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结论

综上所述，自1949年以来，我国对共同过失犯罪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是全面学习与模仿苏俄刑法学理论的时期，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继受了苏俄的共同过失犯罪否定说，过失共同正犯这一概念尚未被提出来，更不用说对其进行研究，因此对于过失共同正犯的研究处于理论空白阶段；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在这一阶段，传统的否定共同过失犯罪的观点仍然占据着绝对性的支配地位，但随着德日刑法学知识的传入，有一小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思索是否有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的问题，并从日文翻译中引进了过失共同正犯这一概念，进而对其做初步研究；第三阶段为进入21世纪至今，在这个阶段中，外国刑法学知识大量传入我国，对于世界各国的共犯立法体系有初步的了解，不少学者对我国的共犯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尤其是依托德日的共犯理论，也开始进入对于过失共同正犯的理论探索阶段。

而从研究进路来看，可以分为立法论上的研究与解释论上的研究。在关注这一主题的学者中，大部分都从立法论出发研究该问题，其论证模式大概都是：我国刑法完全排斥了过失共同犯罪的存在空间，但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虑，过失共同正犯具有处罚必要性，因此现行刑法的规定存在不足，应当做出修改。

但是，这种立法论上的建议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求而言，无异于隔靴搔痒，况且只从刑事政策上的处罚必要性出发去认定过失共同正犯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必须从解释论的路径出发探寻过失共同正犯的存在之道，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提供了以下两种解释路径：其一，刑法第25条第1款中的“共同犯罪”仅指狭义上的共犯，即教唆犯和帮助犯，因此仅否认过失教唆犯与过失帮助犯，而第2款的规定则意味着对过失的共同犯罪采取单一的正犯体系，对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的，均按正犯处罚，于是，仅存在过失共同正犯；其二，只要将第25条第1款中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解为“共同有意识地犯罪”，就完全可能包含过失共同正犯的情形。这是从解释论的路径出发研究过失共同正犯的重大进展，但这种解释是否超越了语义的最大范围从而跨入类推适用的领域，则不无疑问。

于是，在我国，要承认共同过失犯罪还存在重大的理论障碍与法律障碍，否定共同过失犯罪的观点仍然稳固地占据着通说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