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隐秘的产业政策

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科技中心是作为一项隐秘的产业政策来实施的。在美国，政府介入民用经济并不像法国那么直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考虑到坚持自由主义思想，政府无法采取直接的措施扶持民办企业。卡特政府试图获得足够的支持创立“再工业化”方案，但却以失败告终。在里根布什任职期间，行政部门反对介入；国会根据不同政党和意识形态划分为两派。因此，其产业政策若想完整地实施，就不得不以间接的方式去完成。

国家选择的间接方式就是通过大学实现。自1980年起，有关知识产权控制的法律被改写。过去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而后来，政府将其出资支持的研究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移交给了大学。现在大学拥有了知识产权，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来盈利，但是，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大学必须要依照法律履行一些义务，那就是要确保这些知识产权能够产生实际效用（Reams，1986）。由此，这项隐秘的产业政策开始启动。

魏德勒法案（Stevenson-Wydler Acts）和拜杜法案（Bayh-Dole Acts）鼓励大学建立行政机构帮助技术向产业转移（Etzkowitz和Peters，1991）。这些间接的机制将大学推向了经济的中心位置，成为了技术的提供者。之前大学通过教授和企业的私人关系为企业提供专业人才和基础研究知识，而现在这一传统作用已经被研发的生产和分配覆盖。

随着大学在出售专利中取得收入，其经济基础也开始发生变化。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知识产权赚取了2400万美金，相当于近5亿美元的捐赠所获得的收益。这些收入大多数来自于大学医学院的知识产权，而这些收入被看作是未来收入的一小部分，因为大学中还有一部分科学与工程资源参与了商业化流程（Cole，1993）。事实上，一些观察员预计未来知识资本化的最大潜力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由于经济的重点逐渐从生产转向信息化，并且硬件成本不断减少，将导致软件部分变得更加重要和有价值。

即使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对于产业政策的阻碍消失，知识的资本化在大学中的阻力也绝对不会消失。目前仍然有很多人反对更大强度的技术转移，他们认为技术转移会干扰学术研究的方向。目前最可行的途径就是使技术转移办公室作为教员和企业的中介。

学术机构现在已经开始迈向下一个台阶，即从技术转让中获得资金支持学校的运作。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宣布，利用专利获取的收入启动了一个两百万的项目来支持新的研究计划。

这种做法的根本目的是让大学摆脱慈善性质，不再需要来自社会其他部门的支持。人们期待，这种依靠研究活动自给自足的支持方式能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一些有真知灼见的观察员提出，目前我们只利用了一小部分把知识转变成经济的学术能力（Eldred，1993）。

对大学商业角色的重新定位，并不是要求政府像日本那样采取具体的干涉措施，命令对某些研发领域给予支持，也不是像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型那样要求企业和研究机构彼此签订研究合同，而是将激励措施融入科研基金系统中，以此推动大学在动机和结构两方面都能更接近产业。这种方式发生在政府本身不能采取更多直接措施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