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孔子“以和为贵”的亲善领导智慧

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礼的实际效用，以和谐最为贵重。

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思是，普天之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就不要强迫别人去做。

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自己要通达，有所作为，也要尽心尽力帮助别人通达，有所作为。

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说：“子之所慎：齐，战，疾。”意思是，孔子所谨慎小心对待的是斋戒、战争和疾病这三件事。

孔子是“以和为贵”的最早提出者，孔子提出的这个观点是与他所处的春秋末期的历史背景有关。在奴隶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极其严格的，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节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唯唯诺诺地遵从。但到春秋末期，这种丝毫不能紊乱的社会等级界限开始裂解，子弑父、奴弑主、臣弑君的现象已经常发生。对此，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主张，其目的是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至于破裂，以稳定社会秩序。“和”是孔子思想中占有终极地位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覆盖面，包括：① 人与人之间的“和”。孔子要求人相互尊重、爱护，并把对家族的亲情关系扩展到全社会范围，把全天下的人都视为自己的亲人一样友好相处。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要实现这样的“和”，孔子认为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自身要注重修身养性。为此，孔子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帮助别人共同发展。这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 国与国之间的“和”。国与国之间最大的失和，就是战争。孔子对战争一直是像厌恶疾病一样反感的，所以他说：“子之所慎：齐，战，疾。”③ 天与人之间的“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深刻地认识到天人之和是人与自然可持续和谐发展的规律，他认为，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各居其位，万物才可以生长繁育，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研读孔子“以和为贵”的思想，我们可以汲取很多难能可贵的领导智慧。

“以和为贵”是外交的智慧。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最好的状态就是“以和为贵”。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种爱好和平的智慧就来源于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16年，郑庄公入侵陈国，大获全胜。但是在往年，郑庄公曾请求与陈国讲和，陈桓公就是不答应。大臣五父劝谏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思是亲近仁义，与邻国友好相处，这是立国的法宝。陈桓公不听劝谏，不“以和为贵”，惨遭大败。同为左丘明所著的《国语》“晋语二篇”中也有：“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体现出和谐万邦，与天下人为善的博大智慧。在处理国与国关系上最不和谐、最没有智慧的方式就是发动战争。而且这往往是以大欺小的国家惯用的做法。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司马法》中就发出过警告：“国虽大，好战必亡。”意思是，国家即便再强大，喜欢战争也必然会灭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处于霸主地位的国家，如果总是以战争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事端的话，那么最终也逃脱不了“必亡”的命运。只有“以和为贵”，各国都回到对话的平台上，以和平的理念来解决国际争端，才能建立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协和万邦”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连民间的谚语“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也浸润着这种精神。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居于世界大国地位，但从未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协和万邦”至今依然是中国解决当代国与国之间的许多突出难题、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和智慧。“协和万邦”的外交政策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色和智慧。

“以和为贵”是治国的智慧。孔子“以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作用。作为中国主要民族的汉族，在历史上就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后来的汉族又和几十个少数民族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以和为贵”的精神作用下，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与此相适应，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这种多元的统一正是儒家“和”的思想体现。民族的融合力、凝聚力，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的机理就是“以和为贵”精神的共同认知和践行。“和”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特征向量，“以和为贵”应该成为治国者的生命信仰、思维基础和治理国家始终不渝的行为方向。

“以和为贵”也是理政的智慧。治政中最好的局面就是“政通人和”。“政通人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内在结构和各方面关系处于相对均衡、相对和谐、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状态，即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在“和”的目标下，达到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状态。“政通人和”这种状态也可以叫作“政治和谐”。那么如何能够达到“政和”的状态？《孔子家语》给出的智慧是：“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大意是，治政以宽松与严峻相互补充，政事就和谐。也就是说，治政有宽、猛两种手段，两种手段必须“和”才能发挥出治政的作用。政治环境宽松，会营造出一种民主的气氛，使民众心情舒畅。但政治环境过度宽松，容易让坏人有机可乘，制造混乱和事端，破坏社会的稳定。政治环境严峻，可以严肃法纪，产生震慑力，使坏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政治环境过度严峻，又会逼得一些坏人铤而走险，一般的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会受到压抑。政治环境的宽松与严峻达到了“和”的平衡状态，就能优势互补，去掉“不和”的弊端，形成“政和”的社会局面。政治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政治和谐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以和为贵”是社会治理的智慧。“和”也是孔子社会治理智慧的精髓所在。孔子追求的社会就是以“和”为本质，人与人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各守其位的和谐社会。从几千年前发展至今，“以和为贵”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追求和处世原则。在社会治理中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理念，弘扬“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远亲不如近邻”“重义轻利、礼尚往来”等传统文明礼仪，有利于实现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把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乃至未萌芽之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防止非对抗性的、非原则性的一时的矛盾激化，并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有利于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提升人们的融入感和主人翁意识，能极大地增强社会矛盾的调节功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和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生。“仁”“礼”“和”是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支点，因此，孔子的“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智慧，是以和为本，又要兼顾“礼”和“仁”，彼此相辅相成，不可偏颇，更不可去一而行。“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通过对话、沟通、交流的方式，以礼待人，以仁悦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人心换人性，用自己的仁礼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消除彼此心中的隔阂，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友好共处，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维稳成本，达到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

“以和为贵”是企业管理的智慧。企业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有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因为人们的文化与信仰不同以及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差异而变得更加复杂。“以和为贵”是调节这些复杂关系的智慧。若企业的这些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能“以和为贵”，那么人与人之间就能够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各种矛盾就都可以化解，劳动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梅奥（George Elton Mayo, 1880—1949年）就深谙“以和为贵”的奥妙。梅奥是美国行为科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梅奥于1924—1932年在美国芝加哥郊外的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主持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找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创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梅奥认为：① 影响生产效率的根本因素不是工作条件，而是工人自身。人不应该是“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社会人”，人是情感和理性的共同产物，因此，金钱不是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② 在决定工人工作效率的因素中，工人为团体所接受的融洽性和安全感较之奖励性工资有更为重要的作用。生产率主要受工人在集体劳动中的和谐状态和“士气”影响。③ 组织中存在着非正式团体，它有自己的感情取向和规范并往往能强烈左右团体成员的行为。因此，梅奥提出的提高劳动效率的管理措施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面谈和调解制度，以消除不满和争端，最大限度地实现和谐。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也十分重视“以和为贵”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他说：“事业的成功，首在人和……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最重要的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松下幸之助道出了松下企业以及世界上所有成功企业的管理秘诀。

“以和为贵”是包容的智慧。世界上没有不长草的花圃，领导活动的舞台上也不是清一色的君子。这就要求领导者要有君子、小人并容的雅量。有智慧的领导者面对矛盾、摩擦、误会、纠纷等，多谦让少争执，多包容少排斥，不长“小心眼”，不耍“小阴谋”，不搞“小圈子”，尤其是面对怒发冲冠的冲突者，更要冷静容忍。包容是一种良好的心态，是自信者的微笑，是博大的胸怀，是宽广的气量，是“以和为贵”的境界。历代圣贤都大力推崇宽恕容忍的人格精神。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问孔子：“先生，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孔子回答：“那大概就是‘恕’吧。”“恕”就是宽容。荀子也曾经说过：“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佛家说：“精明人，不使人无所容。”古希腊有位哲人也说：“学会宽容，世界会变得更广阔，忘却计较，人生才能永远快乐。”宽容的心是一把伞，撑得开，收得起，在收放自如中享受内心深处溢出的自在。宽容精神是滴翠的绿叶，是吐艳的花朵，是领导者身上散发出来的最迷人的“人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