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巴葛爵士的《英国大学》

《英国大学》一书，巴葛爵士所著，中文译本正文凡43页，薄薄一册。原书有作者介绍云：巴葛爵士（Sir Ernest Barker）出生于英国北部的劳工家庭，早年在牛津贝里欧学院攻读古典文学，继而在牛津大学担任史学讲师与导师，后来又担任伦敦大学英皇学院的院长，最后担任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从1920年至1928年，巴葛爵士受聘为教育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后又成为盟国教育部长组织的书报委员团的主席。他“不但对大学生活了若指掌，同时深知民间疾苦；须知在今日的民主社会中，平民子弟的优秀分子进入大学者，颇不乏人，和中世纪的情形相仿佛”。除《英国大学》外，此公还著有《大英帝国的理论与理想》（1941）、《政治管见》（1942）、《英国与英国人民》（1942）、《西欧公务的发展》（1944）和《政治论文集》等。

巴葛爵士在《英国大学》一书中“将今日英国的大学教育作扼要而详尽的叙述。他说明旧日的大学如何一方面保持中古及文艺复兴时代的传统，一方面扩增新科目与新方法，以适应今日民主国家的需要”。全书正文分6部分，包括英国大学的分布，英国大学的行政、教学与课程，英国大学在英国民主政体中的立场与功能，英国大学的教席及其推进学术的设备，英国大学的学生生活，英国大学教育的展望和问题。“这本书虽然是为文化宣传而写的，但巴葛爵士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在七旬高龄还在孜孜不倦地翻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他决不作渲染过分的违心之言。”

据译者张芝联介绍，译此书的缘起是：“承钱默存（锺书）先生的美意，介绍我为英国文化协会翻译这本小书。我刚从英国回来，牛津、剑桥、伦敦的印象——牛津的图书馆，剑桥的草地和那沿着剑河的美丽的‘后院’，拉斯基教授幽默的演讲，总之，整个英国大学的学风——深深的刻在脑际。我欣然接受了这桩工作，不为别的，只贪它唤起我恬静的回忆。”此其一也，其二，“我国自有大学以来，大体上仿效美国的教育制度，行之数十年，流弊百出。……巴葛爵士这本小书可以作为我们检讨大学教育制度的起点；他的见解值得我们细细的咀嚼思索”。

我国的教育制度正在不断改革之中，改来改去，似乎没个清晰而贯彻一致的理念，也没个准目标，旧疾未除，新恙又添，搞得弊窦丛生。读巴葛爵士《英国大学》，对于几十年前译者发出的疑问仍有强烈的共鸣：“巴葛爵士（Sir Ernest Barker）所说的英国大学的三种任务：选拔英才，维持一般的文化水准，推进学术研究。试问大学当局有没有在虚心地检讨自己（不是空说），考虑巴葛爵士所提出的几个严重问题：如何推广大学教育的机会而不使水准降低？大学在训练师资、公务员和技术人员方面应尽多少力量？大学对于成人教育应有何种贡献？我们名为实施民主，但如巴葛爵士所描写的教育上的民主，我们究竟做到了几分？”正由于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找出明澈的答案，巴葛爵士《英国大学》一书仍值得反复咀嚼。

小有小的好，大有大的糟

巴葛爵士在介绍英国大学的分布时说：“百余年前，当拿破仑的战鼓已成尾声时，英格兰只有两个大学，那就是历史悠久的牛津和剑桥，创立在西历一二〇〇年左右；威尔士还没有大学；苏格兰已经有四个大学，这个数目一直保持到今日；爱尔兰只有一个，在都柏林城。”后来英格兰的大学增加了多所，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妨说英格兰是‘二十世纪大学’的总汇。……很奇怪，英格兰虽是个古色古香的国度，它的大学却多半新设。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现象并不稀奇，因为全国性的国民教育制度在英格兰也不过一八七〇年刚刚开始，那一年第一次教育法正式通过”。

大学有一元性大学和多元性大学，多元性大学就是由学院构成的大学。“牛津、剑桥这两座古老的学府，在十三世纪末叶已有种种设备使学生寄宿校内，它们与伦敦大学相同之点就是全由众多学院联合而成，每个学院各自为政。……因为寄宿的缘故，这些学院不能容纳过多的学生；在剑桥，平均每学院只有二百七十人。牛津则每学院仅一百七十人。粗算起来，牛津、剑桥各拥有二十个学院左右。这些分立的学院固然形成牛津、剑桥的特点，但读者万勿把它们认作大学的本体。除了这些零散的学院之外，还有一个凌驾一切的中心大学（the Central Uniersity），近年来有显著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并为全大学的学生广泛地增设讲授班以辅导师制。此外我还愿意提到一点：牛津、剑桥在英格兰夙日是唯一的最高的学府。迄今仍有它的潜势力及优越的地位，不止在英格兰本土，即在整个英国的领域内也以这两座学府的声誉为最高。它们不但能聘得最好的教授，并且吸引国内最优秀的青年。”它们皆不屑以地方大学自居。不过，巴葛爵士提醒说：“地方性的大学，能适应各地的特殊需要的那些学校，也一样值得重视。”英国的许多一元性大学（地方或都市大学）“另具一种完全不同的格式，极饶兴味，它们的前途可能最灿烂。它们不是由许多学院联合成的，这点就和伦敦大学以及牛津、剑桥迥异。它们是一元性的大学（学生多则二千人，少则六七百人），教授和学生都汇集一处，这样使它们的力量无形中增强”。它们多建立在人口稠密的工业中心，在当地实际生活发生联系方面更具优势；它们在某些学科或某些方面表现出色，如“在爱丁堡以及格拉斯高大学中有些教授以专研英国文学著称；在哲学方面，这两所大学也有其光荣的历史。威尔斯大学在大学历史上讲起来是后起之秀，还不到十年左右，但已能吸收当地最聪慧最出色的子弟。”还有些学院，“其中教授恒不乏知名之士”。

读巴葛爵士之《英国大学》，禁不住与中国大学作对比。在对比中，真感慨系之。

国人好大喜功，办教育也是如此，追求大规模，人山人海。我国之大学，多由一元性大学转为多元性大学矣。

一些校长认为，如果办学规模不大，就不会受到教育主管部门重视，就不会形成广泛社会影响，就不会赢得一流大学的声誉。于是学院改大学、系改学院，搞成石榴形庞然大学，成为细胞分裂的怪物。吾之母校中国政法大学近年来细胞分裂成多个学院多个中心，甚至有司法考试学院这类荒诞得近乎可笑的学院，一二个便成立××法研究中心，有的中心牌子没处挂，放在办公桌上，极具喜剧效果。

许纪霖在《小的就是好的》一文中以美国为例指出：“在我们的一般印象中，学院（college）永远比大学（university）要低一个档次，这些年来，国内各地的许多学院纷纷改名为大学，力图改变受歧视的地位，这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但美国人听了，会觉得这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在美国，有太多的高中生，在家长的支持下，放弃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奔学院读书。”例如，“有一个成绩顶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时收到了哈佛、耶鲁的录取通知书，结果他舍弃了这些名校，去了一所小小的斯沃斯摩学院（Swathmore College）。”许纪霖亲眼看到这所小学院，感到大开眼界：“整个校园，犹如一个大植物园，一幢幢仿古式的建筑：图书馆、游泳馆、教学行政楼、学生宿舍，就掩映在郁郁葱葱之中。”他提醒：“不要以为生活在这座大花园里，学生们从此就不读书了。事实上，斯沃斯摩学生的拼命是全美有名的。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学生们都在哪里？在图书馆、宿舍里用功。不用功混不过去。在哈佛这样的大学校，一堂课上百个学生挤在梯形教室里，你一个学期不去听，也没有人管你。而在这里，每堂课的人数在一二十人左右，如同上研究生课，老师叫得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你不用功，课题布置的参考书不读一遍，下次课肯定过不了关。”这里的教学质量，绝对不可小觑。对照我国教育界，许纪霖感喟：美国的这些学院，“在（中国）这个教育大扩张的时代，真是值得那些充满激情的（中国）校长们再三玩味”。

国人追求大，还表现为猛招狂招研究生，弄得硕士博士满坑满谷，学位急剧贬值。2005年5月9日上市的美国《新闻周刊》称：“5年内，中国将培养比美国更多的博士，也许他们不一定比美国博士更好，但数量也很重要。”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国培养的博士生数量增长的确惊人，有人统计，“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和1980年建立学位制度至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在规模、质量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明显进步。近年来，全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快速增长，199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为7万人，2003年达26万人。博士生招生规模也在持续增长，2000年全国博士生招生数为25142人，到2003年博士生招生数已达到48740人。2001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是1.2万多人，2004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达到3万人。预计到2010年，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将居世界第一位”。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两所，培养规模最大的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约750人，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都不超过600人。而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博士生招生数超过1000人”。尽管“美国博士教育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10多年来，全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一直保持在每年4万人左右”。反观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过程中近乎“零淘汰率”。且看“平均每个导师所带博士生数已从2000年的3个增长到2003年的5个。博士生导师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既带博士生又带硕士生”。博士生数量过快，博士生导师数量不足，于是教授职称越评越快、越评越滥，形成“教授满街走，博士多如狗”的奇特现象。我国学者姜义华曾云：“去年冬天，我在韩国讲学，听到韩国一些教授说：‘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太容易了，现在好多韩国学生都要去中国，花上三四年，就可以拿个学位回来。而在韩国，没有六七年功夫很难通过。不过这样一来，中国的博士便渐渐不被人看重了。’听了这样的批评，心中很不是滋味。这不是空穴来风。”

话转回头，我国大学到处呈现急剧扩张态势，有学者指出：“这种扩张呈现两种取向：一是学校办学规模上的扩大；二是学术研究范围上的拓展。为了有效扩张，大学各出奇招，以便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在教育当局与教育学理论界大都以办学规模和活跃状态来判定大学是否进入‘世界一流’的情形下面，国内大学，尤其是那些自以为可以迅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知名学校，更是急功近利地在办学规模上面下工夫。”

难道大学之规模，真的是越大就越好吗？

巴葛爵士指出，大学的声誉来源，不在人多，“大学生数目的增多，不一定是可喜的现象，也许弊多于利，除非录取的新生程度很好；除非教授的心力与宿舍设备能与学生的人数同时添加。……从各方面看来，大学生的人数势必增加，只要甄选学生的方法够好，不埋没后起之秀；只要教授的人数与宿舍设备也跟着增添”。不是进了大学的人都能获得预期的教育，大学里总有些求知不甚热心的学生，即使为他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也是日子混着过。巴葛爵士警告说：“不论我们如何盼望能享受大学教育的青年比目前更多，因为大学教育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顾各大学容纳学生的限度，其结果必定连这点精神都不能保存。我们原想令更多的人享受教育的益处，结果连这点益处也将化为乌有，所谓欲图益之，适足害之。要晓得够得上大学教授的标准的教师是有限的。而真正够得上大学程度的好学生也不很多。”

可惜斯人已逝，不能对我国头脑发热的教育界人士耳提面命一番。即使斯人尚在，对这番话我国学人也未必听得进去。如今，我国“‘大学’之‘大’已经不是以它的学科引领能力之强、价值引导之确当、对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持之强劲、学科布局之合理、组织结构之完整、组织之独立价值之显现来显示它的大，而是单纯将其定位在数量的庞大上、定位在肆意的扩张上面”。放眼看去，我们的教育部门不顾大学的容纳力，一路狂招，招来的学生满坑满谷，造成教育质量滑坡、文凭贬值。有的大学教授，因为指导的研究生过多，与自己的学生相逢对面不相识，学生仿佛阿房宫女“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足以留待后世传为笑谈。

现代大学之使命

巴葛爵士在谈到大学的功能时说：大学有三项任务：选拔英才；维持一般的文化水准；推进学术研究。他说：“一个现代的大学对于所隶的民主社会应当尽何种责任？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是甄拔和训练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选择的范围要相当广。……一个现代的任务的第二方面是为整个社会保持文化的水准，这里面包括‘趣味’（taste）和真理的不移的准则——换言之，即培养‘美’的欣赏力与探求知识的虔心——真理与‘趣味’的法则——在任何社会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个充满了自由与动荡的空气的民主社会中。”那理由是：“今日的世界是以党派和党争的方式来解决政治的大问题的，我们应当有一些超然的机关以公平而客观的态度来研究政治，以探讨真理，以科学奥妙的慧眼来分析社会与政治的见解。再者今日的文学、艺术界，有目不暇接的各种诗派，新兴的有时近乎怪诞的画派。音乐圈里也有令人惊诧的新的表现方式。仿佛也该有一个机关能够保持千古不移的公正的审美标准才好。”要承担起这个功能，大学“惟有把偏狭的学术风气矫正过来，才谈得到保持或者帮同保持真善美的一般水准。惟有灌输青年人以广泛的知识，培养明达的人生观，大学才尽了提高文化水准的使命”。大学对于民主社会承担的第三项任务是，“推进学术与倡导研究”。大学之特定职责，包括：为整个社会保持文化水准（官僚斫伤之），培养美的鉴赏力和对于知识的虔诚之心，以超然中立立场探索真理、分析社会、提出见解，建立一定的文化水准以砥柱中流，传播广泛的知识、培养明达的人生观，大学应避免学术流于偏狭；促进学术与倡导研究。

大学之良莠，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大学有无大师和有多少大师，梅贻崎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二是招收可造就的英才而培养之，英才并非就是中国内地各省“高考状元”，香港大学不就经过面试将一些省的“高考状元”淘汰出局吗？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苟无伯乐，就只好如郑人买履，用高考成绩的死框框去硬套，揽到麾下的虽然高考成绩不低，却可能只是死记硬背的机械学生，既缺乏活力也缺乏创造力，况且高考成绩本来有一定偶然性，高考排名第一未必就是一流人才，道理至为明显。然而我国一些学校才不管这些，为了显示本校的吸引力，不惜每年派专人与“高考状元”接洽，以各种手段吸引他们报考本校，以为本校夸耀资本，择英才而教育之，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三是培养出最好人才，招收进来的学生是一流的，这固然重要，培养出去的学生是一流的更加重要。进来一条龙，经过几年教育，出去一条虫，这种大学真可谓暴殄天物。大学之优，优在教授，优在学生。所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仙有龙，方为名灵。大学的声誉，来源于能够聘得最好的教授和吸收最优秀的学生。大学的前途的恢弘光大，教授学生抱有信心，就不会出现知名教授移走的现象。

我们一些大学，似乎早把现代大学的使命忘到爪哇国去了。它们把精力投注在牟利上，大学被运作成企业，真正的功能却在一片铜臭气中湮灭不显。我国学者陶人指出：“现代大学兴起之时，就带有因为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分工而有的专门教育机构的独特性，它与同样突张发展的现代企业这类经济组织，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的。开办或发展现代大学，当然需要钱，因为对于现代大学的发展来说，集纳杰出人才和集聚教育经费，是一所大学能否办好的两个起码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大学本身可以成为我们时下所说的‘创收机构’，从而将自己与企业这种生产性的社会组织混为一谈。”不少大学“恰恰对于大学的知识化特征与经济化诉求没有审慎区分。这种对于大学机构特质缺乏起码的认知与敬重的学校，对于大学的健全发展无疑是危险的。记得几年前海外一个教育考察团到中国考察教育的市场化问题，就痛心地指出把学校轻率地推向市场，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几年过去了，假如现在大学自己却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之成为自己的机构底线，那岂不是更令人伤悲”。

大学只求牟利不顾培养英才、维持文化水准和推进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国内普遍现象。一些学生本无心向学，参加入学考试无非混个文凭而已，入学考试成绩也往往难负人意，大学为了牟取学位，一律照单录取，一些学生根本不听课，考试抄袭，学风为之败坏。有些人报考硕士、博士，无非志在仕途上发展得更好，也就是说，他们本为纱帽而来，学校以牟利为目的、导师以攀龙附凤为隐衷将他们招进门来。他们当中，固然有想学点新知识而潜心学习者，但敷衍了事混文凭的为数更多，有的高官令秘书代为听课和写论文，其他有的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哪有心思上课？凡此种种，都糊里糊涂地毕了业，拿了文凭。大学对这样的学生慷慨授予学位，何异乎卖官鬻爵？

我国大学里“上下交征利”的现象颇为严重。以法学为例，各部门法学研究，常随立法热冷而兴衰，立法之时，相关学科顿时热闹非凡。法律通过之前，一些教授带领博士生、硕士生已经在为即将通过的法律撰写速成教材，法律通过仅一周，诠释新法律的教材已经上架销售，这类书籍推出快，湮灭也快，无非是垃圾书目上又增多一本又一本而已。更有一些学者，大块的时间用到各类考试的辅导（如研究生入学考试、司法考试等），只因这些考试辅导课程报酬奇高，对学问何尝见其孜孜以求？其实也怪不得他们，如今不少大学教师正常教学收入唯小康而已，有几个人还能耐得住清高不下网捕钞？巴葛爵士曾经感喟：“看着政府里一个小官员拥有满屋子的文牍员，而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却独自在书房里钻研，这是个令人心酸的对照。假如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谁有优先权去享受那个血液充沛的心房？那倒是一件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巴葛爵士可能不会想到，他所说的固然令人扼腕，但假如看到今天这些第一流的大学教授在书房里为了赚钱纷纷成为炮制低劣著作、教材的“商人”，岂不更感到气馁？

要完成大学的使命，潜心钻研的学生不可或缺。我国的大学，研究生真正有志于学术一途的并不多，他们报考和攻读研究生课程来获取硕士或博士学位，不过是为了谋一份好差事——最好是工作倍儿有面子、手中掌握权力而且任务不繁重、薪水又特别高的那种。有不少法学院研究生入学后无论上什么课都捧着大厚本的司法考试辅导书在读，老师在台上讲什么，基本无心去听，原因很简单，通过司法考试，找工作就多了有利于自己的砝码，怎能不特别重视？

大学本科学生近年来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学生喜欢离开学校宿舍到校园外居住，寻求清净。其实，正如巴葛爵士所言，大学的价值在于提供同龄人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是通过他们朝夕相处达到的。一个大学生如果不住在校里，就不能享受与同学朝夕相处的进益与乐趣，也就不能获得他山之助。如此这般，又何必上大学？

英国的大学不但因同学间朝夕相处、相互促进而同学个个受益，也因教师与学生频繁接触而使学生获得提高。在英国，大学制度为全日制、寄宿制、导师制。导师制注重师生课外的接触，日夕熏陶，颇具特色，钱锺书《围城》就写了个动辄“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可笑人物，因受英国教育制度影响，在国内大学大力推广导师制。民国时期，我国学者感叹中国的大学“师生同堂数载，仍如陌路，所谓‘导师’，有名无实”。我国招生规模巨大，到处人山人海，要实行师生日常性的课外接触，谈何容易。

没有学术自由，哪有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是学校之一种，我国古代的大学称为“太学”，现代大学则被认为是所谓“最高学府”。大学既为学校之一种，就其本意言之，乃是教学机构无疑。不过，大学除教学外，还有别的用途，那就是巴葛爵士所说的：大学是思想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表现的前哨，是保持文化的水准、维护品位和真理的基本法则。巴葛爵士强调，大学应当成为民主社会的一环，且居于喉舌地位。在外，政府给予每一教育团体以充分自由。

英国的大学值得夸耀的显著特征是它的自主性。巴葛爵士指出：“英国的大学——不仅是英格兰的大学，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的大学都包括在内——有一个特点，这点十分重要，非马上说明不可。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它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与它们的前身universitates（中世纪的大学）一样。现代的英国大学诚然须得到国王颁发的宪章后方始正式成立，不过这只是法律上的形式而已；在本质上，所有英国的大学都是独立的机构，即私人组织的团体，行政和财政都是自理的，聘请教职员及学校生活都不受外力干预。固然它们也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即此一端就可把握英国人的精神。英国人在可能范围内总愿意在私人团体的圈子内活动，反不愿事事仰赖政府的提倡和推动。不但如此，他们既要求在小圈子内自由行动，又要求政府协助这种行动——协助而不干涉或思约束其自由。这句话听来似乎矛盾——的确矛盾——然而是实话。事实上，英国人特殊的行事方式中有一种——也许在大学生活中特别显著，但在别处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就是脱离政府而活动，同时仍希望政府协助。真奇怪，也不合逻辑，但是就行得通。这就是为什么某一个作家说：英国大学是英国民族的创作，不是英国政府的创作，也不是英国政府的行动所创立，而是自由团体和这团体的自愿行动所创立。‘英国大学的扩展’，一位现代经济史学家说过：‘是团体的扩展，而不是政府的扩展。’”英国民族性中含有酷爱自由的成分，这种成分对于大学的自主性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巴葛爵士还说：“英国大学根本上是自主的，它们既不受辖于中央政府的教育部，也不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牛津、剑桥的行政一向操在学校当局的手中，这些人都是餐于斯寝于斯的。其他大学则模在双重的管辖之下，一方面是一个董事会，由校外人士及校方代表所组成，掌握校政的大端；另一方面是校务委员会，为教授及一部分教师所组成，管理纯粹的学校教务。董事会往往唯校务委员会的意见是从。在任何大学中，学校施政的方针总为该校的教员所左右，不论聘请教授或行政方面都是不受外力干预的。”也就是说，学校的自主性有着体制、组织的保障。情况略为特殊的是：“得到政府特许而设立的大学，政府有权随时派人来视察，这种视察慰问采取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方式，调查之后再组织一个制法委员会来推动必要的改革。不过非等校内已经酝酿着改革的空气，政府决不轻易委派皇家调查委员会，而制法委员会不但大部分是本校教职员，并且在制订改革计划时无不征求学校当局的意见。”虽有皇家调查委员会和制法委员会，实际上无损于学校的自主性。其“政府决不轻易委派皇家调查委员会”一语，更反映出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政府行为的克制性。

大学的自主性一方面由管理体制加以保障；另一方面需要财政加以保障，没有财政的自主性，也没有学校的独立性。“英国各大学在行政上既是自主的，财政的调度也不容外人干预。”财政上经费充足，大学可以自主调度，学术、人事才能不受制于人，大学方能取得独立的品格。

大学之独立，为思想之独立提供了条件。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脍炙人口，那脍炙人口的原因在于思想自由是学术活力的来源。没有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养成的只能是御用文人和奴性学者。没有知识人的人格独立，就没有高品质的学术，在这种状况下，想要期望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和世界一流的大学，岂非缘木求鱼？

我国大学的旧恙至今未愈者，是对学校乃至对学术的束缚过多，将学术的活力降住。学校受外来的干预过多过硬，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至今“在教育自治和政府管制松动方面前景不太明朗”。昔者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先生尝谓：“第一，国家的统制应尽量的减少，特别是在大学教育一方面，政府和其他有组织的社会势力应自处于一个辅翼的地位，特别是在经济一方面，而于意识一方面应力求开放，避免干预。第二，应辨别教育与宣传是相反的两回事，宣传工作的扩大就等于教育工作的缩小，要真心辅翼教育，就得尽量的限制宣传。”冯友兰于1948年6月10日在清华大学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科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一个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仍有人感觉刺耳，也就难怪教育自治前景仍然暧昧了。不仅如此，大学本身对学术的束缚和干预也很多。最近几年这种干预的严重表现之一，是“学术干预过甚，使得教育出现新的‘大跃进’，到处争办一流高校，争‘博士点’，争国家重点学科，全是‘一流’，还有‘一流’吗？……学者自有学者的自由周期，有积累，有突破，有高潮，有低潮，起起伏伏，很正常。行政权力要做的，是给学术发展搭建一个平台，像搞经济先要搞三通一平一样，而不是总在那里定指标，要政绩，急着‘催化’什么。行政干预太多，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教育也一样”。

我国各高校，都在争创“一流”，势力雄厚者，打出的是争创“世界一流”的口号；势力单薄者，亮出的是“国内领先”的标语。大家各个争先恐后扩大规模，到处奔走跑“博士点”“硕士点”，却似乎没有哪一家在学术自由发展的条件上下大功夫。殊不知：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活力源泉，没有学术自由，哪有世界一流大学？！

麒麟皮下的马脚

巴葛爵士将“推进学术与倡导研究”列为大学的三大任务之一。大学若不能以学术立足，就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学术研究需要由学者引领推进，学者本身应当潜心真正学问，研究高深问题。

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讲演（1917年）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求学于此者，不可有升官发财思想，‘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在1918年开学仪式上他重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幸的是，一些年来，许多大学正与蔡先生的期望相反，成为养成资格之所，贩卖文凭之所。许多人本来爱上学不爱读书，到大学不过混个文凭，以便日后升官发财，四顾所见，都是蔡先生不愿见到的人：“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蔡元培对这种现象的质问仍然值得思考：“岂非与求学之初衷大相背驰乎？”

其实，这还不是最令人揪心的。真正的危机在于，大学呈现“上下交征利”的现象，在名利面前，华南华北华东华西，“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有一位署名“超级网虫”的家伙在互联网上发了一张帖子，云：“大学是西方教育发展的产物，而中国的大学是学西方学来的。算起来也有100多年的学习史了吧？怎么到今天我感到中国的大学还是没有大学的味道。首先大学是非常强调自主（autonomy）的，但现在的大学怎么说也不是自主，整个大学成了附庸，所有的学生和老师也毫无自主可言。其次，大学是非常强调人文关怀的，但我们的大学到处是充满了生物竞争的惨烈场面，根本谈不上人文关怀。再次，大学最主要的是学术氛围，理想的人格空间和自由思想的追求过程，但今天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学术味道，反而成了学店。教师脑子想的完全是钱，大腕经济学家、科学家都是看着钱在说话，思想的自由完全被金钱自由所取代。如此等等，不一（胜？）枚举。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像个低劣的文凭加工厂。所有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概不例外。悲剧！”从语气、内容看，这位“超级网虫”应为一所大学在读的学生，他讲的这番话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可以说是切中肯綮。

近年来各种媒体披露的学界多少光怪陆离的事件，足以证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学界乃是一大名利场。既是名利场，自然也就像自古以来的官场一样，有许多污浊的空气，其间许多荣耀的职位、可敬的声名是通过不荣耀、不可敬的手段获得的。

在我国，教育机构官气颇盛，不仅大学里充斥着官僚，而且也充斥着官僚习气，官本位的现象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之一。许多学者热衷于做官，学术上有了名气之后就到机关去走仕途，或者在学校内坐帐执掌帅印，发号施令，“学而优则仕”成为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突出现象。学者热衷于作官的主要原因是有官位的学者可以获取和掌握更多的学术资源，直接参与甚至主导学术资源的分配，而且官职也成为社会评价一个学者学术地位的指标，有如此这般种种利益，怎么能让我们的学者、教授们坐得住呢？至于为了一争官职的高下而钩心斗角、负气出走等类，真不知凡几。有人批评说：“目前，‘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在有的名牌大学的有些系里，尊重学问和学术权威的传统还在，系主任远远没有名教授那样受人尊敬。尽管如此，作个系主任、处长什么的官儿，并不是没有人干，而是像‘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瘾。而在多数大学里，系主任则是威风十足，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为了做个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什么的官儿，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每当领导班子换届之时，便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小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相互串联结党、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这样说，学术要真正繁荣与自由，不可不祛除教育机构的官气，实现教育与学术机构的民主。

在获取名利的“登龙术”中，最容易留下把柄进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斯文扫地的，是学术不诚实——说得明白些，就是剽窃。剽窃是最容易被识破的，这是因为玩这套把戏的，都留下了书证。这就是为什么学术圈是是非非一年又一年，曝光最多的是这一类丑闻。好在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失去正义的力量和呼声，媒体和勇于揭露学界不良现象的个人显示了自己的道德勇气。剽窃事件接二连三被揭露，聚光灯照射那些为人师者，让学界看清自己的“一场烂污”，使学术规范化的呼声一波又一波高涨，形成鼎沸的舆论，这肯定有助于学术界自省并改善，使大学和研究机构恢复它曾有和应有的寂寞、宁静与尊严。

潘光旦先生曾引述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和英国哲学家歇雷（Schiller）的话说：教授乃学问之大敌。这话说得很妙。学问离不开学者，但学者党同伐异、压抑学术竞争、制造学术垄断、争名逐利，不但于真学问无益反而有害。中国教授“大多数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本来不做什么研究，在某行学问上不预备生什么净利。他们所以为学问之敌者，却在他们以教授自居，人家也口口声声的用教授两字捧他”。我国教授之多，真如过江之鲫；学术创新之难，却如唐僧取经。“欧美各国大学的学生未必如何特色，收取学生的条件未必任何严密。然教授的资格却非同小可。在德国制度之下，从试教到正教授，中间要经过十数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美国的制度比较似乎宽些，然而相当的年限也少不得。从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决没有躐等的，更没有刚从大学或大学院出来一跃而为教授的。做别的事也许可以不讲资格和经验，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非讲不可。中国近来的大学，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教授当然比春笋更要多了。”这话虽然是就民国时期大学和教授而言，放在今日，却丝毫不爽，比如将最后一句稍改一下，变为“中国近来的大学法学院，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法学教授当然比春笋更要多了”，此言辛辣，真是切中时弊。洪自诚云：“名心盛者必作伪。”（《呻吟语·修身》）当大学职称可以连升三级，只要有专著出版、论文发表；当大家既不能以短平快的方式获得真经，又不能甘于寂寞，使眼睛盯着香肠，阮囊羞涩，心里只能想想毕加索；当在垃圾学术能够带来与真学问所带来同样的地位、名誉的时候，大量制造垃圾学术的现象充斥还值得大惊小怪吗？！

《英国大学》的译者张芝联曾感叹：“教授——啊，失去尊严的称谓！”这话放在今日，谁谓不宜？！

梁实秋先生谓：“有许多人，把所有的大学教授都看得很重，以为他们在品行上都是很清高的，在学问上更不消说。只要认清‘博士’‘硕士’的招牌，便不致误。其实这是误会。由这种误会也许产生出许多失望和悲剧。”在学界的水源受到松花江式严重污染的时候，人们看到一些学者、教授“麒麟皮下的马脚”。各种媒体为学术界描绘了一幅画像，学界若揽镜自鉴，会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的形象变得如此不堪，若能就此汲水自净，则中国学界清明之日或许可以尽早到来。

也许我们的学术在最终规范化之前，必然要走过有许多乱象的时期。有人喜欢引用狄更斯的话，称我们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从学术界的诸多丑闻本身和对这些丑闻的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体会“最好的”与“最坏的”这一对矛盾的修饰语，对比我们的时代现象，当会感到颇耐咀嚼。

结语

我国大学乃至整个学术圈，既有学术热闹繁荣的一面，也颇多沉疴新恙。正视这些问题，才能产生疗救的希望。巴葛爵士的《英国大学》不妨作为医生的忠告，我们用来诊断自己，并自我救治。

巴葛爵士称“教育制度是活的东西，与一国的文化和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读他的书，还应将一国之大学现象同该国家之文化现象联系起来品味，我国的大学决非空中楼阁，它所在的环境，立足的土壤都对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把眼界放宽，就会意识：大学之问题，岂仅是象牙塔内的问题？大学之病，不也是与社会病症一样吗？

我们的社会在发生变化，有不好的现象翻滚，也有好情况出现。许多人关注社会变革时期存在的各种不良症状，试图加以改变。社会就是这样在一步一步前进。

这样想来，狭小的书房里忧思与希望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