继《农政全书》之后出现的《天工开物》是科学技术史上的又一部奇书。《天工开物》成书于一六三七年,分上、中、下三卷,分为“乃粒”、“乃服”、“彰施”等十八目。分别记述织染、农产品加工、制盐、制糖、陶冶、舟车等手工业生产,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手工业生产技术专著。

技术科学

明清两代的技术科学,一般说来,进步迟缓,但建筑、纺织、机械制造等也取得了一些新成就,并有专门著述传世。

a.建筑

继宋代李诫著《营造法式》后,清工部编制《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又一部建筑学专书。

b.纺织

纺织历来是手工业中的重要部门。明代,古老的丝织和新兴的棉纺形成两大部类。有关纺织技术的纪录和研究,主要见于《天工开物》一书。《天工开物》记载,明代养蚕已知用杂交法培育优良蚕种。《天工开物》还载有纺织五枚经斜纹绫的织绫技术。

C.机械制造

明代西方的某些器械东传,中国开始仿造。《奇器图说》第一次使中国零散的力学器械纳入理论体系,为研究器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在中国机械制造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2.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以及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答:(1)分支学科

按照考古学的年代范围、对象、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考古学可以划分成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和各种特殊门类的考古学分支。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

从研究的年代范围来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是文字未出现前的历史阶段,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史前考古学主要是研究石器时代(有的地区也包括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历史考古学主要是研究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文化遗存。两者所研究的文化遗存存在着性质上的较大差异,所以研究方法不同。从判断绝对年代的手段来说,史前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层学及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技术,而历史考古学则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

田野考古学

20世纪初叶,欧美的考古学家开始重视田野调查和发掘,注重发掘技术,田野考古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古逐步转入以发掘为中心,并扩大调查对象和范围,发掘方法逐步完善,技术快速进步。各种自然科学的手段相继用来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

特殊门类的考古学

除这三大分支外,还有许多特殊门类的考古学分支。这些特殊门类的考古学分支,有按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划分的,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有按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不同来划分,如航空考古学、水底考古学等。

(2)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考古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与许多自然学科、技术学科及人文社会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与考古学有联系的自然学科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态学以及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前四种学科,主要是协助研究遗址所在地区的地史与自然资源,以复原当时自然环境。后两种学科,主要是用以鉴定发掘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人类的骨骼,并判断其年代。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与考古学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科,主要有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及美术史学、建筑史学等。

上述有关学科中,考古学与第四纪地质学、考古动物学、考古植物学、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的关系最为密切。

与第四纪地质学的关系

第四纪地质学是研究第四纪重要地质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的分布规律的科学。第四纪隶属于新生代,包括更新世与全新世两个阶段,是地史上最新的一个时间单位。第四纪是地史上时间极短的一个纪,至今尚未终止。第四纪地质学与考古学,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关系十分密切。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依据之一。人类本身是地质历史的产物,而早期人类遗迹通常作为地质现象被埋藏在地层中。这说明,第四纪地质学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需要应用第四纪地质学资料,如恢复更新世的地理环境,确定在适合于古人类生存条件下形成的第四纪地层等。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研究,也能为第四纪地层的划分提供依据。

与考古动物学的关系

考古动物学与第四纪古动物学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四纪古动物学侧重于动物本身进化发展的研究,化石是否与文化遗存共存,都可作为研究对象。考古动物学通过研究遗址的动物遗存,揭示古代人们对食物的选择,渔猎和家畜饲养业等方面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状况,以及居址周围的生态环境和气候。

与考古植物学的关系

考古植物学是对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物进行研究的学科。它是考古学与古植物学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考古植物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对古代遗址中苔藓、蕨类植物的孢子和种子植物的花粉遗存的分析,可以了解当地古气候、古地理的变化,对石器时代的断代有重要意义。

与体质人类学的关系

体质人类学是将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种,研究其体质形态、身体结构及其生物学的变异和进化,以阐述人类起源、人种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不论是史前考古学,还是历史考古学,都要依靠体质人类学。从骨骼判断死者的年龄和性别,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与民族学的关系

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一门科学。民族学将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及消亡的过程。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很密切。两者在获得资料的方法及研究方式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考古资料的来源主要依靠考古调查和发掘,民族学资料的获得也主要依靠到民族地区去调查。所不同的是民族学是以现代民族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而考古学则是以古代人类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民族学和考古学互相利用对方的研究成果。

3.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区和编年。

答: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区和编年如下:

(1)黄河流域

黄河上游

该区界定于青海东部、甘肃的洮河流域、渭河上游和河西走廊的东部、宁夏的南部,这部分大致可以划归为一个文化区系。该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在甘肃东部的渭河上游地区有早于马家窑文化的仰韶文化(即含有半坡类型因素和庙底沟类型因素的文化遗存);在甘肃东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含半坡类型因素的文化层之下压着大地湾一期文化层。大地湾一期文化时代相当于关中、豫西和晋南的老官台文化。

黄河中游

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小的文化区系: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豫中及周围地区;冀中、冀南和豫北地区

a.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以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为中心的地区,其文化主要包括: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三里桥二期文化及陶寺类型。

b.豫中及周围地区,以豫中(郑州至洛阳)为中心地区,其中包括豫北的安阳以南地区和豫南的淮河以北地区,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是:裴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秦王寨类型→王湾类型即王湾三期。

c.冀中、冀南和豫北地区,豫北、冀南和冀中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是:南庄头类型→磁山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一期→后岗二期。磁山文化发现以前,后岗一期文化和大司空一期文化被称为仰韶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即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磁山文化发现后,一些研究者认为,后岗类型是磁山文化的发展,应将其归入磁山文化系统,而不应归人仰韶文化系统。

黄河下游

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前后相承袭的四种文化,即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在龙山文化之后出现的是一种进入青铜时代的岳石文化。

(2)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各个不同地区生态环境的差别,使其各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面貌也各不相同。从川东的三峡地区至鄂东的长江流域,其新石器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区:长江三峡和鄂西地区;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

长江上、中游地区

仙人洞和玉蟾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彭头山文、皂市下层文化和城背溪文、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从现有资料来看,可将长江中游的湖北和湖南北部地区晚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分为三类文化: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桂花树三期文化。

长江下游

自鄱阳湖的湖口至东海海滨的长江干流,称为长江下游。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有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以及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在杭州以南的宁波至绍兴一带有一种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文化。

4.秦汉墓葬制度,地面设施和陪葬品。

答:(1)墓葬制度

秦汉时期人殉制度到汉代基本结束。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位于陕西临潼县。秦始皇陵园开创的陵园制度,对此后历代帝王陵园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

(2)地面设施

秦汉墓葬,特别是皇帝及高级官吏的墓葬,在地面设施上继承战国旧制并有所发展,新兴的设施有墓碑、祠堂、墓阙、人物或动物的石雕像等。墓碑主要流行于东汉,石制,碑身长方形,碑额有一圆孔。祠堂始于西汉,流行于东汉,系供祭祀之用。墓阙为墓域门外礼仪性建筑,始于西汉,东汉流行,如东汉时嘉祥武氏阙、新都县王稚子阙、雅安高颐阙等。人物和动物石雕像,始于西汉,如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兽,东汉流行,并成为定制。人物像主要有亭长或门卒等,动物像有狮、虎、马、羊等,前者以示守卫墓域,后者含有镇墓之意。汉代墓上设施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

(3)陪葬品

秦汉墓葬中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制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

5.试述安特生、梁思永、苏秉琦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答:安特生、梁思永、苏秉琦被称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三座丰碑。

(1)安特生

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序幕,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1914年,安特生作为中国政府的矿政司顾问应邀来到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道怎样利用这样一个地质学家,是丁文江发现了安特生,并给予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使他先是在地质学上,继而在史前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1921~1949年,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仰韶文化的发现,均是中国史前史上极为重大的发现。安特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考古是了解中国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

(2)梁思永

梁思永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他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祖国的考古学事业。他的许多学术活动,赢得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赞誉。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突出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考古学史上的地位,使我国的考古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梁思永对中国的考古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建立科学的考古方法。他发表的《远东考古学上若干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指导性论著。他把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成不同的文化群,对动物化石和文化面貌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各文化遗存之间的异同和要解决的问题及方法。他把中国的考古资料纳入亚洲范围来研究,在考古理论方法上,对我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类型和分期分布有着指导意义。

树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辉典范。梁思永先生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精细的工作,富有创造性的把地层学应用于昴昂溪五福遗址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树立了光辉典范。

培养了大批考古专业人才。为了培养考古方面的专业人才,梁思永先生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的训练班,许多教学工作他都认真地建议和安排。他对中国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钧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先生的熏陶和培育。

(3)苏秉琦

苏秉琦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从1934年开始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84)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西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工作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山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做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6.试述文化遗产的类型,与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关系。

答:(1)文化遗产的类型

文化遗产,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有形文化遗产

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无形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无形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文化遗产与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关系

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的关系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即古代的文化遗存,包括古代的遗迹和遗物,有形文化遗产为考古学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实物资料。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是遗迹和遗物的整个系列和类型,,探究他们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一般规律,无形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有助于考古学研究分析遗迹和遗物的制造工艺、自然条件、社会背景等,进而进行科学的分类和研究。

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的关系

博物馆是文化遗产的收藏机构,博物馆学的研究有助于文化遗产的科学分类、鉴定、评定价值和等级以及科学保管,此外,博物馆学在宣传文化遗产,发挥其教育作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