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对于心、肺、肝、肾四脏的相互依存关系前面已经概述。现就东垣所论脾胃病与四脏受病关系加以阐述。

1.“脾胃之虚，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苦舌干，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不欲食，食不消，兼见肺病，洒淅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伸故也。当升阳益胃，名之曰升阳益胃汤。

黄芪二两，半夏、人参、炙甘草各一两，独活、防风、白芍药、羌活各五钱，橘皮四钱，茯芩、柴胡、泽泻、白术各三钱，黄连一钱，共研末，每次服三钱至五钱，加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水三盏，煎至一盏，去渣，饭后温服。

服药后，如小便后而病增剧，不宜再利小便，当少去茯苓、泽泻。若喜食，一二日内不可饱食，恐胃再伤，以药力尚少，胃气不得转运升发，须薄味之食，或美食助其药力。”

这里所指“肺之脾胃病”，病之本在脾胃，病之标在肺。凡怠惰嗜卧，四肢不收，体重节痛，口苦舌干，饮食无味，食物不消，大便不调，小便频数等症，都是脾胃虚弱、湿热少退的证候。“脾有生肺之能”，脾虚受湿热侵袭，减弱了“散精归肺”的作用，当秋燥、肺失清肃，肺卫无阳以护，洒淅恶寒，面色不和，表现为“肺之脾胃病”。法当以黄芪、人参益肺气，白术、陈皮、芍药、甘草以益胃气，半夏、茯苓、泽泻以化里湿，独活、羌活、防风等风燥药以散表湿，黄连以清热，柴胡以升阳，姜、枣以固卫和营。其治疗目的是升阳益胃。如果服药以后，小便利而病增剧，须防湿去燥生，宜去茯苓泽泻之渗。服药后，食欲初增，胃机好转，不可饱食以免重伤胃气。

2.“湿热成痿，肺阴受邪。如在六、七月之间，湿令大行，湿热相合，肺受湿热之迫，肾绝生化之源，源绝则肾亏，痿厥之病大作。腰以下痿软瘫痪不能动，行走不正，两足欹侧，以清燥汤主之。

黄连、酒黄柏、柴胡各一分，麦门冬、当归身、生地黄、炙甘草、猪苓、六曲各二分，人参、白茯苓、升麻各三分，橘皮、白术、泽泻各五分，苍术一钱，黄芪一钱五分，五味子九粒，共研末，每服五钱，水二盏半，煎至一盏，去渣，稍热空腹服。”

这是东垣用“生克制化”原理对湿热成痿的论述。当长夏暑季、湿热正盛时期，湿与热合，熏蒸于肺，肺受湿热的侵害，影响脾湿壅实，湿邪郁而化热而热更旺。肺与大肠相表里，二者皆恶燥。热灼则津耗，必致大便秘结。肺燥，肾绝生化之源，肾阴无济，宗筋失润，筋脉废弛，所以下肢痿，两足欹侧，甚至形成瘫痪。

故以黄芪为主，人参、炙甘草以益气，当归身、生地黄以滋血，这是解决本证的主要矛盾，而益气是主要矛盾方面；以二术、二苓、泽泻渗湿，黄连、黄柏以清热，这是解决本证的次要矛盾；而渗湿又是次要矛盾中的主要的矛盾方面；以升麻、柴胡升脾之阳气，麦冬、五味子滋肺之化源，也是解决本证的次要矛盾，而升阳又是这一次要矛盾中的主要的矛盾方面；佐以橘皮、六曲健运脾机，清利余湿。方名“清燥”，药实渗湿。如果矛盾转化，湿邪化燥，则次要矛盾亦可上升为主要矛盾，治则当变清化湿热为润养宗筋。这与实热侵于大肠，当用寒凉之剂，是有原则性区别的。

“凡忿怒、悲思、恐惧，皆损元气……心脉者神之舍，心之不宁，化而为火，神无所养，津液不行，不能生血脉也。心之神，真气之别名也，得血则生，血生则脉旺。”

“善治斯疾者，惟在调和脾胃……盖胃中元气得舒伸故也。”说明心理病理与生理病理不可分割的关系。心（大脑）为神明（意识思维活动）之所从出，如果外界事物刺激超越心神活动的正常范围，如“忿怒悲思恐惧”等“七情过极”所伤，都可能损害元气，导致阴火炽盛，扰乱心神。心火亢甚，反过来迫使心阴耗竭，津液不行，神无所养，表现心烦而乱，怔忡懊 ，兀兀（眩晕）欲吐，愤懑不安之状。“神”是“真气”的别名，真气得血濡养，才能行使其主导性的生理活动，而真气的活动，又推动营卫运行，血脉周流，血生脉旺，神有所依。东垣认为，善于医治疾病的人，要使病人心无凝滞，重在调理脾胃。因为脾胃是元气生发的根本，又是制伏阴火的关键。

在治疗方面，东垣除注意精神治疗，增进机体抗病力外，用药主张补中益气汤配合朱砂安神丸（黄连、生地黄、当归、朱砂、甘草）治之。《内经》说：“热淫所胜，治以甘寒”。去心烦、除湿热，以甘草、生地黄之甘寒泻火补气、滋生阴血，以当归补其血不足，朱砂纳浮游之火而安心神。当心乱而烦、愤懑不安的时候，用本方配合补中益气汤安养心神，把益元气与泻阴火、调治脾胃与安养心神的治疗统一起来，是富有临证经验的论断。

东垣说：“遍考《内经》中所说木郁达之之义，止是食伤太阴，有形之物窒塞于胸中，克制厥阴木气，伏潜于下，不得舒伸于上……仲景《伤寒论》云：‘懊 烦躁不得眠，不经汗下，谓之实烦，瓜蒂散主之；曾经妄汗、妄吐、妄下，谓之虚烦者，栀子豉汤主之。’”（《内外伤辨惑论》卷下）。

由此可见，东垣论“木郁达之”之理，主用吐法，吐者以泄肝气之郁实。实乃有形食物填塞于胸中。胸中乃肺之分野，肺居上以制肝，肝气郁实而不能条达，“在上者因而越之”，法当宣通胸阳，条达肝郁。这和戴人论吐法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戴人认为，除病势险危、老弱气衰者不可吐，诸吐血、咯血、呕血、衄血、嗽血，崩血、失血者不可吐，吐则转生他病致成不救者外，凡“病在上者皆可吐”。亦有病人思想上畏惧吐法者，不勉强行之。东垣论吐，重点在于饮食过饱，食物填塞于胸中，郁遏肝气的条达。在诊察上，发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上部，指两寸肺与膻中之脉，食物塞于上焦，则肝气被郁遏于下焦，脉道不畅，两尺无脉，懊 烦躁不眠，病情是严重的。急当仿用仲景治胸中痞鞕，胸有寒实的瓜蒂散法，吐去食物，使胸阳畅豁，肝气郁而得舒。如因汗吐下后，有胸中烦热痞胀的表现，则非瓜蒂散适应证，当用栀子豉汤达上焦之郁火而解虚烦。

东垣对于吐法，不轻易作出“凡病在上者皆可吐”的结论，而是持慎重态度，如在《脾胃论·用药宜禁论》中指出：“吐多，不得复吐，吐而大便虚软者，此上焦壅滞，以姜橘之属宣之，吐而大便不通，则利大便，上药则所当禁”。在《脾胃论·脾胃虚不可妄用吐药论》中又指出：“木郁达之者，盖肝性当动荡轩举是其本体，今乃郁于地中，无所施为，即是风失其性……人身有木郁之证者，当开通之，乃可用吐法，以助风木，是木郁达之之义也。或者不解木郁达之四字之理，重实其实；脾胃又受肝制，正谓补有余而损不足也。既脾胃之气先已不足，岂不因此而重绝乎？胸中窒塞当吐，气口三倍大于人迎，是食伤脾胃，上部有脉，下部无脉，知其肝郁在下也。昧者，将膈咽不通，上支两胁腹胀，胃虚不足，‘浊气在上，则生 胀’之病，误吐之，胃虚，则肝气乘凌胃中，岂可反吐以助肝气之逆？不可吐而吐，其乖舛如天地之悬隔耳。”

这一论述，说明使用吐法需要慎重，不要误将“浊气在上而生 胀”的脾胃病，当做食物塞于胸中的肺实肝郁之证治之。如果以脾胃之虚，误作胸中之实而滥用吐法，必更助长肝气之横逆而克伐脾胃。东垣在辨证中，很注意“肝火横郁”之证，如胸胁痛、口苦舌干、往来寒热、呕逆多怒，四肢满闭、淋溲便难、转筋、腹中急痛等症，是肝气横郁，乘所不胜而侮脾胃。在前《脾胃元气不足诸病所由生》一文中已概述。

1.东垣用“生克制化”的原理论述肾之脾胃虚的致病原因。肾之脾胃虚应该说，足太阳膀胱寒水之气旺于冬，足少阴肾水之令又行于冬，肾与膀胱相表里，谓之“复气”。寒水之复气，夹肝气上行之势乘凌脾胃，而脾胃元气受损，虚证自见。如上热如火，下寒于冰，膈咽不通，口失味，掌中热，行步欹侧，夜卧不安，起居艰难，少气不足以息，食少，大便不调，里急，肠鸣，后出余气复不能努，小便频数，卒遗矢无度等，都足以说明脾胃元气不足，阴火上乘的证候。肾水夹肝气之势，则有腰背胸膈闭塞疼痛，头阵痛，目中流火，视物模糊，耳鸣耳聋，口中流涎，心中烦乱，风痹麻木，逆气呵欠，肩胛痛，腹痛，两胁急缩而痛，膝下筋急，阴汗出，前阴冷，妇人白带，阴中痛，面如赭色等，属于肾中寒水夹肝火之横逆。脾胃虚则肺失所养，而非肺气的强实，表现为善嚏，鼻流浊涕不止，不闻香臭，不耐风寒，咳嗽痰沫，气短喘喝等，更足以证实寒水太盛，夹肝火之势以伤脾胃。东垣制复气汤（原名神圣复气汤）：附子、干姜各三分，柴胡、羌活各一钱，甘草、藁本各八分，升麻、半夏各七分，当归身六分，防风、郁李仁、人参各五分，白葵花三朵，上药用水五盏，煎至二盏，加入橘皮五分，草豆蔻仁（煨）、黄芪各一钱，再煎至一盏，再入生地黄二分，酒黄柏、酒黄连各三分，枳壳五分，以上四味，先一日另用新汲水浸，又以川芎、蔓荆子各三分，细辛二分，先一日另用新汲水半大盏浸此三味，将两处浸药合并煎为一大盏，再合上煎药内，在火上煎至一大盏，去渣，稍热空腹服。

东垣又谓：“予病脾胃久衰，视听半失，此阴乘阳之上，气短，精神不足，且脉弦，皆阳气衰弱，伏匿于阴中故耳。癸卯岁，六七月间霖雨阴寒，逾月不止，时人多病泻痢，乃湿多成五泻也。一日，体重，肢节烦痛，大便泻，并下者三，而小便闭塞。默思《内经》有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先利小便也。又治，诸泻而小便不利者，先分利之。又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法当利其小便，必用渗湿之剂以利之，是其法也。今客邪寒湿之胜，自外入里面甚暴，若以淡渗之剂利之，病虽即已，是降之又降，复盖其阴而重竭其阳也。阳气愈削，而精神愈短矣，阴重强而阳重衰也。兹以升阳之药，是其宜耳。羌活、独活、升麻各一钱，防风、炙甘草各五分，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渣热服，一服而愈。大法云：‘寒湿之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此得阳气升腾故愈。”

以上阐述阳气下陷于阴，寒湿愈盛，阴火愈迫而上浮，脾胃阳气则愈衰。如果专从淡渗利湿如茯苓、猪苓、泽泻、苡仁之类引而竭之，是治湿之正法。然而此类药性味多降，脾胃久虚的人虽然寒湿偏重，必然导致精神衰少、短气不足的现象，是益阴而衰其阳。东垣主张“下者举之”，以风药胜湿，又能使阳气升浮，以复脾胃中的元气。东垣这种论述，不是说渗湿之剂不能用。在一定情况下，当用风药以胜湿，如上述之羌独升防或羌活胜湿汤以升阳气。如因湿热，身腰沉重，东垣主张加黄柏苍术和少量附子。我则认为湿热偏盛，必耗真阴，且苍术、黄柏辛苦而燥，更劫津液。在一定情况下，还须救肾之津液。总之，应该审证察因，正确掌握治疗的规律。

2.中焦气弱，脾胃虚寒，脏腑积冷，肠鸣腹痛，泻痢无度，甚至下焦阳虚，脐腹冷痛，沉困自汗。前论肾阴寒水之旺，夹肝气以凌脾胃之证，此论脾阳不足，子（脾）令母（肾阳）虚之证，方用沉香温胃丸；附子、巴戟天、炮干姜、小茴香各一两，官桂七钱，沉香、炙甘草、当归、吴茱萸、人参、白术、白芍药、茯苓、良姜、木香各五钱，丁香三钱，共研末，醋打面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

“凡脾胃之证，调治差误，或妄下之，末传寒中，复值时寒，四肢厥冷，心胃绞痛，冷汗出。《素问·举痛论》云：“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厥不知人，气复则生矣。”

说明脾胃虚寒之甚，肾阳亦受脾累而亏，阴气竭绝，孤阳外越，所以用一派辛热收回欲散之阳，佐以芍药敛竭绝之阴，阳气复返于阴，手足转温，心胃痛止。

罗谦甫制订扶阳助胃汤（附子、干姜、肉桂、吴茱萸、益智仁、白术、芍药、陈皮、炙甘草、草豆蔻）治虚寒逆上胃痛之证。清代喻嘉言认为，仿东垣开阳益胃汤意而定。他说：“东垣治火郁，发其火则烟熄，谦甫治无火，补其土则气温。”其实，扶阳助胃汤是沉香温胃丸化裁之方。《内经》指出：“寒淫于内，治以辛热，佐以苦温。”用附子、肉桂之大辛热温肾之阳，干姜、草豆蔻之辛苦热温脾之阳，甘草之甘温，白术、陈皮之苦温扶益脾气，肾寒夹肝势侮脾，急剧作痛，用益智仁以散肾中之寒水，用芍药以泻侮脾之肝气，用吴茱萸以泄胸中厥逆之气，脾胃气旺，肾中寒水自平。

综上所述，脾胃病与心、肺、肝、肾的发病，是有因果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