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监测的定义及其内涵是随着促进人群健康，改善生活质量的公共卫生活动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和丰富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监测最早应用于病例的早期发现，观察需要进行隔离和检疫的个体（如，传染病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以便发现早期症状，及时采取隔离、检疫、预防接种和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有系统的监测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要是对疾病的发生和死亡进行观察，故用“疾病监测（disease surveillance）”来概括所用的监测活动。20世纪50年代之前，疾病监测主要针对烈性传染病，发现病人及时隔离。直到20世纪50年代，监测仍主要针对烈性传染病，扩大对传染病患者周围可能接触者的监控，观察早期症状，以便能及时发现和隔离病人，防止传播。中国的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及反馈系统建于1950年，就是“疾病监测”概念的具体体现，在全国范围内对法定规定报告的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情况进行报告和统计分析。广泛的、以人群为基础的监测概念在1955年美国弗朗西斯脊灰疫苗现场试验中得到充分体现，根据麻痹性脊灰病例监测结果最终查出受存活脊灰病毒污染的疫苗。

随着监测内容的扩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人开始使用流行病学来修饰监测。Alexander D. Langmuir在1963年将监测定义为“通过系统地收集、汇总和评价发病与死亡报告以及有关资料，持续地观察疾病的变化趋势，并且定期地把资料分发给需要知道这些情况的人，他的概念还未涉及对于疾病控制的直接职责。196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建立流行病学监测机构，该机构主管Karel Raska将“监测”的定义进行拓展。1968年，第21届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就各国和全球的传染病监测问题进行了技术上的讨论，会议在广泛征求世界各地关于监测概念和实施的建议基础上，确定了全球传染病监测的三大主要特征，正如Langmuir在1963年定义的那样：①系统地收集相关数据；②有序地汇总、分析和解释，以及评价这些资料；③及时地将结果传递给应该知道情况的人员，特别是那些处在决策位置的人。1968年世界卫生大会的讨论结果发展了“流行病学监测”的概念。WHO对于疟疾监测的定义既包括病例的发现，也包括血涂片获取、药物治疗、流行病学调查和随访等内容。1976年，经由一本特殊的期刊《国际流行病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的刊出，流行病学监测的概念在全球广为传播和接受。1978年该监测概念被引入中国，促进了我国监测工作的发展。1986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监测定义时，仍称为流行病学监测（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概括为“流行病学监测是连续系统地收集、分析和解释同公共卫生计划和评价有关的资料，并及时地把资料分发给应该知道这些情况的人。这些特定资料包括疾病、伤害、残疾，以及危险因素、动物媒介和环境危害或其他暴露等。监测最后一个环节是把这些资料用于预防和控制疾病。一个监测系统应具备把资料收集、分析和反馈同公共卫生项目连接起来的功能。”

随着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监测的范围从传染病扩大到非传染病，从疾病的影响因素（如行为）扩大到与健康有关的各种事件（如卫生服务评价），即从单纯的生物医学角度发展向生物-心理-社会方面进行监测。监测的方法不断完善，从单纯的医学观察发展到利用社会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随着监测资料得到广泛应用，监测信息用于引导公共卫生策略和行动，用于指导制定、实施和评价公共卫生项目，监测在公共卫生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样监测就不再是流行病学下的一个分支，而与流行病学研究、公共卫生干预并列，是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公共卫生最基本的活动之一。1988年Thacker等将监测的范畴做了进一步延伸，提出了“公共卫生监测”（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这一术语，监测不仅针对疾病，还包括结局、风险、暴露等事件，监测的概念也逐渐清晰起来。1992年国际公共卫生监测大会进一步发展了公共卫生监测的定义，明确指出监测活动不仅包括前面提到的资料收集、分析和解释、传递等环节，更重要的是：从监测活动中得到的信息要应用于公共卫生活动计划的制订、执行和评价。强调没有对监测资料的利用，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监测。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利用公共卫生监测指导改善健康和生活质量”，并详细讨论了监测资料的用途，故现在一般把监测称为公共卫生监测。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疾病监测，流行病学监测至今仍然有人在使用，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

1998年，Bernard Choi把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定义为“系统、持续、基于人群的收集、分析和解释健康结局、危险因素、干预策略的数据信息，用以对健康事件的监测和早期预警，以及对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和项目进行评价和改进，并及时将所得信息传递给需要的人员”。21世纪后，美国CDC（2001年）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PHAC）（2006年）在公共卫生监测中加入了“公共卫生行动”（public health action）的概念，强调监测的目的是指导公共卫生行动，即为行动提供信息。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公共卫生监测的定义与本文的定义较为一致。

观察、记录、搜罗事实，并进行分析，以推论事件发生的合理原因，这一思想源于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最早有历史记载的公共卫生监测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80年埃及发生的瘟疫大流行时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与监测相关的公共卫生活动发生在1300年代的黑死病流行期间，1348年由威尼斯共和国委派3名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对船上的传染病人进行了检测和隔离，以阻止可能感染疾病的船员登陆。这种检测被认为是公共卫生监测的原始雏形。17世纪，英国人John Graunt利用教堂的死亡登记资料分析伦敦居民的疾病状况，这种最原始的监测活动被认为是疾病监测的萌芽。

公共卫生监测的现代概念起源于为了防控社区疾病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活动。中世纪后半叶，西欧国家的政府部门承担起所属地民众的健康保护和卫生服务职责。1766年，Johann Peter Frank提倡在德国建立更为全面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囊括了学校卫生、伤害预防、母婴保健、饮水卫生等项目。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工作始于17世纪，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呼吁建立一个卫生理事会，分析死亡统计数据，借此为卫生策略提供参考。几乎同时，英国人John Graunt关注出生率和死亡率研究，提出了很多公共卫生监测的基本原理，如疾病别死亡计数、死亡率、疾病类型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Achenwall介绍了“统计”这一术语，随后统计学在欧洲国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英国于1836年建立了死亡总登记办公室，William Farr于1838年开始就职于总登记办公室，创立了现代监测体系，被公认为是现代公共卫生监测概念的奠基人。

美国的Lemuel Shattuck在1850年发布了涉及母婴死亡率、传染病与生活条件等内容的报告，他建议进行十年一次的普查活动，规范疾病和死亡的相关术语，按照年龄、性别、职业等人口经济学特征不同收集数据，并用监测结果指导公共卫生实践。美国有系统的进行疾病报告起始于1874年，当时马塞诸州针对临床医生开展自愿性质的流行周报制度，使用同一标准的疾病报告卡。187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公共卫生服务（Public Health Service，PHS）项目收集发病率数据，以作为一项针对霍乱、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检疫方法。1901年美国各州都制定法律列出本州的法定报告传染病，到1925年所有的州都加入了全国发病报告系统。美国1916年发生了严重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和1918～1919年间的流感大流行，引起疾病报告的急剧增加，各州直到1925年开始开展发病率报告（morbidity reporting）工作。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开展符合现代概念的疾病监测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该中心1950年开始对疟疾、1955年对脊髓灰质炎、1957年对流行性感冒、1961年对肝炎进行监测。随后又对多种传染病陆续开展监测。国家和地方流行病学家委员会（CSTE，The Council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Epidemiologists，1951年成立）主要负责拟订州公共卫生服务中需报告的疾病种类和报告流程。1955年以后，CSTE实行年度会晤，并与CDC开展合作，推荐新增会员并对发病率报告和监测进行适当修订，包括决定哪些疾病须向CDC报告或者在MMWR上刊发。直到1961年，MMWR的出版发行和内容审定任务交由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目前归属于美国CDC）负责。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广泛开展监测工作，观察传染病疫情动态，以后又将监测内容扩展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健康相关事件，以及健康危险因素的监测，并用于评价预防措施和防病效果。监测的方法不断完善，从单纯的生物医学观察发展到利用社会学、行为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如电子监测系统的建立、使用统计软件分析资料和建立预测模型、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则大大提高了监测的效率。

中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河北定县开展了小范围的流行病学监测，而按照现代公共卫生监测概念回顾，我国的公共卫生监测活动起始于1950年，在全国建立了法定传染病报告和反馈系统，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最基本的宏观被动监测系统，报告的病种从18种、25种增加到目前的39种。此外，从1975年开始，中国陆续建立了流行性感冒、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肾综合征出血热、鼠疫、钩端螺旋体病等许多单病监测系统，将全国性的传染病报告与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病原学、血清学监测结合起来，显著提高了我国传染病监测和预防控制能力。1980年又建立了全国疾病监测点监测系统，开始了长期综合疾病监测工作试点，1989年对监测点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全国疾病监测点系统共161个县（区），其中包含63个区和98个县（县级市）。1991年建立了AFP监测系统，在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其设计和管理的科学经验和有效方法为其他疾病监测系统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全球互联网技术和疫情软件的开发，我国的疾病监测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2003年全国暴发SARS疫情之后，我国的传染病监测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04年起我国的疾病监测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采取了网络直报的形式。现已建立的包括鼠疫防治管理信息系统、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艾滋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监测系统、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监测系统等都实行了全国范围的网络直报监测。同时，我国在死亡率、慢性病、出生缺陷、医院感染监测、学校卫生监测、环境卫生监测等公共卫生监测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不断开发新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等，完善和提升公共卫生监测的政策法规和实施手段，收集了大量的有效监测信息，对疾病防控、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从1948年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疾病监测，为负责全球的疾病监测工作，WHO在世界各地支援建立监测组织和培训监测人员，在总部有一套完善的组织和管理系统，负责收集、整理、分析和印发疫情资料和其他卫生资料。

美国的监测系统非常完善，它拥有一套完整的生命统计制度，所有的州和大部分主要城市要求登记出生、结婚、死亡（通常包括胎儿死亡）等生命现象。生命统计依据州、联邦政府的法律。法定报告人是地区登记员、医院及参加医生。国家制定报告的标准格式，州在报告内容和标准格式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出生和死亡登记已实现电子化，减轻了出生和死亡报告的负担，加速出生率、死亡率的计算。美国的疾病登记系统要求报告有特定疾病或健康状态的人员。癌症登记是最普遍的，现在很多州都已建立癌症登记系统。法律还要求登记健康状态：先天畸形、外伤性脑损伤及阿尔茨海默病。疾病登记常常用于慢性病控制、个人纵向数据的收集。它的哨点监测系统包括数量有限的监测点，且来自于监测点的报告可以推广到全体人群。哨点监测适用于以下情况：不需要完整的病例数量、不需要根据个别病例采取措施的系统。周期性或者持续性的常规人群调查通常用于估计人群中具有某种特征的比例（如超重、肺炎球菌疫苗免疫）。有时为了获得关于紧急或优先项目的信息，进行人群调查。其次，美国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监测可以利用的管理数据系统包括医院出院数据、医疗保险和医疗账单数据、管理监护数据、药物信息系统。这些系统具有电子化程度相对较高，人群覆盖面广，再利用所需费用低等优点。

美国的营养监测系统比较完善、系统全面，国家营养监测与相关研究计划（National Nutrition Monitoring and Related Research Program，NNMRRP）拥有50多个监测和评价美国人群健康和营养状况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监测机构设置包括美国农业部下设的人类营养情报学院、营养研究所等部门，负责全国食物摄入量的调查，进行国民营养的宣传教育及营养人才的培养，并向国民提供营养补助物资。卫生部下设健康统计中心、疾病控制中心等部门，管理与营养有关的疾病资料、生长发育资料，负责营养素的调查及营养补助食品的发放等。各州以州立农学院为中心开展国民营养宣传教育及培训工作，州政府中设有营养部门，开展营养监测工作及从事国民营养状况的工作。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监测电子电信系统（National Electronic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for Surveillance，NETSS）已经运用计算机连接起所有的州属卫生部门，负责需上报卫生状况信息的日常收集、分析和发布。向综合型电子疾病监测系统的转变一直处于加速发展的状态，2001年美国CDC启动国家电子疾病监测系统（National Electronic Disease Surveillance System，NEDSS），以涵盖更多的监测系统、获取更及时的讯息；到2007年共有3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使用了安全的、基于互联网的电子监测系统，承担需上报疾病的报告工作，功能涉及综合数据存储、电子化实验室结果报告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浏览系统。4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自动化电子实验室结果报告系统接收来自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基于互联网的监测系统可以保证各州和当地卫生部门以及CDC能够迅速的获得监测数据；当发生实验室紧急报告事件时，部分州的监测系统可以自动向公共卫生部门发送电子邮件和电话信息。法国Mintel系统的应用也表明了官方监测对于收集各类公共卫生状况所起到的基本作用。

美国国家监测电子电信系统和公共卫生信息网络（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PHIN）的主要目标都是使用标准化系统以实现临床和公共卫生实践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使用安全的、基于互联网的监测系统可以实现全天24小时的公共卫生监测反馈。这将提高各州和当地卫生部门处理工作、应对大灾和疾病流行的能力。

为了提高监测效率和效果，需要整合各独立的监测信息系统。监测系统的信息来源可能更加广泛，包括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内部、医疗机构卫生领域之外。为了共享各种数据，制定统一法律、法规、管理条例，并使用统一的软硬件、数据格式、数据传输与发布标准，保证信息整合的效率及其安全性、保密性、及时性、可靠性和准确性等。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发布相关报告：将公共卫生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有力的整合。报告强调了保健机构和公共卫生团体之间需要合作，不仅是他们的作用和职责，还包括他们的信息系统。合理整合卫生信息系统，这样收集的信息可以服务于多种目的。

对于公共卫生和卫生保健传输系统的整合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和组织问题。美国国家卫生部（DHHS）组织11个相关机构（NIH、FDA、CDC等）进行卫生信息整合，随后还成立了数据管理局（Data Council）协调所有卫生和非卫生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包括制定整合数据收集的策略、协调数据标准格式、处理卫生信息和隐私问题。

美国州和地方公共卫生监测工作主要由医院、卫生保健服务机构及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等实施，缺乏州或地方级的公共卫生监测或防疫部门。由于州或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缩减，公共卫生监测资金投入低，监测资金来源主要是联邦项目资金。其次健康信息的隐私权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美国的信息隐私的保护主要以州法律和法规来加以保证，但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健全，所以还需一个发展的过程。同时，美国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整合尚需进一步完善，社会承诺也要加强对社区卫生和个人隐私或机密信息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另外，很多严重疾病往往采用被动监测，通过医生或其他健康服务提供者的报告搜集信息，有研究表明在相应管辖区内的所有病例中，被动监测只能报告部分个体，存在一定的漏报，影响有效措施的及时执行。并且监测人员更倾向于报告症状严重的病例，忽视症状较轻的病例，而有时症状不明显的病例传播致病因子的机会也很大。当某些疾病受到媒体或大众关注时，其监测报告率往往较高，而一旦这些关注消失，其报告率又会降低，引起偏移。监测的不及时性会发生在数据收集、分析、发布等各个环节，这些都是目前仍需改进的方面。

2003年11月国家建成了可以满足2万人同时使用的信息系统，2006年底，全国96%县级以上医院，67%乡镇卫生院实现了37种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的网报，平均每日约有5000用户上网。传染病疫情信息系统具有基本统计功能，可以快速进行3间分布的分析；有GIS系统支持进行直观的地理分布分析，观察聚集性病例，提示出现传染病暴发的可能性。

2004年4月26日正式启动医院死因报告系统，共有40万死亡案例经网上报告，估计占全国死亡的8.9%；2005年1月启动的结核病专病报告系统，使结核追踪、治疗信息和全国结核基本发病信息结合，有利于了解结核病感染和控制全貌；2005年3月20日启动艾滋病专病报告系统，使HIV追踪、治疗信息和全国HIV感染的基本发病信息结合，有利于了解HIV感染、控制全貌感染和控制全貌；此外还增加了18个单病监测系统。2006年4月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系统，便于及时准确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快速有效地处置突发事件。2006年12月1日启动救灾防病信息报告系统，为救灾防病工作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保障救灾防病工作科学、有序、高效进行。此外，重点传染病监测自动预警信息、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系统、儿童预防接种信息报告系统等相继试运行或运行。

（1） 网络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疾病报告管理模式，是我国疾病监测工作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同时，对公共卫生系统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2） 实现了传染病个案从基层医疗机构到中央通过网络实时报告，即在线、直报、个案，改善了传染病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甲乙类传染病报告率提高27%，报告的及时性提高了10倍，为传染病自动预警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

相对于先进国家，我国的公共卫生监测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1） 整个监测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不同的监测系统间重复收集相同的监测资料，而一些重要疾病或临床症候群等健康相关问题未纳入监测；

（2） 一些专项监测系统的监测方案设计不科学，监测目的不明确，监测内容的针对性不强，可行性差，难以保证监测数据质量；

（3） 很多监测系统的作用最主要还是追踪观察（尤其是传染病）变化趋势，监测信息利用不足，没有有效地指导公共卫生实践；

（4） 很多疾病的监测主要还是依靠临床诊断，实验室监测系统薄弱；

（5） 常规报告和验证机制分离，验证数据没有进入信息系统；

（6） 监测信息的共享不足，目前的监测数据来源和数据资源非常局限；

（7） 目前的监测主要还是依赖被动的病例报告，重大疾病报告延迟；

（8） 生命登记系统尚未建立，基本健康统计资料缺乏，死亡登记不全或缺乏，难以获得准确的死亡资料；

（9） 从事监测的人员缺乏；

（10） 分析数据的能力欠缺。

这些问题都是工作的软环境造成的，随着工作机制的转变能得到改善。这个系统真正的建设难点在于人们对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和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科技的发展，监测手段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提高，其中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在公共卫生监测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有效的数据管理，即使最好的监测系统也将以失败告终。利用信息化、电子化可以轻松实现大量无障碍数字信息的获取和管理。

近年来，很多监测系统在数据收集的第一步就应用了信息化技术和设备，省去了纸质材料收集数据的麻烦。一个设计优良的电子化信息系统满足以下条件：合理的数据收集程序，准确的实验室或临床数据获取方法；有效的多源数据合并能力；自动化的数据质控；方便快捷的搜索、可视化功能；疾病或不良事件暴发的预警能力。

公共卫生监测机构一直试图避免仅仅进行单纯的事后数据采集、分析的局面，而是朝着可以准确提供当地卫生状况、甚至发出不良事件暴发前早期预警的方向努力。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配备合理的监测项目、精准的监测系统，以及多方机构或组织的统一协调，并在做卫生决策时将监测数据视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信息化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公共卫生监测信息化则是将这些先进的技术手段应用于监测的每一个工作环节和组成部分。适当的技术手段便于监测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数据格式的标准化和不同系统之间的兼容性是前提。例如，有些监测数据来源于临床电子病历系统或居民健康档案等信息采集系统，一旦发生了相应的健康事件，该信息将自动传达给相应的公共卫生部门。即使监测系统的设置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以电话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同样也可以加速关键信息的收集，这对于卫生设施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互联网技术快速、便捷、功能强大，各个环节和平台可以进行合理分工和有序运转，极大地提高了监测的效率和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公共卫生监测带来了一场革命。计算机新技术可以改善监测质量、增强监测能力、提高监测效率。例如交互式健康信息技术（interactive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eHealth）提倡的就是电子化和交流式的健康服务模式；美国国家监测电子电信系统和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对于各级卫生部门的连接、信息标准化和信息交流方面表现出色；利用互联网的浏览记录可以追踪美国不同地区流感样疾病的发生情况，谷歌搜素结果与临床就诊情况高度一致。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监测系统具有及时预警疾病暴发、减少花费、增加报告透明度等优点。尽管计算机的使用并非完美无缺，但是在公共卫生监测方面的应用仍是未来将继续探索的方向。

公共卫生监测借助于不断发展的信息科学和工程技术可以更有效的收集监测数据，促进卫生数据的共享和使用，并及时反馈信息，指导公共卫生实践。信息化的实施使得监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大为提高，信息的分析和反馈速度更加迅速、便捷，互联网的功能扩展、高容量的信息存储、多台计算机的信息同步录入以及新技术的研发（语音系统、视频系统、系统整合等）增加了监测系统的可操作性。信息学对于公共卫生监测的贡献包括规范数据标准化、提供通讯基础设施、规定数据使用权限和分享，以及减轻工作负担等诸多方面。结合流行病学和统计学，信息化在公共卫生监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