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由新闻体制从确立到扭曲与民族报业的职业化走向

1．民国初年报业出现短暂繁荣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答：（1）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繁荣的表现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新闻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有人把武昌起义后的半年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新闻事业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报刊种数剧增。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录，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北京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新创办的报纸最多，有50家，以下依次是上海40多家、天津35家、广州30家、浙江20多家、四川20多家、湖南11家、武汉9家。另据1912年北京政府内务部公布的报告说，从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到10月22日的8个月内，在内务部注册立案的北京报纸有89家。

②报刊销数猛增。《中国报学史》记录，武昌起义后半年内，全国报纸总销数达到4200万份，这个数字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

（2）新闻事业繁荣的原因

①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推动了新闻事业的繁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立即通过立法手段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一是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二是颁布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法令，促进新闻事业的繁荣；三是废止亡清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旧法规，颁布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法令。这些法律法令的出台，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

②“政党政治”潮流的影响下，大小政党蜂起，大量政党报刊创刊，短时间内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三百多个政党。他们为了在国会中争取更多的席位，竞相创办机关报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因此，政党报纸蜂起，促进了报业的繁荣。在新出版的报刊中，绝大多数是政党报刊。

③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关注度高，对新闻的需求量大。

④国人与业界对报刊和报人的过高期待和自诩。报刊不仅可以批评官员，甚至可以指名道姓地斥责总统，这与封建社会的强烈反差，使一些知识分子或政客过于热衷或迷信创办报刊。

2．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是如何扭曲自由新闻体制的?

答：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之后，表面上赞成共和，暗地里却用极其狡猾的手段实行专政，用尽各种方法试图控制报界，使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局面戛然终止。

（1）创办御用报纸、收买报纸、报人

在袁世凯上台之初主要采取创办御用报纸和收买报纸报人以为己用等手段。袁世凯创办或接办的御用报刊，在北京主要有新创办的《国权报》、《金刚报》和《亚细亚日报》，在上海主要有接办的《神州日报》，在广州主要有接办的《时敏报》，在长沙主要有新创办的《国民新报》，等等。在这些报纸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

（2）迫害摧残革命报刊

对一批追求民主、革命立场坚定的报刊，袁世凯则毫不留情地进行迫害与摧残。尤其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借军事胜利之淫威，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及其他异己报刊大肆摧残，酿成了“癸丑报灾”。

（3）制定法律法规，钳制新闻事业

袁世凯在其统治地位稍稍巩固后，又以总统、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进一步钳制报界。如发布《报纸条例》、《出版法》等，严苛程度甚至甚于清政府。

3．简述“癸丑报灾”的前因后果。

答：“癸丑报灾”是指“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新闻界的大扫荡。

（1）“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政府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凡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一律扣以“乱党报纸”的罪名而查封。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南昌、开封等地的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全部被查封。非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只要有碍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也被乘机剿灭。一些本来拥袁的报纸也有因“城门失火”被殃及者。

（2）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余家。报刊减少三分之一，报人大批被捕被害，“癸丑报灾”是中国新闻史上对报业的一次沉重打击。

4．简述民国初年民族报业的职业化情况。

答：民国初年，政治性报刊因屡遭迫害而由盛转衰，却给商业性报刊等职业报人主办的报刊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民族报业的发展出现了职业化的走向。

（1）这一时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为商业性报刊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上海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加之租界的特殊环境，《申报》、《新闻报》等资产阶级商业性大报率先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朝着现代企业化报业的方向发展，不仅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还在中国报业市场上赢得了龙头地位。

（3）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后，提出“经济独立”、“无偏无党”的办报方针，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措施。

①大力开展广告业务，聘用广告设计专业人员，制定广告章程及条例。

②加强报纸发行，除发展本埠订户外，还设法扩展外埠订户。

③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更新技术设备。1918年，申报馆大楼建成，这座编辑业务、营业广告和排字浇铸、照相制版及生活卫生设施一应俱全的现代化新闻大厦，为当时国内首创。

（4）《新闻报》在开拓广告、加强发行和更新技术设备方面无不与《申报》看齐，还曾在新闻纸低价时借款购进大量纸张，后逢高出售以生财。l922年，《新闻报》率先在报馆内设置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电讯并抢先刊发。

5．简述民国初年新闻业务的发展变化。

答：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实行言论禁锢政策，因而各报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搞好新闻报道上，从而使新闻报道工作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新闻业务的发展。

（1）新闻报道工作加强

①报纸上消息的比重加大，电讯增多。一些重要的电讯还用大号字排出，并在字旁加圈加点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个别大报还派出了驻国外的记者，加强了国际新闻的报道。如《申报》实行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对于重要政治问题，一般只报道、少评论或者不评论。用大量北京专电等政治新闻补充言论的不足。还增设多种专刊、专栏，加重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在欧美各国都有特聘通讯员，增加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

②新闻通讯走向成熟。报纸开始了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变。夹叙夹议的新闻通讯这种新的报道体裁开始走向成熟，深受读者欢迎。各大报不惜重金聘请有才干、有经验的记者常住北京，以专电的形式独家报道中央的政治新闻。

③经济新闻报道加强。一战期间，我国的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因而有的报纸，特别是商业报纸还加强了经济新闻的报道。如上海的《新闻报》以工商界和普通市民为主要发行对象，着重开拓经济新闻。1921年元旦创刊的《商报》，也以经济新闻报道与评论为长，对国内外金融行情详加介绍。

④新闻摄影照片在报纸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一些报纸还刊出时事性插画或定期出版图画附张。

（2）新闻通讯事业的发展

民国成立以后，新闻通讯社真正发展起来。1913年至1918年的五六年内，新创办的通讯社不下20家，这些通讯社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有的只有一两个访员，用复写或油印方式向有限的几家报刊发稿。在经济上，大多靠官僚政客和资本家的津贴来维持，也有个别是自由撰稿人独立办的。在这些通讯社中，邵飘萍主办的东京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办得最为成功。

（3）副刊有了大的发展。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报纸上大行其道。民初以后，有更多的报纸开辟副刊，刊登文学作品和茶余饭后的消闲性文字来吸引读者。其中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等，影响都很大。

6．民国初年出现了哪些知名记者?

答：民国初年，由于政论的萎缩和新闻通讯的兴起，诞生了一批以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主要有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等。

（1）黄远生

黄远生(1885—1915)，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出生于书香家庭。辛亥革命后，1912年在北京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了记者生涯。其后编辑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月刊，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和《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还常在《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上发表文章。黄远生正式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三四年的光景，可是他以深厚的中西学基础、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成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与刘少少、徐彬彬(凌霄)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

袁世凯称帝期间，袁氏想借重他在舆论界的声望，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黄远生坚辞不就，由北京避到上海，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公开表示在国体问题上“与贵报主义不合”。为了避祸，他只好远走美国，1915年12月25日晚上，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方面枪杀，年仅31岁。所作通讯评论作品，后辑为《远生遗著》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黄远生在他不长的新闻生涯中，创造了新闻通讯这一文体并将其运用的炉火纯青，为新闻业务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笔名阿平、素昧平生，浙江金华人。曾任《申报》特约通讯员。1912在杭州与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报人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任主编，以才华过人受到同行爱重，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因不时抨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1914年报纸被查封，邵被捕。经营救出狱后，邵飘萍逃亡日本，入日本法政学院，并组织东京通讯社。1915年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1915年年底，返回上海，应邀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抨击袁世凯称帝。袁倒台后，邵接受《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1919年因触怒段祺瑞政府，报纸被查封，邵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应聘为《朝日新闻》工作。1920年下半年，段下台，邵回北京恢复《京报》。

邵飘萍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以善于采访著称，常能访到独家新闻。同时期的张季鸾曾评价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还说，“中国有报纸52年，足当新闻外交而无愧者仅得二人，一为黄远生，一即邵飘萍”。邵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随时处于临战状态，新闻触觉灵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关于一战期间中德断交这样的重大新闻，就是他在不经意间听到一个电话得来的。另外在新闻工作中，广泛交游，随机应变，掌握心理，把握战机，都是他获得独家新闻的重要技巧和手段。他从事新闻14年，其中获得的比较重大的新闻还有金佛郎案、府院之争等社会重大政治、经济、外交新闻。

（3）刘少少

刘少少(1870—1929)，字少珊，笔名少少，湖南善化人。民初北京的著名记者，有“怪杰”之称。出身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求学于岳麓书院。1905年留日，学法政，曾协助杨度主办《中国新报》。1909年回国后，应邀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义，以“少少”为笔名，撰写政论，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武昌起义后，一度返湖南，任共和党报纸《湖南新报》和杨怀中、徐特立等教育界人士主办的《公言》杂志的编辑、记者、主笔。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被聘为主笔，主写时评。1915年，上海《亚细亚日报》欲聘其为主笔，遭他拒绝。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后，他拒绝了袁世凯的收买，走避天津，并发表文章反对帝制，遭到通缉。1918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研究道家学说。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较为保守，但是他的文章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

（4）徐彬彬

徐彬彬(1888一1961)，民初著名的新闻记者，江苏宜兴人，原名凌霄，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是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和剧评专栏作家。徐凌霄于1916年继黄远生任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和随笔。徐彬彬长于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因而他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而又富于情趣，深受读者欢迎。由他创作的纪实小说《古城返照记》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在《时报》连载，一时好评如潮。另外，他对京剧颇有研究，所撰剧评多有创见。20世纪30年代起，徐彬彬长期担任天津《大公报》副刊主编，在《凌霄随笔》、《凌霄汉阁笔记》等栏目连载文史短文，介绍我国文物、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30年代以后徐凌霄又任《大公报》副刊、《戏剧周刊》、《北京》副刊和《小公园》的主编，设立了“凌霄随笔”、“凌霄汉阁谈荟”、“凌霄汉阁笔记”、“凌霄汉阁随笔”等专栏，写出的随笔融时事、经史和历史掌故于一体，颇受读者欢迎。他用彬彬笔名采写的通讯，以内容隽趣、文笔晓畅著称，尤其是他熟悉民初一些政治要员的身世经历，所写通讯常能运用有趣的内幕材料，以此深受读者欢迎。著有《凌霄随笔》、《凌霄汉阁随笔》、《凌霄一士随笔》等，与黄远生、刘少少一道被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

（5）林白水

林白水(1874—1926)，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福建闽县人，曾留学日本。1901年6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1903年与蔡元培合办《俄事警闻》，之后又参与创办《警钟日报》。1917年起，先后在北京创办《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等报，自任社长兼总编辑。早年倾向革命，袁世凯当政后，任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袁世凯倒台后，又被委任参政院参政。1917年起，开始专注于办报。此后到1926年，是他发表政论、时评、小品文等作品最多的时期。他的文风个性明显，非常敢言，“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所办《新社会报》曾因报道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及盐余公债黑幕等消息，被徐世昌查禁，1922年又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被查封，他也一度被捕。出狱后即将《新社会报》改名《社会日报》继续出版，并宣称：“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所以自刑也。”

（6）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笔名一苇、榆民等，陕西榆林人。1926年后，因与吴鼎昌、胡政之一起接办天津《大公报》，任主笔，其名气日渐变大。张季鸾既有中国士人的流风余韵，又有现代报人的广博知识，所作评论文章，注意时效性，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追求预见性，洞悉时局与事态的本质及趋势；注重逻辑性，文章结构严谨，政论缜密；走向通俗性，用平实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标榜公正性，在“客观”与“敢言”间寻求平衡。成为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7）胡政之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四川成都人。1907年，他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应聘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棋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欧战结束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唯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任新记公可《大公报》经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

7．黄远生对我国新闻事业有哪些重要贡献?

答：黄远生是民国初年出现的名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独到的办报观点和新闻思想对我国新闻事业有很大影响。

（1）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黄远生的新闻通讯有以下四个特点：

①题材重大，记载翔实。由于他对于民国政坛比较熟悉，因而能采访到许多别人采访不到的重大新闻和内幕新闻。他的纪录，既是新闻，又是信史。

②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作为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黄远生用他的如椽之笔，对袁世凯黑暗统治和官僚政客痛加针砭。

③细致详尽，幽隐毕达。黄远生的通讯善于捕捉各种细节，绘声绘色，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鞭辟入里。

④通俗自然，不拘一格。黄远生提倡“以浅近文艺普通四周”，因而他的通讯和文章虽然用半文半白的文体写成，却十分浅近，且不拘一格。黄远生还发明了“新闻日记”这种文体，用日记的形式报道或评论当日新闻。

（2）在新闻思想方面，黄远生并没有提出系统的新闻理论，但他的一些理念，散见于作品之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报纸应“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他认为报馆作为舆论机关，其使命应为“救国兴邦”。

②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砥。他主张尽可能客观报道，不以自己的主张轻易否定排斥他人的主张，在没有大量确凿事实之前，不要轻易发议论，可以把事实摆出来，以提供今天或者将来作参考。为了新闻事件的真实，黄远生特别重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反对一些新闻记者以传闻为新闻、面壁虚造的做法，更反对“一人杜撰，万报誊写”。

③记者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基本功的训练，做到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黄远生强调，记者要加强“种种素养”：广博的知识与经验，正确的分析思考能力；广泛地接触社会，加强活动能力；深入调查研究，善于触类旁通，分析事物的能力；注重事实，恰如其分的地叙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