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有天傍晚，我睡着了，醒来时，感觉双腿也醒来了，我把双腿从床上放下来，它们又失去了知觉，但我已经有了信心：腿还是完整的，我还可以走路。这简直太好了，我高兴得叫起来，整个身子压着双腿在地上刚站起来，又瘫倒了，但我立刻往门口爬，顺着楼梯一边往下爬行，一边活灵活现地想象楼下的人看到我是多么惊讶。

记不清我是如何到的母亲的房间，我坐在外婆的膝盖上，她面前站着一些陌生人，一个干瘦的绿色的老太婆严厉地说着话，压倒了所有的声音：

“灌他马林果水，裹起他的头……”

她周身发绿：衣服、帽子、一只眼下有黑痣的脸，甚至黑痣上的一小撮毛发也像绿草。

“这是谁啊？”我怯生生地问道。

外公用不愉快的语调回答：

“这就是你奶奶……”

母亲微笑着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99]推到我跟前。

“嘿，这是你父亲……”

她说话又快又难懂，马克西莫夫眯缝着眼睛，向我俯身下来说：

“我要送你画画的颜料。”

房间里非常明亮，前面角落里的桌子上燃着五支蜡烛的枝形烛台，烛台之间放着外公心爱的圣像“别哭啊，圣母”，法衣上的珍珠忽明忽暗地闪着光，金色桂冠上马林果色的深红宝石光芒四射。一些摊饼似的模糊的圆脸静静地往朝向大街的黑黢黢的窗玻璃上挤压，贴着一些压扁了的鼻子，周遭的一切都飘动，绿色的老太婆一边用冰冷的手指摸摸我的耳朵，一边说：

“那是一定的，一定……”

“晕过去了。”外婆说着，抱着我走向门口。

其实我并没有晕过去，只是闭着眼睛而已，当她拖着我沿着楼梯往楼上走时，我问她：

“这些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呀，算了吧，闭嘴！……”

“你们全都是骗子……”

她把我往床上一放，把头埋到枕头里，浑身抽搐着，哭了起来；她的肩头剧烈颤抖，抽泣着，喃喃说道：

“你也哭吧……哭吧……”

我哭不出来。阁楼上又冷又暗，我浑身颤抖，床摇晃得吱嘎作响，绿色老太婆站在我面前，我假装睡着了，外婆就走了。

那几天空虚的日子如一股细流平淡无奇地流过，母亲订婚后去了某个地方，家里令人郁闷地寂静。

有天早晨，外公拿着个木工凿子过来了，走到窗户前，开始踢掉冬天窗框里的油灰。外婆端着一盆水，拿着抹布，外公悄悄问她：

“怎么样啊，老太婆？”

“什么怎么样？”

“你高兴了吧？”

她像在楼梯上回答我一样：

“你算了吧，闭嘴！”

简单的话语现在有了特别的含义，这些话语中隐含着极大的令人郁闷的、不必说出但大家都明白的事情。

外公小心翼翼地取下窗框，拿了出去，外婆打开窗户，——花园里椋鸟在高声鸣唱，麻雀在叽叽喳喳；融雪的大地散发出的醉人气味飘进房间，炕炉的淡蓝色瓷砖尴尬地泛白了，看上去令人浑身发冷。我从床上爬到地板上。

“不要光着脚走路。”外婆说道。

“我去花园。”

“那边还没有干，等等吧！”

我不想听她说话，甚至看到大人就不爽。

花园里，小草鲜嫩的绿针芽破土而出，苹果树上的芽蕾在鼓起、绽放，彼得罗芙娜小房子的房顶上，青苔正愉快地放着绿光，到处都是鸟儿，快乐的鸣叫、清新芬芳的空气令人舒服得晕眩。在彼得叔叔抹脖子的那个坑里，横七竖八地躺着被雪压断的棕红色蒿草，——这个坑看上去不爽，里面没有一丝春意，一块块黑黢黢的木炭凄惨地发着光，整个坑令人气愤地废弃了。我气得很想拔掉、铲除掉那些蒿草，搬开碎砖、木炭，清除掉所有肮脏的、多余的东西，然后在坑里给自己盖一幢干净的住所，夏天可以自己一个人住在里面，没有大人。于是我马上行动起来，这事立即就很好地、长久地使我避开了家里发生的一切，尽管这一切还是让人很不爽，但是在一天天地淡化了。

“你干吗老噘着嘴？”有时是外婆问我，有时是母亲问我。她们这样问弄得我很尴尬，其实我并没生她们的气，只是觉得家里的一切对我来说变得有点陌生了。

那个绿色老太婆时常过来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活像旧篱笆中一根腐朽的木桩。她的眼睛是用看不见的细线缝到脸上的，很容易从瘦骨嶙峋的眼窝中鼓出来，它们灵活地转动着，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能发现。当她说起上帝时，眼睛就上翻，望着天花板，当谈起家务事时，眼睛就耷拉到脸颊上。她的眉毛就像是用麦麸子做的，像是粘上去似的。她那光光的大牙悄无声息地咀嚼着她塞到嘴里的一切。她滑稽地卷曲着手，翘起小指头，耳朵旁边的骨球滚来滚去，耳朵也动弹着，黑痣上的绿毛发也在又黄又皱的干净得令人生厌的皮肤上蠕动着。她整个人都很整洁，就像他的儿子那样，——触碰一下他们都令人很尴尬、怪不好受的。刚来那几天，她把那该死的手伸到我嘴唇上[100]，手上散发着一股喀山黄肥皂味道和神香味，我转身跑开了。

她常常对她儿子说：

“这孩子得好好教育教育，明白不，叶尼亚[101]？”

他听话地低下头，皱起眉头，不吭声。于是大家都在这个绿色老太婆面前皱起了眉头。

我恨这个老太婆和他的儿子，——恨得咬牙切齿，这样沉重的感情让我挨了不少打。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她瞪着可怕的双眼，说：

“嘿，阿廖什卡，你干吗这么急急忙忙狼吞虎咽、吃那么大块啊！你会噎着的！”

我从嘴里掏出来一块肉，叉在叉子上，递给她：

“拿去吧，不然可惜了……”

母亲一把把我从饭桌上拽下来，我受辱地被赶到阁楼上。外婆来了，她捂着嘴哈哈大笑：

“天啊！你这个调皮鬼，愿上帝保佑你……”

我不喜欢看到她捂着嘴，跑开了，我爬到房顶上，在烟囱后面坐了很久。确实，我很想调皮捣蛋，对大家都恶言恶语，这种想法很难克服，但是不得不克服。有一次，我在未来的继父和奶奶的椅子上抹了一些樱桃胶，结果他们两个都被粘上了。这非常好笑，但是，当外公揍了我一顿后，母亲到阁楼上来找我，她把我拉到身旁，用膝盖夹住我，说：

“听我说，你干吗老发脾气，你知道不，这会让我多么痛苦！”

她的眼里闪着泪花，她把我的头贴到她的脸颊上，这太让人难受了，还不如让她打我一顿！我说我以后再也不会得罪马克西莫夫一家了，再也不会了，只要她不哭。

“对了，这就对了，”她悄悄说，“不要调皮了，我们很快就办教堂婚礼，然后就去莫斯科，然后我们再回来，到时候你就跟我住一起。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102]很善良，也很聪明，你会和他处得很好的。你以后上中学，然后进大学，就和他现在一样，然后当一个医生。有学问的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去吧，去玩吧……”

我觉得她的这些一个接一个的“然后”就像一级一级的楼梯，往下通向某个深处，从她那里，通向黑暗，通向孤独，——这样的楼梯让我高兴不起来。我很想对她说：

“别嫁人了，我来养活你！”

但我并没说出口。母亲总是唤起我对她很多的亲切思念，但我从来都不敢说出这些思念。

我在花园里的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我用手拔掉和用镰刀割掉了蒿草，沿着坑的边沿有掉土的地方，我砌上了碎砖块，用黏砖块搭建了一个宽大的座位，——那上面甚至可以躺下人。我收集到很多彩色玻璃和碎碗块，用黏土把它们抹到砖缝里，当阳光射到坑里的时候，这些东西发出彩虹般的光芒，就像在教堂里一样。

“你还真有创意！”有次外公细细地端详了工程后说道，“只是蒿草还是会把你盖上的，你留下了根！我来用铁铲把土再铲一遍，去，把铁铲拿来！”

我把铁铲拿来，他往手上吐了口唾沫，咳了几声，用脚把铁铲深深压进肥沃的土里。

“把草根挑出来！我来给你种上一些向日葵和锦葵，长起来后那才好看呢！好看……”

忽然，他向铲子弯下身子，一声不吭，呆住了；我仔细打量他，发现从他那狗一样的又小又狡猾的眼睛里不断掉落一小滴一小滴的泪水。

“你怎么啦？”

他抖擞了一下，用手掌擦了下脸，懵懵懂懂地看了我一眼。

“我出汗了！你看好多蚯蚓啊！”

接着又开始挖地。忽然他对我说：

“这些东西你是白修了！白修了，小弟弟，反正我是很快就要卖这房子了，大概在秋天吧，应该能卖掉。等钱用，要给你母亲置办嫁妆。就这样，但愿她过得好些，上帝保佑她……”

他把铁铲一扔，摆了下手，就向浴室后花园角落走去，那里有他一个温室。我开始挖地，但铁铲转眼就伤到了我的脚趾。

这妨碍了我陪母亲到教堂去结婚，我只能走出大门外，看她拉着马克西莫夫的手，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用脚踩着人行道上每一个砖块，踩着砖缝里钻出来的绿草，就像是走在钉子尖上。

婚礼很安静。从教堂回来后，大家郁闷地坐下来喝茶，母亲立刻换了身衣服，到卧室去收拾箱子，继父在我身边坐下来，说：

“我答应送你绘画颜料的，可是这个城里颜料不好，我自己的又不能送给你，我只有从莫斯科给你寄颜料来……”

“我要颜料来干吗？”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

“可我不会啊。”

“好吧，那我给你寄别的东西……”

母亲过来了。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父亲一通过考试，毕了业，我们就回来……”

他们跟我交谈，就像跟大人交谈一样，这很令人愉快，但听到一个长胡子的成人还在学习总有那么点奇怪。我问道：

“你学什么？”

“测量学……”

我懒得去问这是个什么学科。家里充满了无聊的寂静和某种毛料子的沙沙声响，真希望夜晚快些到来。外公背靠着炉子站着，眯缝着眼睛望向窗外；绿色老太婆帮母亲收拾行装，嘴里唠叨着、哎呀着。外婆中午就喝醉了，大家替她感到害羞，就把她带到阁楼上，锁起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动身了。她临别时拥抱了我，她轻轻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睛，一边亲吻我，一边说：

“别了……”

“告诉他，要听我的话。”外公望着还是粉红色的天空，阴沉地说道。

“要听外公的话。”她说道，在我身上画了个十字。我本来期待她说点别的，所以很生外公的气，——怪他妨碍了她。

他们坐上四轮敞篷马车，母亲的长裙下摆挂到了某个地方，她生气地扯了很久。

“你倒是去帮帮她啊，没看见吗？”外公对我说道。

我没帮忙，离愁别绪弄得我没法动弹。

马克西莫夫耐心地把两条穿着蓝色紧身裤脚的长腿放到马车上，外婆往他手上塞了些包袱，他把它们放在膝盖上，用下巴抵着，惊恐地皱起苍白的脸，拉着长音说：

“够——了……”

绿色老太婆和她的大儿子（一个军官）坐上了另一辆四轮敞篷马车，她像画像一样坐在那里。大儿子用军刀把捋着胡子，打着呵欠。

“这样说来，您要去打仗？”外公问道。

“那是一定的！”

“太好了，土耳其人该打[103]……”

他们走了。母亲几次转过头来，挥舞着手中的手帕，外婆一只手扶着墙，也在空中挥着手，泪流满面，外公也用手指从眼里挤出几滴眼泪，断断续续地唠叨：

“不会的……不会有什么好事的……不会的……”

我坐在墩子上，望着马车一颠一颠地走远，转过一个拐角，胸口感觉像有某个东西紧紧地闭合了、关上了。

天还早，家家户户的窗户还是闭着的，街道上一片空寂——我从来没见过的死一般的空寂。远处，牧人还在无休止地吹着牧笛。

“走，我们喝茶去，”外公扶着我的肩膀说，“看来，你命该跟我在一起：你就会在我身上划，就像火柴划在砖头上一样！”

我和他在花园里一声不吭地从早忙到晚。他挖了几排苗床，把马林果缠起来，刮下苹果树上的苔藓，踩死毛虫，我一直在修建和装饰自己的小屋。外公砍掉烧焦的木头末端，把一些棍子插进地里，我把装着鸟的一些笼子挂到上面，用干蒿草编了个结结实实的篱笆，在长凳子上方搭了个遮太阳和露水的棚子，——这下我这里就很舒服了。

外公发话了：

“你现在学着怎样给自己安排得好些，这对你很有益处。”

我把他说的话看得很重。有时，他会躺在我用草皮铺好的“宝座”上，不慌不忙地教导我，他的话像是使劲挤出来的：

“你现在已经算是从你母亲身上切下来的碎片了，她会再生孩子的，她对他们会比对你更亲——你外婆又开始喝酒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似乎是在倾听什么，后来又勉强、又满不在乎地说出几句沉重的话：

“这是她第二次酗酒了，米哈伊尔去当兵的时候，她也酗酒过。这个老糊涂，她还劝我去给儿子买个免役证。或许，他当了兵会变成另一种人呢……哎，你们这些人啊……我快死了。到时候就剩下你一个人，你要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谋生，懂不？就这样了。要学会为自己工作，别听别人摆布！要淡定平静地生活，但也要倔强地生活！谁的话都可以听，但要你感觉好才去做……”

整个夏天，当然，除了天气不好的那些日子，我都住在花园里，温暖的夜里，我就睡在外婆送的羊毛毡子上；她自己也时常在花园过夜，她抱来一抱干草，撒到我的床铺旁边，躺下，长久地给我讲些什么，不时突然插入一两句，打断了自己的话。

“你看啊，一颗星星掉下来了！这不知是谁圣洁的灵魂在忧伤，念起了大地母亲！这说明某个地方有好人降生了。”

或者给我指点：

“你看，又一颗星星升起来了！好亮啊，嘿，多美的天空啊，你就是上帝那明亮的法衣……”

外公唠叨起来：

“你们会感冒的，蠢货们，会生病的，会中风的。小偷来了，掐死你们……”

有时候，太阳落山了，天空中流着火焰般的河流，然后，火焰燃尽了，黄红色的灰烬落到花园里天鹅绒般的绿茵上，然后，周围的一切敏感地变暗了，扩大、膨胀，浸泡在温暖的昏暗中。饱吸了阳光的树叶低垂下来，青草弯向地面，一切都变得更柔顺更茂盛了，静悄悄地呼吸着音乐般的各种温柔气息，——这音乐声从远处，从田野里飘来：军营里奏起晚点名的军号声。入夜，随着夜色流入胸膛的某种有力的、清新的东西，就像母亲那种温柔的慈祥，寂静好似温暖的毛茸茸的手轻柔地抚摸着心房，记忆中一切需要忘记的事物正在洗去，——洗去所有白昼侵蚀的细尘。仰面躺下，看着一颗颗燃亮的星星，天空在无止境地深邃下去；这种深邃越升越高，不断出现新的星星，它轻轻地把你从地面抬起来，——有些奇怪，要么是整个地球缩小到跟你一样大，要么就是你自己在神奇地长高、扩展，然后融化，和周遭的一切融汇在一起。此时，更加安静、更加黑暗了，到处都拉着看不见的敏感琴弦，每一个声音——要么是鸟儿在梦中歌唱，要么是刺猬跑过去了，或者是某个地方响起轻轻的人声——一切都那么特别，全不是白天那样的声响，这是亲切而敏感的寂静衬托出来的。

一阵手风琴声，一阵女人的笑声，还有军刀磕碰着人行道上砖块的声响，狗尖声叫了一下——所有这些都没必要了，这是褪色的白昼最后的落叶。

夜晚，在野外或大街上，常常传来醉汉的叫喊，有人踩着沉重的脚步跑过，——这些都习以为常，无法激起人们的好奇了。

外婆很长时间睡不着，躺着，把手放到脑后，看上去一点也不关心我是否在听她讲话。她总会挑选那些能让夜晚变得更有味道、更加美丽的童话故事。

伴着她那抑扬顿挫的话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然后伴着小鸟儿醒来。暖暖的阳光直接射到我的脸上，早晨的空气在静静地流淌，苹果树抖落了露水，湿漉漉的青草变得愈加鲜亮，水晶似的晶莹透明，一层薄薄的蒸气在青草上升起。丁香花色的天空中，阳光呈扇面扩散着，天空渐渐变蓝了。云雀在看不到的天空某处啼啭，所有的花儿、声音就像露珠似的渗进胸膛，唤起宁静的喜悦，唤醒人们快些起床做点什么事、和周围的生物和谐相处。

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最无所事事的时光。正是在这个夏天，我在自己内心形成并巩固了对自己的力量自信的感觉。我变野了，变得不合群。我听见奥夫相尼科夫家孩子们的叫喊声，但这已经不再吸引我了。表兄弟来了，但这丝毫没让我高兴半分，只能引起我的恐慌，但愿他们不会摧毁花园里我的建筑——这可是我第一件独立作品啊。

外公的话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他的话越来越空洞乏味、唠唠叨叨、哎哟连天。他开始常常和外婆吵架，把她赶出家门，她要么去雅科夫舅舅那里，要么去米哈伊尔舅舅那里。有时她一连几天不回家，外公就自己做饭，结果烫伤了手，于是号叫、咒骂、摔盘子，明显变得贪得无厌了。

有时，他会来我的窝棚，舒服地坐到草皮上，一声不吭地盯着我看上很久，冷不防地问道：

“干吗不说话？”

“本来就这样啊，怎么啦？”

于是他开始教导起来：

“我们可不是老爷，没人教我们，我们必须什么都自己弄明白。这不，书是给人家写的，学校是给人家盖的，我们沾不到一点边。我们一切都得靠自己去争取……”

他陷入了沉思，消瘦了，一动不动，哑口无言了，——令人感到害怕。

秋天，他把房子卖了，卖房子前不久，有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他忽然阴沉着脸宣布：

“孩子他妈，我养活过你，养活过，以后你得自个儿谋生了。”

外婆很平静地听着这些话，似乎早就知道会有这些话，只是一直等着而已。她不紧不慢地掏出鼻烟壶，凑到海绵般的鼻子前吸了吸，说：

“嗯，那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吧……”

外公在一个老宅子的地下室租了两间黑屋子，这个老宅子位于一个小山脚下的死胡同里。搬家的时候，外婆拿来一只裹着长带子的旧草鞋，扔到炉灶下面，她蹲下去，开始呼唤家神：

“祖传的家神啊，送你一辆雪橇，请你跟我们一起去新的地方，找新的幸福……”

外公从院子里往窗户里看了一眼，大吼：

“我看你敢，异教徒！你试试再给我丢人……”

“哎呀，当心啊，老头子，这话可不吉利。”她严肃地警告道，但外公仍旧大发雷霆，禁止她把家神请过去。

家具和各种杂物，他两三天就卖给了收破烂的鞑靼人，他们激烈地讲价、吵架。外婆从窗户往外看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声音不高地喊道：

“拉走吧！都毁掉吧……”

我怜惜我的花园、我的窝棚，我也打算哭一场。

用两辆大车搬家，我坐在装满各种家什的那辆，车颠簸得很厉害，就像要把我抛下去似的。

我在这种始终想把我抛到某处去的颠簸感觉中生活了两年，一直到母亲去世。

外公在地下室安顿下来后不久，母亲就来了，她面色苍白，瘦削，一双大眼睛闪着火热的令人惊奇的光芒。她一直在细细查看，就像头一次见到外公、外婆和我。她一声不吭地打量着，而继父则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轻声吹着口哨，不断咳嗽，把手背在身后，玩着手指。

“天啊，你怎么长这么快！”母亲一面说道，一面用滚烫的手掌夹着我的脸颊。她穿着一件被大肚子撑起的宽大的棕色长袍，并不漂亮。

继父向我伸出一只手。

“你好，小兄弟！怎么样啊，嗯？”

他闻闻空气，说：

“你知道吗，你们这里可潮湿啦！”

他们两人仿佛跑了很久，疲惫不堪，全身衣服都揉皱了、磨破了，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只想躺下休息。

大家无聊地喝着茶，外公一边看着雨水洗刷着窗玻璃，一边问：

“这么说来，全烧光了？”

“全烧光了，”继父肯定地说道，“我们自己都差点儿没跑出来……”

“这样啊。火灾可不是玩笑。”

母亲紧靠着外婆的肩膀，对她耳语着什么，外婆眯缝着双眼，像是被光照得刺眼。一切变得更加无聊了。

忽然，外公开口说话了，话语刻薄而平静，声音很大。

“有风声传过来，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104]先生，说是没有发生什么火灾，是你打牌输光了……”

周遭变得像地窖里一样安静，茶炊在噗噗作响，雨点拍打着窗户，母亲开口说道：

“爸爸……”

“爸爸？”外公震耳欲聋地大吼一声，“还要怎么样？我不是对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不要嫁一个二十岁的吗？这下，你知道了吧，他文质彬彬，是贵族少爷，嗯？怎么啦，小女儿？”

四个人都叫喊起来，声音最大的是继父。我跑到过道上，坐到柴火堆上，惊得目瞪口呆：母亲像是换了一个人，完全不是从前的她了。在房间里这个还不怎么明显，但在这里，在过道的昏黄里，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从前的那个她。

后来，也记不得是怎么了，我不知不觉来到了索尔莫夫镇[105]一栋房子里，那里一切都是新的，墙上没有贴墙纸，圆木缝里填着麻屑，麻屑里有不少蟑螂。母亲和继父住在临街有窗户的两间房里，我和外婆住在厨房，房顶上有一个窗户。工厂的几个黑烟囱从房顶向空中耸立，就像大拇指从中指和食指中间伸出来似的，它们冒着卷曲的浓烟，冬天的风把烟雾吹得全镇到处都是，我们这冰冷的房子里，老是有一股浓浓的炉渣味道。一大清早，汽笛就像狼一样地嗥叫：

“嗷呜，嗷呜……”

若是站在条凳子上，透过屋顶上窗户的上层玻璃，可以看到被吊灯照亮的工厂大门，它像一个老乞丐张开无牙齿的黑嘴，成群结队的小人儿拥挤着往里面爬。中午，又响起汽笛声。大门的两片黑嘴唇张开了，露出一个深深的洞口，工厂呕吐出被反复咀嚼的人们。他们就像一股黑色的水流到街上，白色的毛茸茸的风沿着大街掠过，追赶着人们，把他们赶进各自的家门。小镇上的天空很少见到，日复一日，在屋顶上方，在盖着一层煤烟子的雪堆上方，悬着另一种平平的灰色的盖子，它钳制着人的想象，它那伤感的单调的色彩让人晕眩。

每到傍晚，工厂上空就荡漾起朦胧的红色火光，照亮了烟囱的末端，仿佛这些烟囱不是从地面伸到空中的，而是从这个烟云中放到地面的，它们一边放下，一边吐出红光，呼号着、鸣叫着。我看着这一切，令人难耐的恶心，恶毒的烦忧撕咬着内心。外婆当厨娘，做饭、洗地板、砍柴、挑水，她从早到晚都在干活儿，然后疲惫不堪地躺下睡觉，唉声叹气、哎哟连天。有时，她做完饭，穿上短棉袄，裙子系得高高的，进城去了：

“去看看老头子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捎上我！”

“瞧把你给冻的，小心啊，风刮得厉害……”

在看不见路的被雪覆盖的田野里，她要走七俄里的路。母亲脸色蜡黄，怀着孕，瑟瑟发抖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巾。我恨这披巾，它扭曲了母亲匀称魁梧的身躯，恨那个穗子，所以把穗子撕扯下来，恨这个房子、工厂、小镇。母亲穿着一双走样的肥大毡靴，咳嗽着，震得走形的大肚子一抖一抖的，她那蓝灰色的眼睛干燥地闪着怒光，常常一动不动地停在裸露的墙壁上，仿佛粘上去一般。

她有时会望着窗外的街道看上一个小时，大街像颌骨，部分牙齿已经老得发黑、歪斜，部分已经脱落，笨拙地镶上了跟大大的颌骨不相称的新牙齿。

“我们干吗住这里？”我问道。

“你给我闭嘴行不……”

她很少跟我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命令：

“走一趟，给我，带过来……”

我很少到街上去，上街一次就会被那些小孩狠揍一次，打架成了我喜好的唯一消遣，完全迷进去了。母亲用皮带抽我，但惩罚更激怒了我，下次跟孩子们打得就更起劲了，——而母亲惩罚我也更厉害了。有次我警告她，如果她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然后跑到田野里去冻死，她吃惊地一把推开我，在房间里转了一趟，累得气喘吁吁地说：

“小野兽啊！”

那些所谓爱的情感就像那生动的若隐若现的彩虹，在我的心里褪色了，越来越常喷发出对一切都愤恨的带煤气味道的蓝色火苗，沉重的不满感和在这灰色而死气沉沉的荒诞中的孤独感在心中隐隐燃烧。

继父对我很严厉，他不大跟母亲说话，老是吹口哨，咳嗽，午饭后自恋地站在镜子前，长时间地用小细棍子掏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他越来越频繁地跟母亲吵架，气得叫她“您”，——这把我气得够呛。吵架的时候，他总是把厨房门关得严严实实，不想让我听到他说话，但我还是能听到他那有些低沉的男低音。

有一次，他跺着脚大叫：

“你这愚蠢的大肚皮弄得我没法请人来家里做客，你这头大奶牛！”

由于被惊呆和感受到极大的屈辱，我在高板床上猛地一跳，头碰到了天花板，把自己的舌头狠狠地咬出了血。

每到星期六，就有几十个工人到继父这里来卖粮票[106]，这种粮票本来应该是他们在工厂的铺子里拿到并购买物品的，工厂支付给他们这种粮票而不是钱来当工资，而继父却半价收购这种粮票。

他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边接待工人们，板着脸、神气活现地拿过一张粮票，说道：

“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看在上帝的分上……”

“一个半卢布。”

这种荒唐的暗无天日的生活没持续多久。母亲生产前，我被人送到外公那里。他住在库纳维诺，在顺着小山坡往下通到那波尔教堂围墙的沙土街上，在一幢两层房子里，租了一间带一个俄国炕炉和两个开向院子窗户的狭小房间。

“怎么啦？”他接到我后说，然后就尖声大笑起来，“俗话说没有比亲娘更亲的朋友，现在看来，可以说不是亲娘，而是老鬼外公！哎，你们这些人啊……”

我还没来得及熟悉下新环境，外婆和母亲就带着小孩过来了，继父因为骗取工人工资被从工厂赶了出来，但是他去了一趟某处，就立刻被火车站聘去当了售票员。

我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空闲时光，又被迫搬到母亲那里，一幢石头房子的地下室，母亲立刻就把我送到了学校。从到学校的第一天起，我对学校就没有好感。

我上学时穿的是母亲的矮皮鞋，用外婆的外套改的大衣、黄衬衫和裤脚露在外面的“灯笼裤子”，这身打扮很快就引来嘲笑，因为黄衬衫，我得了个外号“方块A”[107]。我和孩子们马上就混熟了，但是教师和神父不喜欢我。

教师黄脸秃头，鼻子老是在流血，他鼻孔塞着棉花，来到教室，坐到桌子后面，鼻音很重地问起功课，忽然，话说半句就打住了，从鼻孔扯出棉花，摇着头仔细查看它。他的脸是平的，黄铜色，有点酸酸的，皱纹里有种蓝绿色，那双完全多余的、无神的双眼弄得那张脸特别难看，这双眼睛令人不快地死盯着我的脸，弄得我老想用手掌擦擦脸颊。

有那么几天，我被分到第一班，坐在第一排，几乎连着老师的桌子，这叫人难以忍受，他好像就专门盯着我看，总是带着鼻音说：

“彼什科——夫，去换一件衬衫！彼什科——夫，收住脚！彼什科——夫，你的靴子又淌出一洼水了！”

为此我想了一出怪异的恶作剧来报复他。一次，我弄到半块冻了的西瓜，挖出瓜瓤，用细线系到半明半暗的过道门的滑轮上。门一打开，西瓜就升上去，当教师随手关门的时候，西瓜就像顶帽子一样直接扣到他那个秃头上。门卫拿着教师的条子把我带回家，我用自己的皮肉之苦偿还了这场闹剧。

还有一次，我把鼻烟撒到他的抽屉里，弄得他不停地打喷嚏。他只好离开教室，于是派他的女婿来代课。这是个军官，他强迫全班唱《愿上帝保佑沙皇》[108]和《啊，自由啊，我的自由》。谁没唱对，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袋，敲得特别响特别好笑，但是不疼。

神学教师是一位年轻英俊、头发浓密的牧师，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新旧约·创世记》，还因为我滑稽地学他说话的方式。

一进教室，他第一件事就是问我：

“彼什科夫，书带来没有？对，书？”

我回答：

“没有，没带来。嗯。”

“什么——嗯？”

“没带。”

“哦，那回家吧！对，回家。因为我不想教你了，嗯，不想教你。”

这并没让我感到沮丧，我走了，在镇上泥泞的街道上晃荡到放学，打量着镇上热闹的生活。

这个神父有着一副正人君子般的基督面相、温柔的女人眼睛和一双对所握到的一切都同样温柔的小手。每件东西——书、尺子、羽毛笔——他都拿得惊人地优雅，仿佛那一件件东西是鲜活的、脆弱的，这位牧师很爱惜它们，生怕因为不小心碰到而损坏了。他对学生们可没那么温柔，但他们还是喜欢他。

虽说我的学习还算过得去，可是没多久就被告知，由于我行为不检点要被赶出学校。我郁闷了，这会有一大波不愉快等着我：母亲会变得更加歇斯底里，越来越频繁地揍我。

但救星来了：赫里桑夫主教[109]忽然来到学校，他像个巫师，我还记得他是个驼背。

他个子不高，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衣，头戴一个滑稽的小桶，他坐到桌子后面，双手从袖筒伸出来，说：“怎么样，我们谈谈吧，我的孩子们！”教室里立刻就变得温暖和快乐起来，洋溢着一种陌生的愉快气氛。

叫了很多人后他也把我叫到桌子跟前，严肃地问：

“你，几岁啦？才这么点儿大啊？瞧你，小弟弟，长多高啊？你常常站在雨里，对不？”

他把一只干瘦的留着又大又尖指甲的手放在桌子上，另一只手手指夹着稀疏的胡须，一双慈祥的眼睛注视着我，建议道：

“来，你来给我讲讲《创世记》，你喜欢里面什么故事？”

我告诉他我没有书，也没有学《创世记》。他扶正高筒帽子，问：

“怎么能这样？这可是必须要学的啊！或许，你知道一些吧，听说过吧？赞美诗知道吧？这太好了！祈祷词呢？呵，你瞧！《使徒传》呢？《诗集》呢？啊，你原来无所不知……”

我们的神父过来了，脸通红，气喘吁吁，主教祝福了他，但，当神父正要说起我的时候，主教一抬手，说：

“稍等片刻……你来讲讲上帝的人，阿列克谢……”

“很美的诗，小弟弟，对不？”当我因为忘了一句诗而稍有停顿时，他说道，“还会什么？……讲讲大卫王？我洗耳恭听！”

我看他确实在听，也喜欢诗歌。他问了我很久，然后忽然停住，急不可待地打听：

“你学过《赞美诗集》？谁教的？慈祥的外公？他很凶吗？真的吗？你很调皮吧？”

我犹豫不决，但还是说“对啊”。教师和牧师费了不少口舌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他垂下眼皮听他们讲，叹口气，说道：

“你听到别人怎么说你吗？过来吧！”

他把散发着柏木味道的手放在我脑袋上，说：

“你干吗要调皮捣蛋呢？”

“学习太无聊。”

“无聊？小弟，这可不对啊。你若是觉得学习枯燥无聊，那就会学得不好，可是那个老师证明你学得还不错。这说明另有缘由。”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在上面题字：彼什科夫·阿列克谢。

“嗯，就这样。你还是得多矜持一点，小弟弟，不要太淘气了！只要那么一点就行，多了就惹人讨厌了！我说得对不，孩子们？”

许多声音开心地回答：

“对。”

“你们淘气得不算厉害，对不？”

孩子们得意地笑了，齐声说：

“不是啊，也厉害！厉害啊！”

主教往椅子背一靠，搂紧我，令人吃惊地说了下面一段话，使得所有人，包括教师和神父，都笑了：

“要说这样的事，我的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个年纪也是个大淘气鬼！为什么会这样呢，小弟弟们？”

孩子们笑了，他嘘寒问暖，巧妙地搅浑大家，弄得大伙儿互相争论，快乐的气氛越来越浓。最后，他站起来说道：

“跟你们处得很愉快，捣蛋鬼们！我该走了！”

他一抬手，把一只衣袖搭到肩上，大幅度地给大家画十字，说着祝福的话语：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你们好自为之，别了！”

大家都喊起来：

“别了，大主教！下次再来！”

他点了点高筒帽，说：

“我要来，一定来！我给你们带书来！”

他从教室从容地走出去，对老师说：

“放他们回家吧！”

他牵着我的手走到过道，俯下身来悄声说：

“你矜持点，好不？我可明白你为什么调皮！好啦，小弟弟，再见！”

我很是激动，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在胸中沸腾，甚至当老师放走了全班同学，只留下我，并对我说，现在我应该比水安静，比草低调，——我很认真，并非常乐意听他说话。

神父穿着皮衣，亲切而低沉地说：

“从今以后你必须上我的课！对，必须。但是，你必须老实坐着！对，老老实实。”

我在学校的事情刚刚消停，家里又发生一件丑事：我偷了母亲一卢布。这算是非预谋犯罪。

有天晚上，母亲要出去一下，留下我看家带孩子。有些无聊，我翻开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手记》[110]，里面夹着两张票子——一张十卢布，一张一卢布。书是看不懂的，我合上书，忽然想到，一卢布不仅可以买到《创世记》，或许，还可以买本鲁滨孙的书。这之前不久我才在学校知道有这样一本书。一个严寒的日子，课间休息时，我给孩子们讲童话，忽然，有个小孩轻蔑地说：

“童话，狗屁，鲁滨孙那才是真的故事呢！”

还有几个小孩是读过鲁滨孙的，都说这本书不错，于是我很受伤：外婆的童话不被人喜欢。那时我就打算读读鲁滨孙，就为了也能说上一句“这是狗屁”！

第二天，我带着《创世记》、两本破烂的安徒生童话、三磅白面包和一磅香肠来到学校。在弗拉基米尔教堂院子旁的一个黑暗的小铺子里有鲁滨孙，一本薄薄的黄色封皮的书，第一页上画着一个戴着尖顶毛皮帽子、肩上披着兽皮的大胡子男人，我不喜欢这个，但是童话书，别看很破烂，至少外表还是很讨人喜欢的。

中午休息时，我跟小伙伴们分享面包和香肠，我们开始读一个美妙的童话故事《夜莺》[111]，它立刻俘获了所有人的心。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自己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句话，因它的纯朴、快乐得微笑着的音乐和某种异常美妙的东西，让我感到愉快的震撼。

我在学校没能读完《夜莺》——时间不够。我回到家，母亲正站在炉台旁，手上拿着煎锅把儿，正在煎鸡蛋，她用一种奇怪的、了断的声音问道：

“你拿了一卢布？”

“拿了，这不，买的书……”

她用煎锅把儿狠狠揍了我一顿，安徒生的书也被夺了去，永远藏在什么地方了，这比挨揍更令我痛苦。

有好几天我没去上学，这段时间，继父跟同事讲起我的“功绩”，那些人又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其中一个把这个故事带到学校，于是，当我去上学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个新绰号：小偷。简短而明了，但是不对：我没有隐瞒我拿了一卢布。我试图解释这件事，但人家不相信，于是，我回家跟母亲说我再也不去上学了。

母亲又怀孕了。她穿一身灰衣服，眼神疲惫而呆滞，正坐在窗户旁喂弟弟萨沙。她绝望地看着我，像鱼似地张开嘴巴。

“你——撒谎，”她悄悄说道，“谁也不会知道是你拿了一卢布。”

“你去问问。”

“你自己说漏嘴的。嗯，你说，是不是你自己？瞧着吧，我明天亲自去打听，看是谁把这消息带到学校的！”

我说出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她的脸皱成苦相，眼里噙满泪水。

我来到厨房，在炕炉后面用箱子铺的床上躺下，听着母亲在房间里轻轻哭泣。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实在难以忍受躺在烤热的油腻抹布味道中，我起身，来到院子里，但母亲叫住了我：

“你上哪儿？到哪里去？到我这里来！……”

然后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膝盖上，抓着她长袍上的扣子，撒着娇，说道：

“扣扣。”他的意思是说“小扣子”。

我靠着母亲坐着，她搂着我说道：

“我们是穷人，我们只有一戈比、一戈比……”

她总是不把话说完，用一只滚烫的手搂紧我。

“这个坏蛋。……坏蛋！”她忽然说出这句我已经听到过一次的话。

萨沙学着说道：

“蛋、蛋！”

这是个很奇怪的小孩：笨拙、头大，用他那漂亮的蓝色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静静含笑，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他说话非同寻常地早，从来不哭，活在持续不断的、静静的快乐中。他身体虚弱，勉强会爬，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要我抱抱，喜欢用那软软的、莫名散发着紫罗兰味道的小手指揉我的耳朵。他忽然无疾而终。当天早上还在静静地自得其乐，跟平时一样，但是到傍晚，敲晚祷钟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子上了。这是在母亲生了第二个小孩尼古拉之后不久发生的事。

母亲答应办的都做到了。我在学校又过得不错了，但我又被弄到外公那里去了。

有一天晚茶时间，我从院子往厨房走，听到母亲撕心裂肺地喊叫：

“叶夫根尼，我求求你，求求你……”

“蠢——货！”继父说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去她那里。”

“那又怎样？”

两人沉默了几秒钟，母亲咳嗽起来，说：

“你是个多么狠毒的坏蛋……”

我听见他打她，我冲进房间，看见母亲跪着，背和肘靠着椅子，挺胸抬头，呼哧呼哧喘气，眼睛闪着可怕的光芒，而他，穿得干净考究，穿着新制服，正用长腿踢母亲胸部。我从桌子上抓起一个骨把镶银的刀，——用来切面包的，是父亲死后留给母亲的唯一东西，——我抓起它，拼尽全身力气对着继父腰部刺去。

幸亏母亲及时推开了马克西莫夫，刀子从腰部划过，把制服划开一个宽宽的口子，划伤了皮肤。继父哎哟一声，按着腰跑出屋外，而母亲一把抓住我，把我举起来，怒吼一声，扔到地板上。继父从院子回来，把我拉开。

夜色降临，当他仍然从家里出去后，母亲到炕炉后面找我，小心翼翼地拥抱我，吻我，哭着说道：

“原谅我，是我的错！哎，亲爱的，你能怎么样啊？动刀子？”

我清醒地明白我说话的分量，我对她说，我要杀了继父，然后自杀。我想我要干一次，无论怎样都算尝试过。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那条沿着裤缝有一条镶边的下贱的长腿，看见那腿在空中来回摆动，用脚尖踢女人胸脯。

一想起这些野蛮俄国生活中铅一样沉重的龌龊事，我时时问自己，这些值得说出来吗？每次都重新鼓起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生动的丑恶事实，它直到今天都还没销声匿迹。这是那种必须知根知底的真实，然后才能把它连根从记忆里、从人的心里、从我们所有的沉重的耻辱的生活里拔掉。

让我描写这些龌龊事的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原因。虽说这些龌龊事很负面，压抑着我们，把许多美好的心灵压扁，但俄国人依然那样身心健康、年轻，正在克服并将战胜它们。

我们的生活之所以令人惊奇，这不仅因为我们生活中有这层充满各种畜生坏人的丰沃土壤，还因为从这层土壤中仍能胜利地破土而出的鲜明的、健康而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人类的善良，这善良唤醒了我们始终如一的期望，期望我们重新过上人类的光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