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内容与概念辨析

一、研究内容

1．晋中地区的范围

1）选择依据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晋中地区，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该区域位于山西省地理位置的中心，属中央平原地带，是重要的农田聚集地，汾河共流经29个县区，其中15个位于晋中地区，该区域人口稠密、聚落众多、文化典型，足以支撑环境对聚落形态影响的实证分析；其二，在历史长河中，晋中地区是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自先秦时期便是多元文化汇集融合之地，能够体现人文环境对聚落形态的作用力；其三，晋中地区的聚落样本具有多样性，能够反映形态演化过程中的不同转向，有利于分析环境适应性的分异过程。

由于聚落形态同时包括空间形态和社会形态，因而在案例选择时以保存历史建筑相对丰富的聚落为主。晋中传统聚落中的堡墙、门楼、戏台、庙宇、祠堂等反映了农耕时代的人居空间，它们在近现代以来的损毁、转变、更新体现了环境要素变化过程中聚落本体的适应性。

2）以往学者的限定

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的西部，东、南、西、北分别与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相邻，处于“承东启西，融东会西”的重要地理位置[21]。各学科基于特定的分区依据，将山西全境划分为若干的亚区域，“晋中地区”在不同语境中所对应的空间范围略有差异。

考古学者较早从地理空间角度对该区域进行限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于1980年组建成立“晋中考古队”，以太谷县的白燕遗址为起点，开展了长期有序的发掘和研究工作。1982—1983年，考古队对晋陕高原区域进行遗存考察和发掘，区域范围包括山西省中部和北部、陕西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等地。根据遗存分布和器物特征，考察学者将上述区域划分为晋中、晋北、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四个地区，其中晋中地区包括太原盆地和黄河东岸吕梁山区[22]。许伟（1989）认为晋中地区以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为主体，南北分别以灵石口和雁门关为界，并包含阳泉和吕梁部分山地区域（图1.1）[23]。考古发掘的遗迹及器物显示，该区域在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并具有鲜明的外显特征。

安介生（2007）在阐述“晋学三部论”的时候，提出将山西地区划分为若干个“亚区”，包括位于山西西南区域的河东地区、位于山西东南区域的上党地区、位于山西北部区域的雁北地区、位于山西西部区域的吕梁地区、位于山西中部区域的晋中地区[24]，该划分方式同语言学者的分区相似。侯精一、温端政等（1993）基于山西地域方言绘制出分区地图，包括东北区、北区、西区、中区、南区、东南区[25]，“中区”包括太原市、晋中市和阳泉市（图1.2）。

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晋中地区包括晋中市和太原市的全部区域，此外还涵盖吕梁市东侧和阳泉市西侧区域。曾谦在《近代山西城镇地理研究》（2009）中从自然地貌和商业功能的视角出发，将山西全境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是晋东南地区、晋西南地区、吕梁地区、晋中地区和晋北地区[26]。其中晋中地区包括现在的太原市、阳泉市、晋中市和忻州市。历史地理学的学者亦曾采用“汾河中游”对研究区域进行限定，以体现农业文明时期水利资源对于聚落营建的影响。刘景纯（2005）在研究黄土高原市镇城镇地理问题的过程中，将山西地区划分为晋北区、晋中区、晋南区三个部分。

刘纬毅等（2006）在分析山西不同地区的文化特性的时候，将晋中地区归类为“并州文化区”，即采用古并州代指这一区域的文化特征。该区域包括现今的太原、吕梁、晋中、阳泉四个地级市，北至阳曲县石岭关，南至灵石县韩信岭，东至平定县娘子关镇，西至石楼县义牒镇。王金平（2009）认为自然地理环境相对稳定，人文环境则处于动态变化，区域划分应以历史文化、农业耕作和地域方言作为依据，将民居建筑划分为晋北、晋中、晋西、晋南、晋东南等五个区域。

薛林平、刘捷等（2007）认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更为明显，尤其在传统农业社会，其影响范围比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域要更加广阔。通过山西地区的主要河流对地域建成环境进行分区，包括汾河流域传统聚落、沁河流域传统聚落和黄河沿岸传统聚落（图1.3）。晋中地区的传统聚落主要为汾河中游所覆盖地区，包括太原、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汾西等县区。

3）本研究的范围限定

虽然“晋中地区”在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等不同领域中具有不同的指涉，但学者们已形成基本共识，即该术语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范畴，亦具有历史学意义上的内涵。

本研究的晋中地区，在当代语境中指太原市、吕梁市、晋中市、阳泉市所覆盖的区域，在历史语境中指该地区对应行政区划建制所覆盖的区域，如清代的太原府、汾州府、平定州、辽州，明代的太原府、汾州、辽州等（图1.4）。

山西的行政区划在1949—2003年进行过多次调整，根据最近一次调整，晋中地区的国土面积约为48961km2，约占全省面积的31.3%。晋中地区包括325个乡镇，7792个行政村，24.54万个乡村户。根据《山西省201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该区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9.57%，约有756.2万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的40.85%；约有531.2万乡村人口，占全省乡村人口的29.16%。

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立足当代，通过对聚落案例的历时性解读，旨在比较聚落早期和当下形态的差异，以归纳形态演化的规律，为聚落在未来的更新发展提供借鉴。

2．调查案例选择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涉及晋中地区21个县区，包括聚落案例57个，其中既有形态保存完整的村落，也有新建区域不断侵蚀历史区域的案例。调查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作为参照，并通过与各县区建设管理部门进行访谈，增加了部分名录中没有的案例（见表1.1）。

须特别说明，本研究所选择的传统聚落案例以乡村聚落为主，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乡村较城镇更能反映人居空间和环境的直接作用；其二，乡村聚落的类型更具多样性，规模从几十人到上千人，空间布局从集中到分散，便于进行多样本的对照分析研究；其三，与城镇中大量历史街区遭到破坏不同，在晋中地区的传统乡村聚落，许多历史建筑依然在使用，借助研究调查可以间接推动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现实意义。

案例的选择综合考虑各地环境的差异性，并兼顾既有的不均衡性。太原市的城镇化水平最高，传统聚落的保存完好度相对较低；阳泉市的面积和人口数量最少，因而该地区的聚落案例数量最少；晋中市和吕梁市受汾河、黄河和吕梁山地的影响，保存有大量典型的农耕时代的聚落，且历史文化传承时间较长，聚落案例数量最多（图1.5、图1.6）。

3．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

通过阅读、分析、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对以往传统聚落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进行归纳整理。阅读文献有助于增强田野调查、案例解读、统计分析等后续工作的目标性，以利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问题。本课题的文献研究范围包括：空间研究理论与方法，聚落发展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聚落案例的地方志、族谱、碑刻等地方文献资料。

本小节对地方志书作简要梳理，其余类型的文献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分类陈述。晋中地区现存志书包括正史中的地理志和历代府州县志。清康熙《山西通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山西统部）等从省域宏观视角介绍建制沿革、界域山川、人口规模、城镇分布等内容。晋中地区在明清时期的建置包括太原府、汾州府、平定州、辽州，对应方志有明万历，清康熙、乾隆、同治、光绪以及民国时期编修的《榆次县志》；明万历，清顺治、乾隆、咸丰、光绪，民国时期编修的《太谷县志》；明万历，清康熙、嘉庆、光绪，民国时期编修的《灵石县志》；明万历《汾州府志》，天启《文水县志》，清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光绪《永宁州志》；明万历，清乾隆、光绪年间编修的《平定州志》，明嘉靖《盂县志》，嘉靖《乐平县志》以及民国《平定县志辑要》；明代《永乐大典》中的《辽州志》《辽州图经志》，明嘉靖《盂县志》《乐平县志》，明万历《平定州志》《榆次县志》《太谷县志》《灵石县志》，清康熙、雍正、光绪时期编修的《辽州志》等[27]。

除古典文献外，1949年以来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不断整理新的地方志，如《吕梁地区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孝义县志》（海潮出版社，1992）；《平定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介休市志》（海潮出版社，1996）；《平遥县志》（中华书局，1999）等。

此外，当代学者和地方统计机构编纂的历史地图集、区域史专著、地方年鉴、年度统计报告等亦是重要的文献资料，为了解研究对象在时间维度的变化和定量分析提供支撑。相关文献包括1995—2013年的《山西统计年鉴》、1985—2012年的《山西年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各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1982—1986），以及全国传统村落管理信息系统中山西传统村落的统计资料。

2）田野调查

充分的田野调查是聚落研究的必要工作，旨在收集一手研究资料，掌握传统聚落在当代城镇化语境中的现状，为案例分析和统计归纳提供基础支撑。本研究涉及晋中地区多处传统聚落，先后多次进行实地调研，对太原市、晋中市、阳泉市、吕梁市等地共计57个聚落进行资料收集。通过田野调查记录聚落的物质环境特征，并对建筑单体、街巷空间、聚落格局等内容进行测绘。此外，有针对性地和居民交流访谈，对典型的生活空间和活动场所进行图像记录。

3）类型分析

聚落基础研究对应表观层面的阐释，包括环境要素、聚落规模、空间特征等；类型研究则涉及对象的动态变化和内部结构，对结构特征相似的多个对象进行编组，结合个案具体特征进行解读。类型分析贯穿全文，从环境要素、聚落整体、聚落建筑到社会表征均有体现。本研究将类型分析和形态图示相结合，根据聚落与环境的拓扑关系对整体形态和建筑形态进行归类，完成聚落个案历时变化分析和多案例的并置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聚落形态模式。类型分析有助于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性与个性，模型与适应等问题的辩证讨论，以促进聚落形态的拓展研究。

4）统计归纳

本研究借鉴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聚落的整体形态、建筑形态和社会表征进行归纳分类，并通过图解方法表达。一方面，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聚落空间图示反映聚落形态的宏观规律；另一方面，通过对聚落面积、人口规模等统计数据的计算，探求表观形态演化背后的规律。通过数据分析阐释聚落的社会形态，应用齐普夫定律总结空间形态和行为活动的耦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