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

开往纳伊的小火车刚过了玛约门，现在正沿着那条通往塞纳河岸的大街驶去。小车头拖着车厢，鸣着汽笛赶开路上的障碍；它喷着蒸汽，像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活塞发出一片通通的响声，听上去仿佛在用铁腿奔跑。夏天傍晚的闷热笼罩着大街，虽然没有一点风，街上还是扬起一片粉笔灰似的白色尘土，浓厚、呛人，而且热烘烘的；尘土粘在你潮湿的皮肤上，迷住你的眼睛，一直钻进你的肺部。

一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到车门外边来透透空气。

车上的玻璃窗都放了下去，车子开得很快，所有的窗帘都飘了起来。车厢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因为这样的大热天，乘车的人都喜欢待在顶层上和过道上）。有的是装束可笑的胖太太，郊区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用不合时宜的傲慢来代替她们所缺少的雍容华贵。有的是厌倦了办公室生活的先生，他们脸色蜡黄，腰弯背驼，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一只肩膀略微显得有点高。从他们忧愁不安的脸上，还可以看出他们的家庭烦恼，他们经常缺钱花，他们昔日的希望肯定已成泡影；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支衣衫褴褛的穷鬼的队伍。他们在巴黎边上的这片辟做垃圾场的田野中间，住在用石灰刷白的破房子里省吃俭用地过日子，门外的一块花坛就算是他们的花园了。

紧挨着车门，有一个矮矮胖胖的人，脸颊浮肿，大肚子垂在叉开的双腿中间，穿一身黑衣服，佩着勋章绶带，正在和一个穿着肮脏的白帆布衣服、戴一顶旧巴拿马草帽，不修边幅的身材瘦长的人聊天。前一位说话又慢又吞吞吐吐，有时候叫人以为他是个结巴，他是海军部的主任科员卡拉旺先生。后一位从前在一条商船上当卫生员，后来才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住下来，运用他一生东飘西荡后还剩下来的那一点可怜的医学知识，在当地贫苦居民中间行医。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医生”。关于他的品行，当地有不少的流言蜚语。

卡拉旺先生一向过着标准的公务员生活。三十年来，他天天早晨上班，走的是相同的路，在相同的时刻，相同的地点，看见相同的赶着去办公的人；每天晚上，他循着相同的路线回家，又遇见那些他亲眼看着苍老下去的相同的脸。

他每天在圣奥诺莱区大街的拐角上，花一个子儿买一份报纸，再买上两个小面包，然后走进部里，神情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他忙不迭地赶到办公室，心里惴惴不安，老是担心自己有什么疏忽的地方，会遭到申斥。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来改变他单调的生活规律；因为除了科里的事，除了升级和奖金，他什么也不关心。不论是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已经不计较嫁妆，娶了一个同事的女儿），他只谈公事。他那被枯燥的日常工作弄得萎缩了的脑子里，除了和部里有关的以外，就没有别的思想、希望和梦想。但是使这个做科员的总是觉得美中不足、心里难受的，是那些因为有银线袖章而被人叫做“白铁匠”的海军军需官一调进部里，就当上了副科长或者科长；每天晚上，他都要在饭桌上，当着和他一样气愤不平的妻子的面，找出种种理由，证明把巴黎的官职给那些本应航海漂洋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件极为不公平的事。

现在他已经老了，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因为出了中学的大门，他就直接跨进了办公室，他从前见了就发抖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更加厉害的上司。一看见这些室内暴君的门槛，他就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他的那种见了人就局促不安的样子、低声下气的态度和神经质的口吃，就是这种经常不断的恐惧心理造成的。

他对巴黎并不比一个每天由狗领到同一个门檐下讨饭的瞎子了解得更多；即使在他那一个子儿一份的报纸上看到了什么大事或者伤风败俗的新闻，他也会认为那是虚构的故事，编出来供小职员们消遣的。他奉公守法，是个没有一定见解的保守派，不过他憎恨“新鲜事物”。凡是政治新闻他都放过不看，何况他的报纸登这些新闻的时候，总是为了满足给津贴的某一方的需要而任意加以歪曲。每天晚上，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马，神情活像一个从遥远国度来的人地生疏的旅客。

就是在这一年，按规定所必需的三十年的服务年限期满了，一月一日那一天，他获得了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在这些军事化的机关里，就是用它来奖励那些被钉在绿色卷宗上的犯人，奖励他们悲惨的长期苦役（一般称作“忠诚服务”）。这个意外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新的、更高的看法，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为人。怀着遵守礼节，尊重自己参加在内的本国的“勋位团”的合理的情绪，从此以后，他脱下杂色的长裤和式样新奇的上衣，只穿黑色裤子和长礼服，他的宽宽的“勋章绶带”挂在这上面才更相称。他每天早上要刮脸，格外仔细地洗剔指甲，每两天就换一次衬衣。事隔一天，他变成了另外一个卡拉旺，整洁、神气，而且虚怀若谷。

他在家里随时随地都要提到“我的十字勋章”。他感到骄傲，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在扣眼上挂别的任何一种勋章。他见了外国勋章格外生气——“这种勋章不应该准许在法国挂出来”；他特别恨舍奈“医生”，因为每天晚上在小火车上遇见他，他总是挂着另外一种勋章绶带，有白的，有蓝的，有橙黄的，也有绿的。

从凯旋门到纳伊这段路上，他们两个人的谈话也是相同的。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们先谈的是地方上的种种弊端，虽然他们俩都看不惯，可是纳伊区的区长却偏偏不闻不问。接着，正像和医生做伴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卡拉旺把话题转到疾病方面，指望这样可以捡到一点不花钱的小指导，只要问得巧妙，不落痕迹，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一次诊断呢。再加上他近来很替母亲担心。她常常晕厥，隔很久才醒过来。虽然上了九十岁，可是她偏不同意找个医生看看。

卡拉旺一提到她的年高，就深深感动。他一再地对舍奈“医生”说：“您常常见到活这么大岁数的人吗？”说完了他愉快地搓搓手，这倒不一定是他希望看见老太太永远活下去不死，而是因为母亲寿长，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长寿的保证。

他继续说：“哈哈！我家里的人寿都很长；因此，我可以肯定，除非遇到意外，我一定能活到很老才死。”卫生员怜悯地看了他一眼；看了看身边这个人的红润的脸色、肥胖的脖子、垂在两条松软的粗腿间的大肚子，看了看这个虚胖的老科员容易中风的圆身胚；然后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扑扑的巴拿马草帽，嘿嘿笑了一声，回答：“不见得吧，老兄，令堂瘦得只剩一层皮，可您呢，胖得像个皮球。”卡拉旺窘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恰好这时候火车到了站头。两个伙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请他到对面他俩常去的那家环球咖啡馆喝杯苦艾酒。老板和他们挺熟，向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他们隔着柜台上的酒瓶握了一下，然后走过去找从中午起就坐在那儿打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迷。交换了热诚的问候和那句少不了的“有什么新闻”以后，打牌的人继续打牌；他俩告辞的时候，他们头也不抬，光伸过手来；他俩握了手各自回家去吃晚饭了。

卡拉旺住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附近的一所三层楼的小房子里。楼下开着一家理发店。

这套住宅有两间卧房、一间饭厅和一间厨房，几把修过的椅子按照需要从这间搬到那间。卡拉旺太太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扫地抹椅子上；她的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和九岁的儿子菲列普-奥古斯特跟当地的孩子们在大街边上的阳沟里玩耍。

卡拉旺把他的母亲安置在楼上。她的小气在附近一带是很出名的，而人又非常瘦，所以有人说，“天主”把他的吝啬的原则都运用在她的身上了。她性情很坏，没有一天不吵架，不发脾气。她从窗口里骂站在门口的街坊、蔬菜贩子、清道夫和孩子。为了报复，孩子们在她出门的时候，远远地跟着她叫：“老——妖——怪！”

家里的活儿由一个小女用人做。她是诺曼底人，粗心得叫人难以相信。为了防备万一，她睡在三层楼上，老太太旁边。

卡拉旺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那位爱洁成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擦那几把分散在空落落的几间屋里的桃花心木椅子。她经常戴着线手套，头上扣着一顶缀着杂色缎带的便帽，便帽不住地往一边耳朵上滑落。每逢有人撞见她打蜡、刷、擦或者洗濯的时候，她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的人，我家里的一切都很简单，不过清洁是我的奢侈，它和别的奢侈一样有价值。”

她生来就讲究实际，而且固执己见，无论什么事都由她指点引导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在饭桌上，随后在床上，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办公室里的事情。虽然她比他小二十岁，可是他却像对神父似的，什么都告诉她，并且不论什么事都照着她的意见做。

她从来就没有漂亮过；眼下又矮又瘦，可以说很丑。她那点有限的女性特征，本来只要会打扮，也可以很巧妙地显示出来，可是她不善于穿衣服，因而就永远埋没了。她的裙子仿佛不断地朝一边歪；不论在哪儿，也不顾有人没人，她常常出于一种近乎怪癖的习惯，在自己身上这儿抓抓，那儿搔搔。她惯常在家里戴的那些她自以为很美的便帽上，缀着一大堆杂色的缎带，这是她容许自己用的唯一的装饰品。

她一瞧见自己的丈夫，就直起腰来，吻着他的颊须，说：“亲爱的，你没忘了波丹吧？”（指的是他答应替她办的一件事）可是他颓然倒在一把椅子上；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忘了。“糟糕，”他说，“真糟糕，我一整天都想着这件事，可是白费心思，到了后半天还是忘了。”他好像很难过，于是她安慰他，说：“你明天记住，不就完了。部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怎么没有，还是一件大新闻呢：又有一个白铁匠当了副科长。”

她脸色沉下来，问：

“哪一科？”

“国外采购科。”

她气冲冲地说：

“这么说，是拉蒙的职位了，正好是我指望你得到的位子；拉蒙呢？他退休了吗？”

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退休了。”她大发雷霆，便帽也滑到了肩膀上，接着说：

“完了，你看，这个鬼衙门，什么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姓什么？”

“博纳索。”

她拿起一向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查了查，念道：“博纳索。——土伦。——生于一八五一年。——一八七一年任见习军需官。一八七五年任助理军需官。”

“他出过海吗？”

听到这句问话，卡拉旺的脸上又露出喜色，他乐得肚子直打颤。“和巴兰一样，和他的科长巴兰完全一样。”接着，他在更响的笑声中讲了一个部里的人全都觉得挺出色的老笑话：“千万别派他们从水路去视察黎明的海军站，因为他们就是乘小火轮也要晕船呢。”

但是，她就跟没听见似的，仍然板着脸。过了一会儿，她慢慢搔着下巴，嘟囔着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位相熟的议员就好了！等议会知道部里发生的这一切，那部长就会一下子垮台……”

楼梯上传来叫嚷声，打断了她的话。玛丽-路易丝和菲列普-奥古斯特从阳沟里回来了，他们每迈一级楼梯，都要你打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他们的母亲怒气冲冲奔了出去，拉住他们的胳膊，使劲地摇，把他们推到屋里。

他们一看见父亲，就连忙扑过来。他慈爱地吻他们，吻了很久才坐下来，抱着他们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和他们谈心。

菲列普-奥古斯特是个丑孩子，头发乱蓬蓬，浑身没一处干净，脸长得像个白痴。玛丽-路易丝长得像她母亲，说话像她，重复她的话，甚至模仿她的手势。她也说：“部里有什么新闻？”他愉快地回答：“你那位每个月都要来吃饭的朋友拉蒙就要离开我们了，小妞儿，有一位新任的副科长接了他的位子。”她抬起头，望着父亲，用早熟的孩子才有的那种同情口吻说：“这么说，又有一个人踩在你背上蹿上去了。”

他收起笑脸，没有回答。随后就岔开话题，问正在擦玻璃窗的妻子：

“妈在楼上好吗？”

卡拉旺太太放下手里的工作，转过身来，把滑到背上的便帽重新戴好，嘴唇抖动着说：

“好！咱们来谈谈你妈吧！她跟我大闹了一场！你想想看，理发师的妻子勒博丹太太刚才上楼来找我借一包淀粉，正好我出去了，你妈就像对付要饭的，把她撵了出去。所以我也把老太婆狠狠地训了一顿。像往常听到有人指责她的时候一样，她假装没听见。其实，她并不比我聋，是不是？这完全是装蒜；证据就是她一句话也不说，立刻就上楼到自己屋里去了。”

卡拉旺惭愧得说不出话来。正好这时候，小女用人奔进来说晚饭已经好了。他拿起一向藏在墙角的那根扫帚把，往天花板上撞了三下，通知他母亲。然后他们到饭厅里去。卡拉旺太太一边分汤，一边等老太太下来。等来等去，汤也凉了，他们只好慢慢地先吃起来。盆子里的汤喝完了，他们又等。卡拉旺太太气得直埋怨她丈夫：“她这是成心捣乱，你也知道。可是你还老是袒护她。”他左右为难，没有办法，于是打发玛丽-路易丝去叫奶奶；自己却低下头，待着没有动。他的妻子生气地用刀子敲着酒杯的杯脚。

门忽然开了，只有孩子一个人回来，她喘着气，脸色煞白，慌慌张张地说：“奶奶倒在地上了。”

卡拉旺一下子蹦起来，把餐巾往桌上一扔，奔了出去，楼梯上传来了他的通通通的脚步声。他的妻子认为婆婆在耍花招，轻蔑地耸耸肩膀，慢腾腾地跟上楼去。

老太太直挺挺地趴在屋子中间。她的儿子把她翻过来，看见她那张脸一动也不动，没有表情，皮肤发黄、起皱，好像硝过似的，闭着眼睛，咬紧牙齿，整个消瘦的身体已经发硬。

卡拉旺跪在她身边，哼着说：“妈呀，我可怜的妈呀！”但是，卡拉旺太太仔细看了一阵子，说：“得啦，她又晕厥过去了，没有别的；放心吧，不过是耽误咱们一顿饭罢了。”

他们把她抬到床上，脱光了衣裳，卡拉旺夫妻俩和女用人，三个人一同在她身上揉。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揉，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于是他们打发罗萨丽去请舍奈“医生”。他住在絮伦附近的河边上。路很远，因此等了很久，他才来到。他检查了老太太，把了她的脉，听了她的心脏，大声说：“不行了。”

卡拉旺扑在母亲身上，哭得浑身抖动；他拼命地吻着那张僵硬的脸，哭得那么悲痛，大颗的眼泪像水点似的扑簌扑簌滴在死人脸上。

卡拉旺太太也流露出适当的哀痛。她立在丈夫背后，不住手地揉眼睛，低声哼哼。

卡拉旺脸也肿了，稀稀落落的几根头发也乱了，在真正的悲伤中，显得很丑。他忽然立起来说：“可是……您有把握吗，医生……您真的有把握吗？……”卫生员连忙走过来，像商人夸耀自己的货物似的，老练地摆弄着尸首，说：“瞧，朋友，您瞧瞧这只眼睛。”他翻开她的眼皮，老妇人的眼珠在他手指底下露了出来，跟平常一样，只不过瞳孔好像有点放大。卡拉旺仿佛有一把刀子扎在心上似的，吓得浑身发毛。舍奈先生又抓起老太太缩拢的胳膊，使劲扳开她的手指头，好像当面受到别人反驳似的，愤愤地说：“您看看这只手，放心好了，我决不会弄错。”

卡拉旺又扑在床上打滚，像条牛似的哀号。他的妻子一边虚情假意地哭着，一边办该办的事。她把床头柜搬过来，铺上一块餐巾，放上四根蜡烛，点着了以后，又从壁炉台上取下挂在镜子背后的一根黄杨树枝，搁在蜡烛当中的一个盆子里。没有圣水，盆子里盛满了清水。但是她脑筋一动，抓了撮食盐扔在水里。毫无疑问，她以为这样一来就算完成了祝圣的仪式。

象征死神降临的场面布置完毕，她一动不动地立着。这当儿，曾经帮她布置的卫生员低声对她说：“应该把卡拉旺领出去。”她点点头，走到仍然在跪着啼哭的丈夫身边，和舍奈先生一人架一条胳膊，把他搀起来。

他们先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的妻子吻吻他的额头，开导了他一番。卫生员也随声附和，劝他要坚强，拿出勇气来，劝他要安于天命，其实这都是一个人在遇到这种难以招架的灾难时，根本办不到的事。接着，他们俩又搀着他，把他领了出去。

他抽抽噎噎，哭得像个胖孩子，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胳膊搭拉着，腿发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机械地迈着两只脚，走下楼去。

他们把他安置在他平常吃饭时坐的那把扶手椅上，面前放着的是差不多空了的汤盆，他的汤匙仍然浸在残汤里。他坐着不动，盯着酒杯发愣，什么念头也没有。

卡拉旺太太在一个角落里和医生谈话，打听该办的手续，要他出点切实可行的主意。舍奈先生好像还在等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抓起帽子，说他还没有吃晚饭，行了个礼，打算走了。她叫了起来：

“怎么，您还没有吃过晚饭吗？那就在这儿吃吧，医生，在这儿吃吧！我们有现成的，不用客气；因为，您知道，我们也吃不了多少。”

他婉言推辞；可是她坚持说：

“这算什么，您千万别走。遇到这种时候，能有个朋友在身边，真是件高兴的事；再说，您也许能够劝劝我丈夫吃点东西；他需要打起精神来才成呀。”

“医生”鞠了个躬，把帽子放在家具上，说：“既然如此，我只好领情啦，太太。”

她对昏了头的罗萨丽吩咐了一番以后，也坐下来吃饭，照她的说法不过是“装装样子，陪陪‘医生’罢了”。

凉了的汤又送上来了。舍奈先生喝完了又要求添了一次。接着端上来的是一盘里昂式牛肚，散发出一股洋葱的香味，卡拉旺太太决定自己也尝一点。“挺不错，”“医生”说。她听了笑笑说：“真的吗？”然后转过头来对丈夫说：“你也吃点吧，可怜的阿尔弗雷，仅仅为了垫垫肚子，想想看，你还要熬夜呢！”

他驯服地递过盆子来，毫不反抗，毫不考虑地任人摆布，仿佛谁要命令他去睡觉，他也会立刻就上床似的。接着，他就吃起来了。

“医生”自己动手，一连在盘子里取了三次；卡拉旺太太不时地用叉子叉起一大块牛肚，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吃下去。

满满一钵子通心粉端来了，“医生”嘟囔着说：“哟！这才是好东西。”卡拉旺太太这次替每人都分了一份，甚至连孩子们用的小碟子都盛满了；这两个孩子稀里呼噜地吃着，因为没人管，他们开始喝不兑水的葡萄酒，同时桌下的脚也互相踢起来。

舍奈先生想起了罗西尼就爱吃这种意大利菜，冷不防地说：“瞧！还押韵呢；完全可以做一首诗，这样来开头：

罗西尼大师

爱吃通心粉条子……”

谁也没有听他说。卡拉旺太太忽然间变得心事重重，她在考虑这桩变故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她的丈夫呢，用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放在台布上，呆头呆脑地盯着它们瞧。他嗓子眼干得冒烟，一次又一次地把盛满葡萄酒的杯子举到嘴边；他的理智本来已经被打击和悲伤搅乱了，现在变得轻飘飘的，好像在刚开始的、困难的消化食物过程突然造成的昏晕中飞舞。

再说，“医生”喝起酒来像个没底的窟窿，他显然已经醉了。卡拉旺太太也受到一种神经紧张之后必有的反应；虽说喝的是白水，可是心里很乱，非常兴奋，而且脑子也有点糊涂了。

舍奈先生开始叙述几家死了人的人家发生的事，这些事在他看来荒唐透顶。因为在巴黎的这个住满外省人的郊区里，可以常常见到乡下人对死人的那种冷漠的态度——哪怕死的是亲爹或者亲娘，——那种毫无敬意的，而且自己还不知道的残忍态度在乡下很普通，可是在巴黎却觉得很稀罕。他说：“瞧，就在上个星期，皮多街上有人请我去。我连忙奔了去，一看，病人已经断了气，可是家属们却正围在床边从从容容地喝茴香酒。这瓶酒是头天晚上买来给垂死的病人过瘾的。”

但是，卡拉旺太太并没有听，她一直在想着遗产；卡拉旺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听不懂。

咖啡斟好了。为了提神，咖啡煮得很浓。每一杯兑了白兰地的咖啡，很快地在他们的双颊添上一层红晕，并且把他们已经糊涂的脑子里最后剩下的一些思想搅得更乱了。

接着，“医生”突然抓起酒瓶，替每人斟一点白兰地涮涮杯子。食物的消化使他们觉得浑身暖烘烘的，懒洋洋的，再加上饭后喝的烈酒，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陷在肉体的舒适感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慢慢啜着在杯底形成一种淡黄色糖浆的甜白兰地。

孩子们已经睡着了，罗萨丽把他们送上床。

卡拉旺像所有遭到不幸的人一样，有了一种要忘掉一切的欲望，他不知不觉地一连喝了好几杯白兰地；他的没有生气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

“医生”终于站起来，准备走了；他抓住朋友的胳膊，说：

“好，跟我一块去；透透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一个人在烦恼的时候，不应该老待着不动。”

对方顺从地戴上帽子，拿起手杖，走了出去；他们俩挽着胳膊，在星光下向塞纳河走去。

香喷喷的微风在温暖的黑夜里吹拂，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附近一带的花园都开满了花。花的香气在白天闻不到，仿佛天一黑就醒过来似的，混在黑暗中吹过的轻风里四处飘散。

宽阔的大街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两行煤气街灯一直伸展到凯旋门。然而，在那边，从一片红雾笼罩中传来了巴黎的闹声，那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喧嚣声。远处，在平原上偶尔有一列开足了马力奔来的，或者穿过外省朝海滨驶去的火车的汽笛声，好像跟巴黎的喧嚣声遥相呼应。

户外的空气，拂在他俩的脸上，一开始使他们感到那样意外，以致“医生”差点儿失掉了平衡，卡拉旺从吃晚饭时就感到头晕，这时晕得更加厉害了。他好像在梦中走路，脑子昏昏沉沉，浑身无力，因为陷在一种使他感觉不到痛苦的精神麻木状态里，所以他已经没有强烈的悲伤，甚至还感到了轻松；尤其是弥漫在黑夜里的这股暖烘烘的花香，越发使他感觉轻松。

他们到了桥头，就顺着河向右走，迎面吹来一阵凉风。在一排高耸的白杨前面，河水忧郁安静地流着；星星被流水荡漾着，好像在水里游泳。淡淡的白雾飘浮在对岸的河堤上，给人肺里注入一股潮湿的气息；卡拉旺猛然站住，这股河水的气息打动了他，在他的心里挑起了许多往昔的回忆。

他突然又看见了他小时候的母亲，弯着腰，跪在遥远的庇卡底的家门口，正在穿过园子的小河边上洗她身边的一堆衣裳。他仿佛听见了她的在寂静的田野间的棒槌声和她的叫喊：“阿尔弗雷，替我拿块肥皂来。”他又遇见了这股相同的流水的气味，这片相同的笼罩在潮湿的土地上的薄雾，也正是这种相同的沼地里蒸发出来的水汽的味道以前一直停留在他的心头，永远忘不掉，偏偏在他母亲刚去世的当天晚上又闻到了。

他站着不动，绝望的情绪又猛然袭上心头。仿佛有一道闪光一下子照亮了他的整个不幸；这阵缥缈无定的微风把他投在无法挽救的痛苦的深渊里。他的心被这永无尽期的分离撕碎了。他的一生从此被切成了两段；他的整个年轻时代被这次死亡吞下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的“过去”都结束了；所有年轻时的回忆都化为乌有了；再没有人能和他谈谈往事，谈谈他从前认识的人、他的家乡、他自己以及过去生活中感到亲切的事。这是他生命中已经不复存在的一部分，现在死亡轮到另一部分了。

往事一件跟着一件在他眼前掠过。他又看见了年轻的“妈”，穿着旧衣裳，这些衣裳穿得那么久，在他印象里好像和她本人分不开似的；他在无数原来已经忘掉的场合中又找到了她的模糊的相貌、手势、腔调、习惯、怪癖、愤怒、脸上的皱纹、手指头的动作以及惯常的而又不会再有的姿态。

他伏在“医生”身上，伤心得哭了起来。两条软弱无力的腿发抖，整个胖身子随着哭声颤动，嘴里咕哝着：“妈，我可怜的妈，我可怜的妈呀！……”

但是，他那位仍然醉着的同伴，正在想怎样到常常偷着去的地方去消磨这个夜晚，给他这阵强烈的哀痛弄得不耐烦起来，于是扶着他在河边的草地上坐下，借口去看一个病人，差不多立刻就撇下他走了。

卡拉旺哭了很久；哭到后来，眼泪流干了，全部的痛苦可以说也跟着流光了，他重新又感到了轻松、舒坦和意想不到的平静。

月亮出来了；大地沐浴在柔和的月光里。高耸的白杨闪着银光，平原上的雾仿佛是浮动的白雪；河水里不再有星星游泳了，但是看上去好像盖满了螺钿，不息地流动着，激起闪烁发亮的涟漪。空气温和，微风馥郁，大地沉入了甜美舒适的梦乡中，卡拉旺尽情享受着黑夜的温柔；他畅怀地呼吸，觉得浑身充满了凉爽、宁静和无上快慰的感觉。

然而，他还是尽力地抵制那袭上心头的舒适感，一遍遍地说：“妈呀，我可怜的妈呀。”在正直人的良心谴责下，他想哭，可是又哭不出来。甚至连刚才还害得他嚎啕大哭的那些念头也引不起他的一点悲痛了。

于是他站起来，慢慢地循着原路往回走，沉浸在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大自然的宁静里，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觉得万念皆空了。

他走到桥头，看见了就要开出的末班小火车的灯光，以及环球咖啡馆背面一排灯火通明的窗子。

突然间，他觉得需要找个人谈谈他的不幸遭遇，来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关切。他哭丧着脸，推开咖啡馆的大门。老板仍旧守在柜台上。他走过去，原来以为所有的人都会立起来，走近他，一边伸手让他握一边问：“咦，您这是怎么啦？”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忧伤的面容。他于是趴在柜台上，双手捧着脑袋，嘟嘟囔囔地说：“啊！主啊！主啊！”

老板望望他，问：“卡拉旺先生，您病了还是怎么的？”他回答：“没有病，我可怜的朋友，我妈刚去世了。”对方心不在焉地“啊”了一声；正好这时候，店堂尽头有个客人在叫：“来一杯啤酒！”他立刻用吓人的声音应道：“噢！……来啦。”抛下了目瞪口呆的卡拉旺，奔过去侍候客人。

三个牌迷还在晚饭前的那张桌上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地打多米诺骨牌。卡拉旺走过去，想引起他们的同情。可是他们当中好像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来了，于是他决定自己先开口。“才不过一会儿工夫，”他对他们说，“我就遭到了一场大祸。”

他们三个人同时稍稍抬了抬头，但是眼睛仍旧盯着手上的牌。“怎么回事？”“我妈刚去世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喃喃地说：“啊！真没想到。”用的是从不关心人的那种假装悲伤的声调。第二个人找不出话好说，摇摇头，嘘了一声，表示惋惜。第三个人又继续打牌，看上去倒好像他心里在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卡拉旺期待的是一句所谓“真心流露”的话。现在一看自己受到这样的对待，连忙走开。他恨他们对朋友的痛苦居然冷漠到这个地步，尽管这个痛苦在当时已经很麻木，可以说连他自己也感觉不到了。

他走了出去。

他的妻子穿着睡衣，坐在开着的窗户边的一把小椅子上等他。她心里一直在盘算着遗产的事。

“快脱衣裳，”她说，“咱们到床上再谈吧。”

他抬起头，望望天花板，说：“不过……楼上……没有人。”“放心吧，有罗萨丽守在她旁边，你先打个盹，到早上三点钟再去替她。”

不过他怕万一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衬裤还是没有脱掉。他在头上包了一条围巾，跟在他妻子后面钻进被窝。

他们并排坐了一会儿。她在想心事。

甚至在这时候，她的睡帽还缀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而且略微有点朝一边耳朵上歪，仿佛是受到她戴便帽养成的那种无法改变的习惯影响似的。

她突然转过头来，对他说：“你知道你妈立过遗嘱吗？”他迟迟疑疑地说：“我……我看没有……她一定没有立过。”卡拉旺太太盯住她丈夫的脸，愤愤不平地低声说：“真是没良心，是不是；我们千辛万苦地服侍她，供她住，供她吃，算算也有十年啦！换了你妹妹，就决不肯干，就说我吧，我要是知道得到的是这样的报答，我也不会干！哼，这是她身后留下的一桩耻辱！你也许会对我说，她贴过房钱饭钱，不错，但是小辈们的照应，可不是能用钱付得清的；应该在死了以后用遗嘱来报答。凡是体面的人都这么办。看来，我是白辛苦白忙了一场！太好了！哦！太好了！”

卡拉旺心烦意乱，一遍遍地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求求你好不好。”

她说着说着渐渐地平静下来，又用平素的声调说：“明天上午应该通知你妹妹。”

他一下子蹦了起来，说：“哎呀，我倒一点没有想到；天一亮我就去打电报。”可是她想得很周到，拦住他说：“不，到十点十一点之间再打，好让咱们在她来到以前把事情都安排好。从夏朗东到这儿，至多两个钟头就够了。我们可以推说你吓昏了头。再说，就是上午通知，也不算晚呀！”

可是，卡拉旺拍拍脑门，用平时谈到那位他甚至一想到就发抖的科长时用的那种畏惧口吻说：“还应该通知部里一声。”她回答：“为什么要通知？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忘了，也是可以原谅的。相信我的话好了，不用通知；你那位科长什么也不能说，你可以狠狠地窘他一下。”“啊！可不，”他说，“看见我没有去，一定还会发脾气呢。嗯，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好主意。等到我告诉他我妈死了，他也只好不言语了。”

这位科员非常满意这个玩笑，一边搓手，一边想象着科长的脸色。这当儿，老太太的尸首躺在楼上已经睡着了的女用人旁边。

卡拉旺太太忽然又变得心事重重，好像有一件说不出口的事在缠着她。最后她下了决心，说：“你妈已经把那个美女玩球的座钟许给了你，对不对？”他想了一会儿，说：“对，对；她对我说过，不过那还是很久以前她刚到这儿来的时候说的。她当时对我说：‘如果你待我好，这个座钟将来就归你了。’”

卡拉旺太太放下心来，展眼舒眉地说：“既然说过，你看，就应该拿过来，因为你妹妹来了，她就不会让我们动了。”他迟迟疑疑地说：“你这样想吗？……”她生气地说：“我自然是这样想；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搬下来，那就算咱们的了。她屋里的那口大理石面的五斗柜也是一样。有一天她脾气好的时候曾经答应过给我。我们也一起搬下来好了。”

卡拉旺好像有点不相信。“不过，亲爱的，这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呀！”她转过脸来，气冲冲地说：“哼！你呀，你就永远改不了吗？你情愿自己的孩子饿死，也不愿意动一动。从她答应给我的时候起，这口五斗柜就是咱们的了，对不对？如果你妹妹不同意，让她来找我好了！我才不在乎你妹妹呢。好啦，起来，咱们立刻去把你妈给咱们的东西搬下来。”

他迫不得已，颤颤巍巍地从床上下来，刚要穿裤子，她又拦住他，说：“用不着穿衣裳了，走吧，有衬裤就成了。你看，我就这样去。”

他们俩穿着睡衣，悄悄爬上楼，小心地开开门，走进屋子。屋子里守着直挺挺长眠的老太太的，仿佛只有点在盛黄杨树枝的盆子周围的那四根蜡烛；因为罗萨丽躺在扶手椅上，早已睡着了。她伸着两条腿，手交叉着放在裙子上，头歪在一边，一动不动，张着嘴轻轻打着呼噜。

卡拉旺取了座钟。像帝国时代的许多艺术品一样，这是件怪里怪气的摆设。一个镀金的美女铜像，头上饰着各种花，手上拿着一个杯球，球用来做钟摆。“给我，”他的妻子说，“你搬五斗柜上的大理石面。”

他听从她的吩咐，喘着气，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大理石面扛到肩膀上。

接着两口子朝外走。卡拉旺到了门口，伛下腰，开始哆哆嗦嗦地下楼梯；他的妻子倒退着走，一只手端着蜡烛替他照亮，一只手里抱着钟。

到了自己屋里，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难办的已经办完了，”她说，“再去搬剩下的吧。”

可是五斗柜的抽屉里装满了老太太的衣裳，得收在一个地方才成。

卡拉旺太太念头一转，说：“快去把门廊里的那只薄板箱子搬来；它不值四十个子儿，就摆在这儿吧。”木箱搬来以后，他们动手腾抽屉。

他们一件一件地取出袖口、领饰、衬衣、便帽，取出躺在他们背后的那位老太太的全部可怜的旧衣裳，整整齐齐地放在木箱里，好瞒哄第二天来奔丧的另外一个后裔布罗太太。

完事以后，他们先把抽屉搬下去，接着又一人抬一头把柜身搬下去；两个人斟酌摆在什么位置合适，斟酌了很久。最后才决定把它放在卧房里，床对面的两扇窗户中间。

五斗柜刚摆好，卡拉旺太太就立刻把自己的替换衣裳放进去。座钟放在饭厅的壁炉台上；两口子欣赏布置的效果，立刻感到十分满意。“挺不错吧，”她说。他回答：“嗯，挺不错。”接着他们上床睡觉，她吹熄了蜡烛，不久在这所房子的两层楼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

卡拉旺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了。他刚睡醒，脑子里昏昏沉沉的，过了几分钟以后，这才记起了那件大事。回忆好像当胸给了他狠狠的一拳，他连忙跳下床，心里又是一阵难过，差点哭了出来。

他急急忙忙奔上楼，罗萨丽还在那间屋子里睡觉，仍旧保持着头天晚上的那个姿势，因为她一整夜就没有醒过。他打发她去干活儿，自己动手换掉已经点完了的蜡烛，然后望着母亲，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表面上看来好像高深莫测的思想，那些智力不高的人在死人面前无法摆脱的宗教和哲学的庸俗见解。

但是他听见妻子叫他，只好又走下楼。她已经把上午该办的事开了一张单子。他接过来一看，吓了一跳。

他逐条看下去：

1.到区上登记；

2.请医生验尸；

3.定寿材；

4.到教堂去；

5.到殡仪馆去；

6.到印刷所去印讣闻；

7.找公证人；

8.打电报通知亲属。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要办的小事。他于是取了帽子，立刻出门。

然而，消息已经传开，女邻居们开始上门来要求看看死人。

楼底下的理发店里，甚至为了这件事，在妻子和正替顾客刮脸的丈夫间，发生了一场争执。

女的一边织袜子，一边低声念叨：“又少了一个，少了一个世上不多见的小气鬼。老实说，我从来就不喜欢她，可是我还是应该去看看她。”

男的一边在顾客的下巴上抹肥皂，一边嘀咕：“您听听这些怪念头！只有女人才想得出。她们活着的时候麻烦您还不够，死了还不让您安生。”但是他的妻子毫不动气地接过来说：“有什么办法呢；我觉着非去一趟不行。今天上午我一直惦着这件事。我要是不去看看她，就像这一辈子都会放不开这件事似的；可是，等到我仔仔细细地看过她的模样以后，我就心满意足了。”

手里拿着剃刀的理发师耸耸肩膀，向那位刮脸的先生低声说：“我倒要问问您，这伙该死的娘儿们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换了我，我可不把看死人当乐事！”但是他的妻子却听见了他的话，心平气和地回答：“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嘛。”说完把手里的活儿往柜台上一撂，就上楼去了。

已经有两个女邻居先来了，她们正在和卡拉旺太太谈论这件不幸。卡拉旺太太把经过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讲给她们听。

她们朝停尸的屋子走去。四个女的轻手轻脚走进去以后，挨次蘸了点盐水洒在被窝上，跪下来，一边喃喃地祈祷，一边划十字；然后立起来，瞪着眼睛，张着嘴，长久地望着尸首；这当儿，死者的媳妇用一块手绢蒙住脸，假装在伤心地哭。

她扭转身，正准备出去，发现玛丽-路易丝和菲列普-奥古斯特两个人穿着衬衣立在门口，好奇地望着。于是她忘掉了装出来的悲痛，举起手，奔过去，气冲冲地嚷道：“还不快滚，淘气鬼！”

十分钟以后，她又陪着另一批女邻居上楼来了。她重新在婆婆身上挥黄杨树枝，祈祷，流泪，尽完了她应尽的孝道以后，又发现两个孩子跟在她身后。她狠狠打了他们两巴掌；但是到了第三次上来，她就不再管他们了；每次有客人来，两个孩子都跟着，跪在角落里，一遍遍地模仿他们母亲的每一个动作。

一到下午，被好奇心驱使来的女人就开始减少了。没有多久，就不再有人上门来了。卡拉旺太太回到自己屋里，忙着准备出殡的事。死人被孤零零地抛在楼上。

窗户开着，火辣辣的热气夹着一团团的尘土钻进屋里来；四支蜡烛的火焰在静止不动的尸体旁边跳动着；小苍蝇在被窝上，双目紧闭的脸上，伸出的两只手上爬动，飞来又飞去，不断地兜圈子，它们来拜访这位老太太，等候着它们自己即将死亡的时刻的来到。

玛丽-路易丝和菲列普-奥古斯特却已经又到大街上去玩了。没有多久，他们就被小朋友们围住，特别是那些小姑娘，她们更机警，能够更快地嗅出生活中的一切秘密。她们像大人似的打听：“你奶奶死了吗？”“死了，昨天晚上死的。”“死人是什么样子？”玛丽-路易丝开始解释，她讲到蜡烛、黄杨树枝和死人的脸。这么一来，打动了所有孩子的好奇心，他们要求也让他们上楼去看看。

玛丽-路易丝立刻组织了第一批人：五个女孩和两个男孩，都是最大的，最有胆量的。为了不让人发觉，她逼他们先脱掉鞋子。这一队人钻进房子，像一群老鼠似的敏捷地爬上楼。

到了屋里，小姑娘立刻模仿她母亲，按部就班地照仪式办事。她庄严地领着小朋友们跪下来，划十字，嚅动嘴唇，再立起来，把水洒在床上。然后，挤成一团的孩子们走过来，怀着恐怖、好奇而又高兴的心情观看死人的脸和手。这当儿，她突然用小手绢蒙住脸，假装哭泣。接着，她想到在门口等她的那些人，心中顿时得到了安慰，连奔带跑地带走这一批人，立刻又一批一批地不断领人上来，因为当地所有的孩子，甚至连衣衫褴褛的小要饭的，都赶来参加这桩新奇的游戏。而且她每一次都一丝不苟地模仿她母亲装腔作势的动作。

最后，她累了，孩子们被另外的游戏吸引到别处去了；老祖母依旧孤零零的一个人，被人完全忘记了。

屋子里布满了阴影；她那张干枯起皱的脸随着蜡烛火焰的跳动，一会儿明，一会儿暗。

八点钟左右，卡拉旺上楼关好窗子，换掉蜡烛。他现在进来，态度很镇静，因为他已经看惯了尸首，就好像它已经在那儿摆了好几个月似的。他甚至还能够注意到并没有一点腐烂的现象。在坐下来吃晚饭时，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妻子。妻子回答：“可不，她就跟木头一样，至少可以保存一年。”

他们喝着汤，一句话也不说。孩子们整天没人管，累得一坐到椅子上就打起盹来。所有的人都保持着沉默。

灯光突然暗下去。

卡拉旺太太立刻拧了拧灯心；可是油灯发出一种空洞的声音，咕咕地响了好一会儿，接着就熄了。竟忘了买油！如果到杂货店去，势必要耽误吃饭，那就找蜡烛吧；可是除了点在楼上床头柜上的那几根外，一根也没有了。

卡拉旺太太做事素来果断，她马上打发玛丽-路易丝上楼去取两根下来，其余的人就在黑暗中等着。

他们清清楚楚听见小姑娘上楼的脚步声，随后是几秒钟的寂静；接着这孩子匆匆奔下楼。她推开门，神色完全变了，比头一天报告不幸消息时还要慌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啊！爸爸，奶奶在穿衣裳！”

卡拉旺一下子蹦起来，被他带倒的椅子一直滚到了墙边。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你说什么？……”

可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玛丽-路易丝又说了一遍：“奶……奶……奶奶在穿衣裳……就要下楼来了。”

他发狂般地奔上楼梯，后面跟着惊呆了的妻子。但是到了三楼的房门口，他站住了，吓得不敢进去。他会看见什么呢？卡拉旺太太到底比丈夫胆子大，她转了一下把手，走了进去。

屋里仿佛变得更暗了；当中有个又高又瘦的人影在动。老太太已经下床了；她从昏迷中醒来，甚至在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前，就侧转身子，用一只胳膊撑起来，把点在灵床边的蜡烛吹熄了三支。体力复原后，她下床找衣裳。五斗柜不见了，她起初有点着急，不过慢慢地她在木箱里找到了自己的衣裳，不慌不忙地穿了起来。接着她又把满满一盆水泼掉，黄杨树枝仍旧到镜子背后，椅子都归到原处，正准备下楼时，她的儿子和媳妇就进来了。

卡拉旺奔过去，握住她的双手，噙着眼泪吻她。他的妻子在他背后，假情假意地一连说了两遍：“这可好啦，这可好啦！”

但是，老太太却没有被感动，甚至看上去她仿佛并不了解似的。她僵硬得像一座雕像，眼神冷冰冰，仅仅问了一句：“晚饭快好了吗？”他失魂落魄，含含糊糊地说：“是呀，妈，我们正在等你。”他第一遭这么殷勤地挽住她的胳膊。卡拉旺太太端起蜡烛，像夜间替扛大理石的丈夫照路一样，一级一级地倒退着走在前面。

到了二楼，她差点撞着正在上楼的人。原来是住在夏朗东的亲戚来了，布罗太太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她的丈夫。

女的又高又胖，挺着个害臌胀病的大肚子，上身往后仰着。她吓得睁大眼睛打算逃走。她的丈夫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学说的皮匠师傅，矮矮个儿，满脸胡子，看上去活像猴子；他冷静地低声说：“咦，怎么回事？她活过来啦！”

卡拉旺太太一认出他们，就无可奈何地朝他们摆了摆手，然后大声说：“唉呀！怎么！……是你们来啦！真没有想到！”

但是布罗太太已经吓昏了，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低声回答：“是你们打电报催我们来的，我们还以为毫无指望了呢。”

她的丈夫在背后捏了她一把，叫她住口。然后带着藏在大胡子里的奸笑，补了两句：“承蒙你们邀请，真是太客气啦。我们不敢耽搁，立刻就赶来了。”话里暗射着这两家人家中间长期存在的仇恨。随后，老太太到了楼梯最下面几级，他连忙迎上去，用盖住脸的胡子擦了擦她的双颊，怕她耳聋听不见，于是对准她耳朵大声说：“这一向好吗，妈？身体还是那么硬朗？”

布罗太太看见本来以为死了的人现在活得好好的，吓得发了呆，甚至不敢过去抱吻；她的大肚子塞满了整个楼梯口，挡住了其余的人的路。

老太太很不自在，她起了疑心，不过一直没有开口，只是望着周围的人；她的灰色的小眼睛锐利、严厉，一会儿盯住这个人望望，一会儿盯着那个人望望；她的孩子们从她眼睛里能够清楚地看出她在想些什么，因而一个个都变得很狼狈。

卡拉旺打算解释一下，他说：“老太太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好了，完全好了，对不对，妈？”

老太太一边继续朝前走，一边用她那微弱得像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回答：“一下晕厥过去了，不过你们说的做的我都听见了。”

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他们走进饭厅，坐下来吃一顿临时张罗起来的晚饭。

只有布罗先生一个人还能沉住气。他那张大猩猩般凶恶的脸作了许多怪相；他信口说了些语义双关的话，弄得所有的人都局促不安。

可是，门铃声时时刻刻从门廊那儿传来，晕头转向的罗萨丽一次次奔进来找卡拉旺，他连忙撂下餐巾出去。他的妹夫甚至问他：这一天是不是他会客的日子。他含含糊糊地说：“不，都是些杂七杂八的小事。”

后来，有一包东西送了进来，他冒冒失失拆了开来，原来是印着黑边的讣闻。他脸涨得通红，连忙包好，塞在坎肩里。

他的母亲并没有看见；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壁炉台上她那个座钟，镀金的杯球不停地摆动着。在冷冰冰的沉默中，局促不安的气氛越来越浓重了。

老太太转过那像巫婆似的起皱的脸，眼睛里闪出一丝阴险的光芒，对女儿说：“星期一，把小妞儿带来，我想看看她。”布罗太太顿时露出了笑容，大声说：“好的，妈。”卡拉旺太太脸色却变得像纸一样白，急得差点晕过去。

这当儿，两个男的渐渐聊起天来了；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没想到他们竟展开了一场政治争论。布罗拥护各种革命的共产主义学说，他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两只眼睛在毛茸茸的脸上炯炯发光，大声嚷道：“说到财产，先生，那是对劳动者的掠夺；——土地是属于所有人的；——继承权是卑鄙可耻的！……”但是他猛然闭上了嘴，惭愧得像说了什么蠢话似的。过了一会儿，才用比较温和的口吻补了一句：“现在不是争论这种问题的时候。”

门开了，舍奈“医生”走了进来。开始他有点惊慌，转眼间就恢复了常态；他走到老太太跟前说：“哈哈！老太太今天挺好嘛！啊！我早就猜到了；刚才上楼时，我还对自己说：我敢打赌，她老人家又起来了。”他轻轻拍着她的背接着说：“她结实得像新桥；你们瞧着吧，咱们全得由她老人家来送终呢。”

他坐下来，接过别人递给他的咖啡，很快地就卷入了两个男人的争论。他赞成布罗的意见，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被牵连到公社的案子里去过。

老太太渐渐感到累了，打算回到楼上去。卡拉旺连忙走过来，可是她盯住他的眼睛，说：“你马上给我把五斗柜和座钟搬上去。”不等他结结巴巴说完他那句“好的，妈”，她已经挽着女儿的胳膊，走出去了。

卡拉旺两口子陷在极端的绝望中，惊惶失措，说不出话来。布罗却一边得意地搓手，一边喝咖啡。

卡拉旺太太气得发了疯，突然朝他扑过去，嚷道：“您是一个贼，一个无赖，一个流氓……我要把唾沫啐在您脸上……我要……我要……”她找不出话来说，气得喘不上气；可是他却一直在笑眯眯地喝咖啡。

正好这时候，他的妻子回来了，于是卡拉旺太太又朝她的小姑子奔过去；这姑嫂俩一个肥胖，肚子大得吓人，另一个瘦小，好像在发羊痫风；两个人的声音都变了，手抖个不停，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地破口大骂。

舍奈和布罗过来排解。布罗一边抓着他妻子的两个肩膀，把她推出门去，一边大声说：“快滚，你这头蠢驴，不要再嚷了！”

他们的争吵声从街上传来，渐渐地远了。

接着，舍奈先生也走了。

剩下了卡拉旺夫妻俩面对面站着。

后来，男的倒在一把椅子上，两鬓沁出一阵冷汗，喃喃地说：“我怎么去对科长说呢？”

郝运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