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孔子“过犹不及”的中庸领导智慧

在《论语》“先进篇”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意思是，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较，哪位更好些？孔子回答说：“子张做事往往过头，而子夏则做不到位。”子贡说：“这样看子张比子夏更好些吗？”孔子说：“过头与不足都是不好的。”

在《论语》“子罕篇”中，孔子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

在《论语》“述而篇”中记载：“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意思是，孔子温和而又严厉，威严而不凶猛，谦恭而又安详。

在《论语》“尧日篇”中，孔子指出：“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意思是，君子给人以恩惠，自己又不过度耗费；役使老百姓，老百姓却没有怨恨；有欲望，又不贪心；泰然自若，又不傲慢；威严，又不凶猛。

在《礼记》“中庸篇”中，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思是，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思维和行为偏走极端。孔子又说：“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这叫作“中”，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这叫作“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达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了，而万物都开始生长发育了。

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这一概念贯穿整个孔子学说的始终，起着纲领性的作用。何谓“中庸”？“中”就是合情合理、恰到好处的一种尺度，“庸”就是保持这种“合情合理、恰到好处”的一种常态。孔子认为世上一切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三种状态：不足、过度、中正。“不足”和“过度”都不利于事物的发展，即“过犹不及”，只有“中正”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要求。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给《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孔子提出在处理事情上，既要有主见，又不能主观武断；既要有一定的指归，又不能固执，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参与天地，化育万物”，这就必须通过“致中和”，才能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的位置，“中国”两字所包含的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更重要的含义是“以中立国”的智慧上的正道。“中庸”也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规范。中国人喝茶，讲究的是清茶淡香，若是过浓，就会苦得喝不下去，如果太淡，又感觉没有茶味，只有适中才能既可口又提神。罗素曾经很准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执中持中”是领导者成就伟业的哲学智慧。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是，事物之间是有本质联系的，这种联系又经常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且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具体到“庸”和“中”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中”是“庸”的逻辑起点，“中”是静态的，“庸”是动态的；“中”是本质论，“庸”是方法论；“中”是对事物存在和发展本质的认识，“庸”是处理和实现具体事物的方法。“中”决定着“庸”；“庸”实践着“中”；“中”是认识论，“庸”是实践论。“中”和“庸”还具有时效性，是“时中”，是“与时偕行”而不是僵化死板的。“中”和“庸”的这种必然联系，要求领导者带着领导活动内在“中”的要求，在领导活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庸”的实现方法，也就是使领导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实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领导者和贤哲都深谙“执中持中”的领导哲学智慧。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的史籍《书经》中记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亚圣人孟子曾经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孔子“执中持中”的哲学智慧，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宋朝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也说：“天下万事不可过，岂特此也？虽造化阴阳亦然。雨泽所以膏润四海，然过则为霖淫；阳舒所以发育万物，然过则为燠亢。赏以劝善，过则为僭；刑以惩恶，过则为滥。仁之过，则为兼爱无父，义之过，则为为我无君。执礼之过，反邻于谄；尚信之过，至于证父。是皆偏而不举之弊，所谓过犹不及者。”意思是，天下的各种事情都不可过分，难道只有人事是这样吗？就连阴阳造化也是如此。下雨是为了滋润广袤的大地，但是过分了就会发生洪涝灾害；阳气上升是用来培育万物生长的，然而过分了就会造成酷热干旱。奖赏是对善德的鼓励，过分了就是僭越；刑罚是为了杜绝恶行，过分了就是枉滥；过于仁慈，就会兼爱不顾自己的父亲；行义过分，就会自私而忘记忠君的责任。太过于礼貌，邻居会觉得你在献媚；太讲信义，就会到了指证自己父亲过失的地步。这些都是偏执的行为，把好事做得过分了，就和达不到效果是一样的。杭州灵隐寺里有一副对联写得好：“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这个“半”字之道，就蕴含了“执中持中”的深邃智慧。

“执中持中”是一种最具成效的领导方法。孔子的中庸思想，为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领导活动中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中庸提倡的是过犹不及，执中致和，也就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方法和解决方案。如在制定发展战略上，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在处理事务上，既要有主见，又不能主观武断；既要有一定的指归，又不能固执，也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治国理政中，既要施民以恩惠，又不能过度耗费；役使老百姓，老百姓却没有报怨；有欲望，又不贪心；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泰然自若，又不傲慢；失败时不要心灰意冷，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威严，又不凶猛；在上级面前不要低三下四，在下级面前不要专横跋扈。这种分寸的把握，就体现了中庸之道，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中和”。孔子自己就在立身处世和思想修养方面践行中庸之道，平日待人温和而又严厉，威严而不凶猛，庄重而又安详，即“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在决策上，领导者既要“择善固执”，防止动摇不定，优柔寡断；又要“从善如流”，避免执迷不悟，刚愎自用。在选拔任用人才上，既要尊贤，又要容众。在履行职责上，既要到位、就位，又要忌越位、错位。在个人的情绪上，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这叫作“中”，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这叫作“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即“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有这些领导方法都是在反对极端性和绝对化，追求“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把左右两个极端把握住，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方法，平衡各种力量、各种倾向，做出恰当的优化选择。

总之，对于领导者来说，“执中持中”的中庸之道既是一种精深的领导哲学智慧，又是一门精湛的领导方法与艺术。如果领导者既能悟透属于哲学层次的领导思维方式，又能娴熟地运用属于方法层次的领导艺术，那么就能够认识和把握住领导活动在不同时间里和不同情况下的“中”，领导活动就能驾轻就熟，进止自如。这就像一只手，始终紧握拳头是不正常的，只张不合也是不正常的，一定要拳掌舒卷自如，这才正常。所以，凡事要适可而止，要不偏不倚，这就是我们从中庸之道里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智慧资源。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西方也广受推崇。与孔子同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毕达哥拉斯在《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类似中庸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我们首先必须注意，过度和不及，均足以败坏德行……例如，关于体力和健康的情况，运动太多和太少，同样损伤身体；饮食过多或过少，同样损害健康，唯适度可以产生、增进、保持体力和健康。”亚里士多德还举出了很多如何合乎中道的例子，如关于荣誉和耻辱，其中道是适度的自豪，其过度是虚荣，不及是卑贱。又如关于金钱的取与舍，中道是乐施，过度是挥霍，不及是吝啬。再如关于快乐和痛苦，中道是适度节制，过度是放荡，不及是不愿行乐。公元6世纪的希腊诗人潘季里特在祷告诗中也写道：“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梭伦也认为“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可过分”，中庸才能防止极端。

在国外，还有个类似于“中道”的“黄金分割律”。黄金分割律的提出人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他在当时十分有限的科学条件下大胆断言：一条线段的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比，如果正好等于另一部分同整个线段的比，即0.618 033 988……那么，这样的比例会给人一种美感。黄金分割率，是一个神奇的无理数，在数学中，在建筑、美学、艺术、音乐，在几乎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里，都可以找到它的存在。后来，这一神奇的比例关系被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誉为“黄金分割律”。“黄金分割律”以及后来的黑格尔的“正、反、合”观点，都包含了不偏不倚的适中思想。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在“中道”上的交汇，具有无穷的意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