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少年说(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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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凯特:她来自澳大利亚,在清华拿了特奖

文 柚子茶之秋

• 史凯特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技术落地雄安新区:“我喜欢往前走”

“那天,我收到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封中文邮件。”史凯特的导师刘书明副教授回忆道:“她说她想在我的课题组读硕士,虽然她本科不是环境科学专业,但邮件写得非常认真,读到最后的署名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外国学生。”

史凯特的主要研究是用水能耗,目的是减少供水和污水系统的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她认为,现在水资源紧缺,海水淡化、污水处理、调水的耗能问题在中澳都存在,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对两个国家而言都非常有意义。

在刚刚进行研究时,史凯特做的是调查供水系统的电耗情况。由于水从水源地到居民家中要经过取水、处理、输配等很多环节,而在中国,取水有时要跨越大山、河流,所以从水源地到水厂、从水厂到用户的配水过程中,耗能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史凯特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研究到一定程度后,史凯特觉得自己进入了瓶颈期,“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个方向做,但我又无法放弃现有的成果转做其他领域”,她说,“但我喜欢往前走”。

这时,处于瓶颈期无法突破自我的史凯特回到了澳大利亚在政府实习,同时也会和同事一起讨论可能的研究方向。史凯特说她想通过实习尽量接触到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行业,为自己带来更多新鲜的想法。

那一年,在和导师同学们的交流与文献的查阅中,史凯特感到,“好像我研究的方向就慢慢变得清晰了”。据她了解,在一些高层小区中,把水从地面提升到20层甚至30层的时候耗能非常大。从水厂到小区的能耗数据可以从发布的数据获知,但到了小区之后二次供水一般由物业来管,所以这部分能耗难以精确测算。于是她就这部分能耗展开了调查,并去实地收集数据计算出了不同二次供水模式的能耗,详细调查并刻画了整个供水系统的能耗足迹。目前,她提出的供水系统能耗的优控方法已被应用于雄安新区的供水管网规划。

Kate Smith在实习期间参观发电厂

“她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发现问题会立即采取行动。”史凯特的导师和她的朋友都这样评价她,“她的学习习惯非常好,课后有问题会追着老师刨根问底,是我们课题组最刻苦的学生,经常被我当作榜样教育中国学生”。她的导师又笑道:“不过她真的是非常较真,有一次接到骗子电话,我看见她义正词严地告诉骗子,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坚持、执着,有时甚至有些较真儿,但同时又喜欢发现与探索,这些个性支持着史凯特一路走来。实习时,她发现澳大利亚政府做决策的方式很有意思,他们会先做一个很不成体系的报告交给领导看,得到修改意见后进行修改,如此反复修改多次。这让她认识到,“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先做是最重要的”。她认为这样会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纠结。

对于自己的经历,她总结道:“我解决困难的方法可以说是等待。但这个等并不是说每天什么都不干,而是去干一些其他的东西,去看、去听、去和别人讨论、去往前走。幸运的话,问题的脉络就会渐渐显现出来。”

搭建中澳青年沟通桥梁:《泡菜薯条遇上炸酱面》

走出实验室,史凯特是园子里国际学生们的引路人,是中澳交流的青年使者。

在清华园,作为一个已经在园子里待了五年的“老人”,她积极参与国际学生的管理中,助力学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史凯特说国际学生更能了解国际学生,知道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困难。史凯特想到,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这些刚来到园子里的国际学生呢?为此,她广泛搜集了世界其他知名高校的国际学生管理方法,针对国际学生群体在培养环节中碰到的困难,提出改进建议,方便新来的国际学生。

2016年,史凯特创立了环境学院国际学生大使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史凯特和她的团队把在报到、选课、实验仪器操作等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整理成英文小册子,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百宝书”。

史凯特(Kate Smith)在清华园

走出清华,史凯特搭建起中澳青年交流的桥梁。2015年,史凯特入选“中澳千禧计划”,参加中国—澳大利亚青年对话。2017年,她又参加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主办的全球青年中国论坛。2017年她还参加了“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互通”的重要成果——北非摩洛哥中国贸易周。

谈及为什么要参加到这些项目里时,史凯特说:“我想了解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这些青年人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具体作了什么贡献”,青年之间的交流不只是一句口号、一场会议,而是两国之间许许多多青年人具体的行动和努力。3年过去了,她和参加“中澳千禧计划”时的同伴依然保持着联系,在自己觉得疲倦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通过和这些伙伴们聊天,她感到“他们总能给予我专业的指导,提供很多新鲜的想法”。

来到中国的这些年,史凯特到处走、到处看,有一天,她的韩国朋友凌波微步(此为网名——编者注)问她,要不要和自己一起用笔记录下这一切,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史凯特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吗?”但这种迟疑并未延续太长时间,在和凌波微步的沟通中,许多经历在史凯特脑海里一一浮现,二人一拍即合,还联系了插画师毛天骅,把他们书中的故事画成插画,这本《泡菜薯条遇上炸酱面:洋博士中国留学记》应运而生。

《泡菜薯条遇上炸酱面:洋博士中国留学记》封面

在采访中,史凯特的老师和同学都会特别提起这本被豆瓣评价为“有趣”“接地气”“积极”的书。凌波微步认为,史凯特是作为一个忠实的倾听者与记录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去感受中国跟澳大利亚的种种文化和社会差异。而在史凯特看来,这本书也可以说是自己在中国生活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她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爱上中国的四个原因:出行方便、有安全感、缝补衣服便利,以及大家出门都经常带伞。史凯特笑道,其实自己很怕晒,但在澳大利亚并没有人会为了防晒打伞,能来到中国真的很幸福。

脚步踏及山西农村: “用自己的能力为世界带来改变”

“你知道吗?她特别敢想敢做,她去过打工子弟小学支教,还去过脑瘫病人康复中心做志愿者。”史凯特的导师刘书明不无感慨地说:“当时我知道的时候很震惊,没想到一个国际学生来到中国还可以想到做这样的事情。”

热心公益仿佛成了史凯特的一个标志,其中最有专业性和代表性的,就是她2015—2016年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清源协会会长期间,组织团队到山西平遥一个村庄开展为期6个月的饮用水除砷公益项目。

当时,清源协会和太原理工大学的项目组合作在山西解决水质问题,对方项目组一名同学的父亲来自平遥一个村庄,他反映很多人都觉得水质很不好,于是史凯特就带领项目组去进行调查取样。而测试结果却让他们有些意外,因为问题并不出在村里人所说的水很臭、有杂质、有颜色等可见的问题上,而是无色无味的砷指标超标。虽然这一点和村里人所说的水质不好并不一致,但这是个关乎健康的严重问题。

于是项目组在村里装了6个滤池来做实验,30来个人前前后后用了近6个月的时间探索制作过滤设备的方法。史凯特回忆,当时他们住在村外的青年旅馆,做实验找管道时常常会迷路,还有很多村民并不是很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就向村民解释这个砷超标具有致癌性,一定要控制这个指标。

虽然项目组的目的是减少砷含量,但村民还是很在意水看起来怎么样。水从过滤设备的大过滤池出来会接触铁钉,混进很多杂质,村民们很不放心。有天晚上,其他人在平遥古城游览,史凯特就自己一个人在青年旅馆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突然就想到可不可以在大过滤池外再接一个小过滤池,杂质就会少很多”。第二天,项目组把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效果很好,后来这样的过滤设备在村内进行了批量装配,并申请了专利。

然而史凯特强调,这个过滤设备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解决水质的问题需要建设水厂,但村庄的一些人不愿意因此支付较高的水价,只能直接从附近砷含量较高的井里引水,所以他们价格较低的过滤设备才有了用武之地。史凯特总结道,在实际做产品的时候,不可能都是理想状态,考虑用户的情况和很多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在这来来回回的接触中,史凯特也跟当地村民熟络起来,村民们也不知怎的对这个国外来的清华博士有说不完的家常话。“有一天她从山西回来跟我聊天,说起‘妯娌’这个词,说是兄弟各自妻子之间的称呼,我很惊讶她怎么会知道这个,原来都是村民们和她拉家常时她学会的。”史凯特的导师刘书明有点哭笑不得。

史凯特在村民家开展实验

和史凯特同一时期在清源协会的同学认为,史凯特“是用做科研的严谨态度去对待社团工作的”。她说:“史凯特很有耐心,建造慢滤池的时候,取水样、测水,每一步要注意什么她都会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她对清源做的每一个项目都很有信念和责任感,她很相信自己倾注在这里的心血会给农村地区的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变。”“用自己的能力为世界带来改变”是清源协会的核心精神,也是史凯特自己的信念。

从2017年开始,喜欢学习各种语言的史凯特又开始学习自己的第六门语言——阿拉伯语,到现在已经可以进行基本的沟通和交流。她说:“我喜欢迎接新的挑战,我喜欢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