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动员期地方和部门暴露出的严重问题

1951年年底，各地各部门纷纷召开“三反”运动动员大会，负责同志发表动员“三反”运动的讲话，涉及了贪腐情况，提供了干部高频腐败的状况。

地方上的“三反”运动的发动期，应该是1951年12月10日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东北局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批示后，到1951年全国各个中央局和市委召开动员大会，时间大致是1951年12月中下旬。此时，为了让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积极响应“三反”的号召，各地召开了“三反”运动动员大会，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大会并讲话，普遍地列举一些干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事例的材料，做出当时腐败频度较高的判断，这给我们现在的研究带来方便，成为我们判定当时腐败处于高频状态的依据。

1951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天津、武汉等6个城市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逐渐展开。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2月6日举行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精简节约及在全市展开反贪污运动的问题。在西安市，市各机关传达习仲勋同志关于《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斗争》的报告。西北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在西北大行政区一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动员全体干部投入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来。西安市决定在11日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以领导这一运动的开展。中共重庆市委员会11月24日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由市委第二书记曹荻秋同志作动员报告。他指出了重庆市各单位已有的贪污浪费现象，并根据重庆市情况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几项办法。重庆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已在12月5日成立，以便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的开展。在武汉，很多机关也开展了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压制批评的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这个运动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揭发了很多严重的贪污事件。中共武汉市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如何使增产节约成为全市经常、持久的群众性运动；同时确定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今冬明春全市党员干部整风的主要内容。这就将增产节约运动顺理成章地与“三反”运动有机地衔接上了。

在天津，市税务局1951年12月2日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动员大会。天津市人民监察委员会召开监察通讯员大会，号召监察通讯员参加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据会议披露在天津市国家机关及国营经济部门中，过去已经发现不少贪污浪费现象。据市人民法院已经结案的四百起案件的统计，国家财富损失11亿6600余万元，群众资产损失4亿3900余万元。贪污较大的多在财经部门。贪污行为较普遍的是公安分局以下的人员。贪污分子有的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与私商勾结，出卖行情，偷漏税款；有的盗卖公家物资；有的敲诈勒索；有的修改账目，以少报多；有的搞投机商业，集体贪污。此外，由于领导上的过失，浪费也很大。如据国营棉纺织厂、被服厂等7个单位的统计，积压资金和材料即达3830亿元。华北石油公司因被骗，损失400亿元。某些机关的铺张浪费现象也是严重的。人民银行天津分行1951年1月至10月招待费就支出了2000万元。这种严重贪污浪费现象的产生及滋长，主要是由于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作风所致。

在广州，确定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步骤，首先动员群众揭发贪污浪费现象。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在11月25日和26两日，分别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和机关干部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大会。全市性的和各单位的增产节约委员会随即分别成立，开展全市增产节约运动。在初步检查中，已发现一些贪污浪费现象。如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广州分公司忽视保护国家资财，霉坏药品损失19亿余元。广州市粮食分公司运粮入仓每月浪费运费2亿元。市总工会检查各基层工会，从1951年4月到11月，发现贪污事件24起，其中包括贪污捐献飞机大炮款项。许多单位初步订出增产节约计划，如市贸易单位计划12月份节约49亿1000多万元。市财经单位的增产节约数字，初步计划为1897亿余元。其他工厂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已有进一步的成绩。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决定，先由各单位确定1952年的增产节约计划数字，再汇集拟定全市数字。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现象，则先由各单位自行检查，然后再由上级抓住重点进行检查，各单位并进行相互检查。看来，此时的广州市尚没有将“三反”独立出来，当成专项斗争，依然与增产节约运动捆绑在一起。

相当多的干部是结合增产节约反浪费反贪污的，而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比较早地直接号召开展“三反”的，一个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主要领导人，另一个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

还是在1951年8月31日，早于全国普遍开展“三反”运动之时，东北局负责人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大批旧机关旧企业中的人员，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确有一些党员干部，甚至个别的老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坠入泥坑，严重者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的品质而蜕化为盗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有的人在政治上丧失警惕，敌我不分，极端地无原则地任用私人，以致把反革命分子也拉进革命机关中来，并包庇这些人。一些机关和领导同志，沾染了浓厚的官僚主义习气，似乎不送礼就不足以表现革命的友爱，而开会不请客，就不足以表现会议的成就。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我们的东北人民政府的一个机关，一件渔民组织工会的法令，在机关中旅行了四个月还没有公布。我们一个部队的参谋长，经他自己签署发下去的一个命令，既不加检查，而且连这个命令都忘了。有一个卫生机关，那里的若干箱医疗器具都生了锈还不知道，药品还了也不知道。我们一个飞机场的场长报告说：‘据报机场被水淹’，其实机场根本没有淹，因为他是‘据报’的。同志们想想，做场长的住在机场里还要‘据报’呢，请看，我们的官僚主义到了何种程度！”到了10月26日，东北局负责人又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篇讲话直接将矛头针对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再将反浪费和反贪污局限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并且明确了官僚主义与浪费贪污的联系，大有将增产节约运动引导到“三反”运动的趋势。

无独有偶。1951年12月8日，黄炎培在中央轻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告说：“贪污浪费不是小事情，根据我所知道的数字，两年来，由于贪污浪费所造成的对国家财产的损失是非常的大，大得吓人。”“中央轻工业部一向注意节约，人家说我们是‘小气’的，但今年八月间开全国轻工业会议时，‘大气’了一下，在招待代表时一放手，开支达五千多万元，其中浪费的不在少数。”黄炎培讲话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全面地发动“三反”运动，一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材料没有大量披露，他列举的事实比较笼统，但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能够自觉地按照《共同纲领》中“严惩贪污、禁止浪费”的规定，及早地敏锐地发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实在是难能可贵。

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各地各部门在1951年12月中下旬召开了“三反”运动的动员大会，领导人在讲话中，披露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发展到严重程度。

1951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华北事务部和华北局各机关团体联合举行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大会上，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作动员报告，说：在我们党内，在人民政府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团体内，相当普遍地滋长了贪污浪费的现象，有些人已经完全堕落，变成了偷窃国家资财的盗贼和损害人民经济建设的叛徒了。他们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官僚统治的俘虏。他举出了许多已经检查出来的贪污浪费事件，其中有的竟挪用和克扣了人民的救济粮和修飞机场民工的工资粮进行非法生产活动；有些共产党支部因集体贪污改变了性质，他们已经完全放下战斗武器，变成为相互包庇贪污的组织；天津某公安分局派出所集体收贿并公开解除了对某些反革命分子的管制。薄一波说：“这些现象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注意吗？资产阶级的腐蚀已经在不断地葬送着我们中间的意志薄弱者，已经严重地损害着国家财富，已经破坏着我们的经济建设。”

12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在北京市机关团体联合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上作报告。他说：根据最近典型检查的结果，贪污浪费的现象是很严重的。不仅有一部分旧人员的贪污恶习仍然存在，并且有些老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受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也传染了这种恶习，我们必须彻底消灭贪污现象和浪费现象。我们进城前和进城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了防止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曾不断进行过教育，进行过多次普遍的和局部的反贪污反浪费的检查和斗争，并对于已发现的贪污腐化分子分别情况给了惩处，但是，贪污的现象现在仍然是严重的。

毛泽东曾经批示道：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亲自动手开展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所以高岗、薄一波和彭真至于三反运动的讲话，对于研究“三反”运动具有重要价值。

就地方而言，除东北和北京之外，上海也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地区。12月17日，为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在华东增产节约委员会召开的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为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的动员报告。

在报告中，饶漱石举出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并加以分析。他说：“根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一年一月到十一月止，华东一级司法及监察机关所直接处理的贪污案件，即达一百七十九件，贪污总数达人民币二百八十八亿元。又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自一九五零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处理贪污案件的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数达人民币一千二百四十二亿元。贪污案犯属于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如华东工业部经理处技术人员王灿文，勾结私商，非法贸易，套购物资，贪污二十亿元；中国油脂公司浙江省公司副经理李郁超前后贪污十亿元。华东纺织管理局计划处副处长陈贤凡利用职权以高价购买劣等染料，集体贪污三十亿元。贪污案犯属于过去参加革命较久的，如前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路星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九五零年九月因购买器材关系认识了奸商李德维（上海电通拍卖行经理），李即经常地邀路赴宴，出入舞厅，大量贿赂，并引诱路星元与另一奸商冯萍结识以至姘居。在常州税务局周谦等八十五人的集体贪污案件中，已发现的材料证明有三百家商号贿赂他们，逃税十六亿余元。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证明贪污分子与奸商是人民革命事业的害虫，是窃取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他还指出仅据华东纺织管理局、工业部、卫生部、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4个部门的统计，因浪费原材料、生产废品，次货及盲目生产所造成的损失，即达人民币2245亿元。仓库物资霉烂的损失也极严重。如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华东分会第一仓库储存物资中仅以5项主要物资的霉烂损失计算，即达110亿元以上。上海粮食公司有1180万斤大米变质，损失32亿4000万元。浪费现象也发生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个人生活方面，以及机关的开会、请客、送礼等方面。那些追求生活上铺张浪费的干部虽然还没有和贪污分子一样发展到堕落蜕化、盗窃国家财产的地步，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工作作风上、生活方式上已经沾染了地主买办官僚的习气，已经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地主买办官僚习气为“大方”“大气”，以资产阶级的作风为“排场”“慷慨”；他们讽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艰苦朴素的作风为“保守主义”，为“土包子”，为“农村观点”；他们以为不送礼、不请客就不能表示他们的“革命友爱”；他们对工作的积极性，不如对沙发、汽车那样热心。他们不以自己的思想作风一天天地脱离人民，脱离工人阶级，脱离共产党，逐渐向着地主、买办、官僚、奸商靠拢、接近和同化为耻，而反以为荣。这些铺张浪费的分子，由于在生活上追求个人的享受，因而在思想上丧失了前进心，丧失了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丧失了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政治嗅觉一天天的迟钝，因而他们一天天脱离群众，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人的脚已经踏到堕落变质的边缘，如不迅速猛醒，就有掉下贪污蜕化的泥坑的危险。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饶漱石指出：“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温床，所以为了彻底肃清贪污、浪费现象，便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1951年12月12日到2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甘肃省和青海省亲自检查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的情形。甘肃、青海两省省级机关和财经、企业部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经过动员大会、学习文件、思想酝酿和初步检查等步骤，暴露出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事件，惊醒了那些原来以为甘肃、青海地区落后，生活艰苦，不会有贪污、浪费情形的思想麻痹的干部。

1952年1月6日，习仲勋在西北区一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关于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为深入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讲话，说：“从前一个时期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西北地区是非常严重的，先就贪污来说，查出来的问题已经是很惊人的了。不进行这个运动，谁能知道在我们的干部中间，竟有这么一些人做了盗贼。他们穿着革命的服装，竟作盗窃国家财产的勾当。这些分子不仅可耻，而且有罪。他们的罪名就是盗窃国家财产的贪污犯。”他还指出：贪污分子中间，有大贪污犯，也有小贪污犯，不管他们玩什么名堂，耍什么花样，但他们都是已经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人了。他们已经是陷在污泥之中，失去战斗意志，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污毒，成了人民的敌人，革命的破坏分子，我们不能对这种人采取容忍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从现在已经发现了的问题可以看出：大贪污不少，小贪污更多。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之母。官僚主义分子常常就是浪费行为的倡导者，批准者，是贪污行为的掩护者，纵容者。

1951年12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他说：“根据已有的材料看来，铁路系统内部贪污浪费现象确是普遍的严重的，十分值得警惕。”他指出：有一部分老干部，由于城市物质生活的引诱和资本主义思想的袭击，而走上了堕落、蜕化的可耻道路，甚至于成为盗窃国家资财的罪犯。不少的旧有人员过去贪污浪费的恶劣作风仍未革除。群众给毛主席的信，有的这样说：一个干部贪污了一次，我们老百姓几辈子都赚不回来，如果为抗美援朝买飞机大炮，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我们没有话说；让干部贪污浪费了，我们很心疼。滕部长的讲话表明，群众对贪污行为是痛恨的，贪污观念已相当严重。

滕代远说：大部分铁路上都会有贪污现象。如运价尚未公布实行前，把消息泄漏给商人；或把我们预购材料及出包工程的消息，泄漏给商人，使商人投机取巧，抬高市价，个人从中收受报酬贿赂。采购人员勾通私商，吃回扣、写假票据，直接受贿，接受私商礼物；或勾结商人，抬高市价，得利分肥，动用公款，或用公家名义，贱价购买材料，公家用时高价出卖。各种保管人员，私用公物及盗卖资财。各种经手款项的人，贪污存款利息。运输人员向商人、货栈借款不还，收受礼物贿赂。行李员在行李车上盗取旅客货物行李。卖票员、查票员、财务检查员，贪污票款。一般人员很多假报出差费，及各种开支报销。铁路公安部门没收违禁品不上缴国库，作为本单位的财产，甚至出卖或攫为己有。在修建工程中和建筑部门中，接触私商，贪污腐化，等等。

他具体指出铁路系统中的浪费情况：从总的方面看来，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基本建设的浪费。包括设计、计划不周密；无设计即行施工；边设计、边施工；返工窝工；因而造成的浪费。据西南工程局的初步检查，9个工务段及2个工程队，共计浪费89亿8800多万元。这些浪费，多是由于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因而多用炸药、设计不周、改线及质量不良、地基下沉等造成的。除西南工程局应继续深入检查外，各局也应广泛地展开民主检查。（2）经营管理上的浪费。如积压材料、积压资金、机构不够合理，上层机构和机关人员多，造成人力和时间上的浪费。“如铁道部机关内今年一月至十一月份出差人员累计达5175人，共计57008天，平均每人十一天，共计用出差费342051101元。”出差是无计划、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存在着很大浪费。（3）开会、招待，以及供应机关工作方面的浪费。6月全国管理局长会议原预算400万元，实支2920多万元，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原预算8亿5000万元，后追加预算5亿4000多万元。全国铁路展览会原预算3亿元，实支6亿5000万元，虽然会议开得很好，虽然追加预算有延期等原因，但经严格检查，还是有浪费现象。“从一月至十一月，铁道部召开专业会议及小型会议共计37次，共计参加会议人数2736人。时间共为388天，共开支164739640元”。由于计划不周准备不足，造成时间的浪费是不少的。据检查，有的会议发生过以会议费挪用于会餐和娱乐费的事实。（4）生活上的浪费，有一部分人，借口工作关系，乱花乱用，这是必须检查纠正的。特别是我们派出去的人员中发现有贪污腐化的严重情形。湘西某测量队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检查纠正。

1951年12月10日，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直属机关委员会党员大会上，就认真彻底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动员报告时认为：我们一些负责同志在这两年中间，铺张浪费的是多一点，从省委负责人起以至省级机关都有浪费现象。现在，省级机关的贪污数字还说不出来，浪费好多也说不出确数来。大家竞相比赛铺张浪费，以能够铺张浪费为“光荣”，像有些同志见某某机关不按照制度发了一些东西，这些同志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向他们进行规劝或批评，反而借口跑到财政部门或领导同志面前进行要挟说：“某某机关发了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发！”这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歪风。根据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像黄陂县开支很大一笔钱修跳舞厅，县城里没有电灯，他们就在大白天跳个不休，这怎么能不脱离群众、遭到群众反对呢！应城膏矿公司，照账面来查应赚130亿元，自以为赚的钱就可以任意花——什么盖房子呀，什么招待费呀等等，铺张浪费的结果实际上只剩下了30亿元。省某公司不根据工作需要，任意扩大编制，一个公司竟拥有28个会计，人力的浪费不说，他们28个人，没事找事做，自己制定层层的繁复手续，28个人，一天的时间汇不出1亿款子。沙市某公司6个人可以做的事，却发展到26个人，有20个人闲着玩。据说我们省级的编制超过规定三分之一，这还不够，省编制委员会在10月间征求各机关对缩减编制的意见时，大家却提出还要增加几千。这些同志只看见个个工作人员都忙得很，忙的不得开交，尤其打字员同志喊“整天就忙死了”，要检查一下大家究竟忙些什么呢！不能否认，忙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也不能否认，的确是做了一些可有可无、或完全可以不做，做了还有害的事情，害得下面工作同志头昏眼花，光公文、指示等就看不胜看。像省府在过去每月光发电报字数就有7磅之多，经过一次反对官僚主义、整顿文风，现每月只发2万多字了。由于机构重叠，手续繁多，把运用指导工作的重要公文、指示，不是首长负责亲自起草，却交给一些缺乏经验的、对工作不很熟悉的新同志动手，领导者就高高在上，忙于审稿、核稿、签字，从厅长、处长、科长、股长、科员、办事员，层层手续，制造“公文旅行”。民政厅离省主席办公室仅一房之隔，要是送达一件公文，从起稿直到省主席收阅，起码得十几天的时间，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怎能不误事害人呢！同志们，这些事实是应该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时候了。李先念同志的这个讲话，实实在在，切中要害，至今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

1951年12月22日，罗瑞卿同志在中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动员在公安系统内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时说：“从许多地方的材料来看，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确实是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不检查工作，不调查分析情况，不从实际出发，专凭想象或从某些下级人员的假报告出发，既不提出问题，也不解决问题，满足于空空洞洞的所谓原则领导。文牍主义也很厉害，有的公文旅行11个承办单位（厅、局、处、科等），经过12个人批办（主任、局长、处长、科长、科员、办事员等），经过36道收发手续，历时63天，才算解决了一件小事。滥发表格的事也很严重。“例如，中央公安部一年来共发出要求下面填报的表格40种，到了华东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就扩大到88种，到了昌潍专区公安处，就膨胀到130种，下面当然不能执行。应当说：下级机关对于这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表格主义采取拒绝的态度，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是完全应该批准的。”

1952年2月7日，刘澜涛在华北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上报告说，华北全区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统一计划下，向大贪污犯发起总进攻的第一个战役（2月1日至10日以前），正以空前巨大的规模，猛烈、迅速地展开中。全区县以上已捕获大贪污犯多名。“只有浪费没有贪污”“下边无大贪污”的论调完全破产了。截至5日，察哈尔省察南专区一级已查获大贪污犯70个，阳原一县即查获28个（内贪污1亿以上的6个），平原省武陟县查获27个。各地捷报纷至沓来，令人振奋。和党政军民学各单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激剧深入开展的同时，在广大人民认清了资产阶级3年来向国家和人民猖狂进攻的罪恶事实，因而爱国觉悟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在私人工商界中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亦已由北京、天津两市带头，先后普及到内地各中小市镇。一切拒不坦白的奸商和不法资本家，都开始受到人民的正义的裁判。至此，华北全区对于各种大贪污犯和大盗窃犯实行层层包围、内外夹攻的有利形势已经完全形成，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

从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腐败的高发态势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频度之高，竟然使毛泽东也感到原来对腐败严重态势的估计不足。1952年各项任务都很艰巨。就地方而言，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任务相当繁重。就军队而言，军队需要整编，还进行着抗美援朝。所以，毛泽东原来考虑，“三反”运动没有必要投放大量的时间、人员和精力，大致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可以结束了。

鉴于此，1951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中，赞成甘肃省委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发动到结束只需要一个月”的意见，不赞成“有些同志认为发动这个斗争很不容易，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结束”的观点。要彻底解决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特别是一般的浪费现象，就一个机关来说，从调查、研究、批评、检查，到定出新的制度，停止浪费开支，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够了，许多机关已有这种经验。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

1951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部队“三反”和整编的安排问题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的电报中说：反腐败的“运动是要发动的，但不要使它妨碍编整工作，应由你们用电话和各军区密取联络，调节时间和精力。省军区，应赶在一月十日以前，用极短的时间，例如一星期至两星期，初步地检查贪污浪费的情况和开展初步的斗争，并向军委作一个初步报告。军分区则可赶在一月底以前展开一次初步斗争，一切受编整的部队都要有一短时间进行这一斗争。一切暂时不受编整的部队则可有较多时间去进行这一斗争。但也不要拖得很长，至多有一个多月也就够了，并须结合其他工作去做”。毛泽东多次讲到“三反”运动持续“一个多月”时间。

同样地，毛泽东在1951年12月24日转发联运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说：“有些人以为开展三反斗争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不对的。除复杂案件外，每一机关部队有半个月至多一个月就够了。联运党委所规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是很对的。”

但是，随着上报材料越来越多，毛泽东注意到腐败问题相当严重，决定改变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三反”工作的构想，开始督促各地各部门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斗争，改变他们不积极领导“三反”斗争的态度，不再要求一个月时间内结束“三反”斗争。

12月26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近日已发现某些部队不先反贪污即进行整编，他们胆敢违法犯纪瓜分财产，这样的人，带着浪费和官僚主义，甚至带着贪污去转业，在政治上必然造成极大损失与被动。华东部队预定1月份以反贪污浪费为主，结合整编，2~3月以整编为主结合反贪污浪费，3月后将反贪污浪费深入到建立财经工作制度诸方面去，并力求3月底整编40万~45万人的工作不受影响。显然，这将毛泽东关于一个月完成“三反”工作的时间延长了。毛泽东立即表示：很好。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

12月28日，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发电报给党中央毛泽东，分析了华东军区所属部队中贪污浪费的严重情况，认为应该首先发动一场激烈而严肃的反贪污浪费、反腐化堕落的思想斗争，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影响包围，才能保持我军的纯洁，巩固部队，加强国防建设。华东军区党委决定对1952年的头三个月的工作步骤加以改变。1月份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为中心，结合进行整编，2~3月份以整编和转业建设工作为主，结合继续深入“三反”斗争。31日，毛泽东批语中说：“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军区党委会下决心结合整编工作有力地深刻地发动“三反”斗争，毛泽东同意华东军区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求。

有了高频腐败的判断，毛泽东严格督促开展反腐败运动。在12月30日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中，要求各级领导同志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一月份应发四次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又在同日向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发出要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除每一民众团体只要总报告不要各部门的报告以外，所有一切工作部门，均应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政府中凡与党外人士在领导工作上合作的部门，用党组名义作报告。在1952年的头4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在董必武等关于五机关合署办公及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复信中，毛泽东指示：对一切态度消极的党政领导人“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

可以认为，1951年12月底，毛泽东已经对腐败高发的态势有了一个明确判断，下了比以往更大的决心，要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一场雷厉风行的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学者杨奎松找到广东省档案馆藏的一个材料，是1952年2月25日罗瑞卿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说党不会变质，只有进行三反这一条下才有可能。如不进行三反，一样可以腐化。过去在山上看不见，一到城市就看见了。要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才灵，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有些人不进行三反看不出来，镇反中有些人也看不出来，有些公安人员对五种敌人的斗争是坚决的，但就是贪污腐化，如卜盛元、刘青山（镇反有成绩，还出过国）。过去整党整风只是整坏人，不整好人，这次是坏人好人一齐整，好人整得更好。……有多少反多少，开除四百万党员还有一百八十万……在所不惜。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大批开除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有人问：怎样算是达到标准？毛泽东明确讲：“就是‘发烧发热，上吐下泻’，否则火力不够。”“办法就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比作战还紧张。还有就是限期发动，点名反省，放手发动群众，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应有尽有。”毛泽东当场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所有机关都有大老虎，党中央机关就没有？”你敢写保证书吗？杨当即答应交出50个。毛强调：“出大虎的地方是那些有金、木、水、火、土的地方（水主要是指轮船运输，火指油、电料，土指建筑工程——引者注）”。但同时也说：“安子文同志等地方，的确是清水衙门，但也不忙做结论，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