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新闻理论教程》笔记和课后习题(含考研真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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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新闻理论的简要历史与现状

1.1.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世界新闻理论的起点

1.新闻理论的起点

1690年,德国人托俾厄斯·波伊瑟写的博士论文《关于新闻报道》是世界上第一篇新闻理论论文。

(1)新闻的定义

世界各地近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或者告知。

(2)新闻报道的起源

他将新闻报道的起源归因于“部分出于人们的好奇心,部分出于人们的占有欲望,二者共同造就了新闻和报纸的销售”。

新闻报道需要把值得记录的事物,从空洞分散的流言、微不足道的怀疑和平淡琐碎的事物中辨别出来。

2.新闻理论规模化的历程

(1)早期新闻业发展很慢,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形成报纸群和通讯社,才有了对新闻理论的规模化需求。

(2)19世纪末在瑞士和德国的大学最早开设新闻学专科。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设立新闻院系。美国最早的新闻学院是创建于1908年的密苏里新闻学院,被誉为“美国记者的摇篮”,其颁发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享誉全球新闻界的奖项。

(3)中国的学术新闻学形成于1918年,始于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

二、中国新闻理论的两个起点

1.1833—1834年:最早的两篇介绍西方新闻业的中文文章

(1)1833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在澳门出版不定期中文刊物《杂闻篇》,这年8月第2期发表的《外国书论》,是第一篇中文的新闻出版方面的现代文章,仅101字,介绍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和使用方法,首次使用了“新闻纸”的概念。

(2)1834年1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3期发表《新闻纸略论》,是第二篇中文新闻出版方面的现代文章,全文仅322字。

(3)中文“报纸”的英文原词是newspaper,直译即“新闻纸”,是1833—1834年间传教士马礼逊、郭士立最早告知中国的一个关键概念。顾名思义,那张纸上必须印着新闻,才能叫新闻纸。

2.1896年:政治新闻理论的提出

中国新闻理论的起点之一:梁启超的政治新闻理论。

(1)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强调报刊的作用是“通上下”。

(2)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政治新闻理论传统的开始。梁启超把报刊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来还引进并论证了一系列关于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西方的新闻理论,将这些理念服务于政治斗争。他把新闻理论视为“术”和“器”,将报刊视为“政本之本,教师之师”,赋予报刊难以承受的重任。

3.1918年:学术新闻理论的提出

中国新闻理论的起点之二:学术新闻理论,即职业新闻理论。

(1)职业新闻理论的引进者为徐宝璜,是中国最早在美国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之一。

1918年《东方杂志》连载徐宝璜的文章《新闻学大意》。蔡元培支持他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亲自兼任会长。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半年后改名为“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学术新闻学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邵飘萍。

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拟订了简章,规定其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该会出版了《新闻周刊》,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知识的报纸,也是中国最早采用横排式的报纸。

邵飘萍在讲课中论述了新闻工作的职业意识,即“以新闻为本位”。

(2)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学术著作是: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年),主要是新闻理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有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有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戈公振的《新闻学撮要》(1925年)和《中国报学史》(1927年)。

(3)五四运动之后,救亡压倒启蒙,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变得狭小了。新闻学者黄天鹏在20世纪30年代组织编辑出版了30多种新闻学书籍,在保存新闻学资料和发展新闻学方面功不可没。

4.中国报业发展与西方国家在发展阶段上发生历史错位

(1)西方国家新闻学形成于政党报刊时期转变到商业报刊时期(19世纪中叶)以后,因而获得了形成学术性新闻学的环境条件。当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时,中国的报刊恰恰处于政党报刊兴起的时期。西方刚刚形成的新闻学学术理念,到了中国发生了变形,成为政党为取得政治宣传自由的合法性思想武器。

(2)政治新闻学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职业新闻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学逐渐意识形态化。1952年底,全国新闻出版业和广播电台完成国有化改造,所有传媒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大学的新闻专业并撤,主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一北一南两所大学保留新闻专业,新闻理论逐渐成为党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

(3)中国的报业与西方国家的报业,在发展阶段上发生了历史的错位,这一点是理解我国新闻理论带有较多政治色彩的关键。一般国家的新闻业通常经历官报时期、党报时期、商报时期三个依次地发展阶段。西方的现代新闻理论产生于党报时期转向商报时期的过程中(19世纪中叶),而这些理念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正是官报时期的末端,党报时期正在孕育中。

三、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形成

1.《解放日报》改版

194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行改版,毛泽东的党报理论开始在党内居主导地位,其基本观点和操作要点包括:

(1)党报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原则的要点)。因而,报道新闻必须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在版次和内容的编排方面,党内和国内(新中国成立后)的报道始终居于头版和其他靠前的版次,国际新闻则安排在报纸副刊(通常是最后一版)之前。

(2)既然党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工作,那么报道典型人物、典型单位的事迹和工作经验,便成为党报的基本内容。

(3)党报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党报若采用资产阶级通讯社的电讯稿,除了为他们充当义务宣传员外,也会误导工作,因而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电讯稿,这成为一条党报的纪律并延续至今。

2.改版的意义

1942年4月1日的《解放日报》,是改版的第一号报纸,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社长博古起草),提出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1)《解放日报》改版之后,版面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地的新闻成为报纸的头条。这样的安排,是报纸理念的根本转变。中宣部在改造党报通知中强调的党性,即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在版面安排中得到体现。

(2)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文章,论述新的党报工作原则。其中最有理论色彩的便是1943年9月1日(中华民国的记者节)陆定一(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发表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该文提到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要求新闻真实,批判了法西斯的新闻理论,认为其要害即“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这为造谣和强加于人开辟了道路。这种矛盾的论证逻辑,影响到后来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新闻价值”很少被讲到,新闻客观性原则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新闻真实变成了有立场的“本质真实”。

(3)《解放日报》改版,对于党报的建设和成型,对于党报真正成为党的战斗的机关报,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及其典范效应,从思想和管理制度上实现了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这次改版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党报这样一种独特的报刊类型和操作模式——以组织的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

四、同一政治构架中新闻理论的不同表述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与外界隔绝,信息的选择十分有限,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新闻工作有理由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党报的工作传统,典型报道在这种环境中仍然能够取得很大的传播效果。

1.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49—1966年时期关于新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当时所有与新闻工作相关的理论表述都离不开这个核心观点。

(1)“两条新闻路线的斗争”的起点

1948年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两篇谈话侧重点的不同,成为党内后来“两条新闻路线的斗争”的起点。

毛泽东1948年4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重点在于要求报纸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刘少奇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同样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他根据土改中发生政策错误的教训,同时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考察党的政策,及时反馈。他将党报、广播电台的作用比喻为“桥梁”、“导线”,于是党的传媒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与群众之间承担着双向传播的作用,而不是像“喉舌”的比喻那样,只是单向传播。

(2)建国后的两条新闻路线

毛泽东于1957年在关于新闻工作的一系列谈话和文章中继续强调阶级斗争,认为西方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的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要求“政治家办报”。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宣扬“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对新闻界的基本估计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因而在1966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中,提出“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在刘少奇负责了解情况的部委中,包括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刘少奇在与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谈话中,批评了当时新闻界盲目学习苏联,指出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他主张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买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

2.《人民日报》改版

1956年7月1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根据新的形势而改版。

(1)改版的要点

扩大报道范围,增加新闻1.5倍。

开展自由讨论,阐明社会言论。

改进文风,活泼空气。

随着1957年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倾错误,《人民日报》的改版只实行了约半年,而后无疾而终。

(2)刘少奇对媒体宣传的整治

针对1958年我国媒体“大跃进”中粮食亩产、大炼钢铁等方面的虚假报道,1961年刘少奇要求从党中央、媒体两方面检查问题。鉴于“大跃进”中媒体宣传的错误,刘少奇建议清理最近几年提出的各种口号。“清理口号”是刘少奇提出来解决“媒体领导一半”的方法之一。

(3)刘少奇新闻思想的启示

要勤于独立思考,善于创造性地补充、发展原有的理论;

坚持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刘少奇的见解无疑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新闻宣传规律,对实际工作更具切实的正确指导作用。”

五、“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理论”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意味着政治教条完全替代了新闻理论,关于新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传媒成为打倒一切的宣判者。当时所有与新闻工作相关的理论表述,都离不开这个核心观点。

1.“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传媒活动特点

(1)“毛主席语录上报眼”

“毛主席语录上报眼”,始于1961年1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当时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少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内各大报纸(首先是《解放军报》,然后是《人民日报》和各省级党委机关报)纷纷效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所有报纸都必须这样做,成为不成文的规定。

(2)通栏刊登标语口号,作为版面主题

1966年1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报头版通栏标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突出政治,今天突出,明年突出,永远突出”,它是最早这样做的报纸。有时报纸直接用毛主席语录作为通栏标语。

(3)整版刊登“语录歌”

“文化大革命”前夕,报刊开始规模化地刊登崇拜毛泽东的歌曲,《红旗》杂志1965年第3期在《革命歌曲》的大标题下,最早刊载了13首歌曲。登峰造极的时期是在1967—1970年间,各种毛主席语录歌充斥报纸版面。

(4)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话语在报刊上泛滥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式的报道,开始于1966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1966—1971年是高峰时期。

(5)小报数量激增

1966—1968年间,在正常社会秩序被打乱的情况下,红卫兵和一些群众组织出版了大量报纸,多数为四开报纸,也有少量对开报纸,后来俗称“文革小报”。这些报纸一度成为一类主要的社会传播媒介。初期有些报纸为油印,在单位内部散发,后来一部分发展为铅印、胶印,面向社会发行,通常四开四版2分钱一份,高涨时期为1967年。

毛泽东放手支持“文革小报”发展,并认为“文革小报”是继大字报之后的群众组织宣传工具,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特殊形式。“文革小报”是毛泽东十分重要的信息来源。“文革小报”是思想专制的狂热表现。其功能是歌颂和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同时,揭批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以打倒大批老干部。

2.《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理论”,主要体现在1968年“两报一刊”编辑部的长篇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其观点包括:

(1)新闻事业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进一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即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

这是当时错误观点的核心,这样的表述,将“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发生的“一言堂”现象推到了极端。

传媒是精神单位,不是专政机关,而“文化大革命”中传媒说谁是坏人,谁就即刻被打倒,传媒实际上变成了暴力机关,这是对传媒职能的极大歪曲。

(2)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新闻工作的根本任务。

党领导下的传媒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传媒的基本职责是提供新闻,完全否认这一点,将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毛泽东思想”,当时只是毛泽东错误的一面)作为新闻工作的根本任务,促成的是全国思想上的绝对专制。

(3)新闻媒介要把深入持久的大批判作为基本内容和工作方式。

“文化大革命”时期,传媒凌驾于司法之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为解决思想分歧的普遍方式。

(4)工人、贫下中农要到新闻单位担任领导工作。

新闻传媒是文化机构,各个工作岗位都需要有文化的人来担当。然而,那时很多传媒的主要领导人是没有文化的工人、贫下中农。于是,传媒工作出现一种独特的现象,愚昧统治文明。

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新闻理论的三个发展时期

1.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4年)

(1)新闻理论研究的恢复

新闻理论研究的恢复,以1978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后来改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成立为标志。

1980年2月,北京主要几家中央媒体以单位名义成立北京新闻学会(后来改名为首都新闻学会)。

恢复高考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等,在恢复新闻学教学的同时,也开始了新闻理论的研究。

(2)学术分歧

新闻学界在什么是新闻、传媒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如何理解新闻真实、新闻要客观等新闻理论的基本理念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3)新闻理论恢复研究后的研讨会

新闻理论恢复研究后的两次最早的研讨会规模很小,即197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性讨论会、1979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性讨论会,与会者均为老一代新闻工作者。

第三次新闻学界的讨论会规模比较大,影响全国,即1980年5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省区新闻学讨论会,来自41个新闻单位或新闻教学研究单位的80多人与会。这几次会议讨论的问题相近,主要是报纸的性质任务、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报纸批评、新闻真实等。

1980年4月,伴随着党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的主题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当时最早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是新闻”,随后便是“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显然,恢复新闻学的基本理念,是对“文化大革命”政治新闻学的一种本能的反拨。

(4)新闻回归学术

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甘惜分油印了他的《新闻理论基础》书稿征求意见,该书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本关于新闻理论的书,主要内容是党报理论,198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甘惜分当时关于新闻的定义为,“新闻是报道和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的手段”。

1981年,复旦大学教师王中在《新闻大学》上发表的几篇论新闻、论宣传的文章,对过去的一些新闻学观点进行了清理。他当时关于新闻的定义为“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

2.新闻改革研究的高涨时期(1984—1989年上半年)

(1)传媒发展形势

1984年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议论开始“热”起来,《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译著使人们的兴奋点重新转向了信息社会和信息革命,这些话题自然涉及传媒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报业大发展,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报纸结构形成。

全国开始实行四级办广播电视,电视观众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报纸,电视成为第一媒体。

(2)新闻法的研究

在这种传媒大发展的形势下,1984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中宣部新闻局“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从而人大常委会开始着手制定新闻法草案,新闻法的研究也得以开展。

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舆论监督”,倡导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等观点。伴随着党的十三大召开,新闻改革研究提上日程,到处都在召开新闻理论讨论会,讨论新闻如何改革。

1988年新闻学界和业界完成三部新闻法草案,即由新闻出版署新闻法起草组提交的“征求意见稿”、新闻法起草组上海小组提交的“征求意见稿”,以及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新闻法研究室的“试拟”稿。在这三部新闻法草案出台之际,新闻界就制定新闻法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这个阶段,新闻学者们尚无法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把精神集中在与政治相关的新闻体制问题上,而这些问题并非是学界能够解决的,这本身仍然是新闻理论研究泛政治化思维的惯性所致。过于集中地讨论新闻改革、要求实现宏观的新闻法治,使得改革的态势咄咄逼人,而现实条件尚不具备,当权者不能承受,矛盾加大。

中国的新闻理论与政治有难以分清的密切联系,因为新闻传播相当程度上是政治的一部分,因而它的自身调整能力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持而获得发展动力。学界过多地介入其实需要由政界解决的事项,便注定了必须重新回归自身的命运。

3.短暂的过渡时期(1989年下半年—1992年上半年)

鉴于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各新闻单位和新闻教学研究单位进行清查,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1)1989年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做了《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提出新闻宣传工作的“舆论导向”问题,提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重申“正确实行舆论监督”。

(2)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其核心观点为舆论导向非常重要;稳定压倒一切。

(3)要以战备的姿态,包括武战、文战,扎扎实实地、迅速有效地为新闻舆论战线防止和平演变进行政治准备、思想准备、理论准备、组织准备和业务准备,有组织有系统地在报刊上一个个观点地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

4.新闻理论学术化发展时期(1992年下半年至今)

(1)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新闻理论获得稳定发展的社会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拉开了距离,政治家、新闻传播学者、传媒的具体主办者各自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已经能够大体分清各自的领域。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广度明显加大,并开始向研究的纵深发展。

新闻学研究更看重学术化和研究的规范化,出现了一批学术成果;同时,传媒作为文化产业而产生的经营管理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新闻学研究呈现多元,相比过去都绑在“政治”这棵树上,这是一种进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改革已在多方面展开,新闻事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根本性的变革。

(2)新闻理论可以划分为新闻基本理念研究、新闻法治和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新媒体理论研究等内容。

新闻基本理念研究,目前是新闻理论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除了政治身份外,媒体(含频道)变成了一个个利益单元。

微观新闻法治研究和新闻职业道德研究成为热门话题,研究扎实而有成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因而在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新闻理论中关于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措施下产生了效果,研究项目很多,“级别”高,出成果快,成果数量多。

(3)网络传播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普及,新闻传播学界迅速抓住了这个研究话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1998年出版第一本专著,2001年出版第一套教材。但这方面的论著和教材总体质量不高,近年才出现一些较有理论深度的文章。

目前的主要问题为论著以描述为主,然而传播科技的发展变化迅速,描述很快过时,而在理论论证方面把握新媒体的本质、提升人们对此的认识,显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