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交通的考古学研究

1949年后夏鼐行政事务工作十分繁忙，而且大量的政治运动又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仍抓紧有限的时间，从事有关中西交通，尤其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在1950—1970年间，先后发表了《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等重要文章，他根据我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以及其他具有西域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国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东西交通的路线提出了重大的创见。

通过对我国西北出土的汉唐丝绸的研究，夏鼐认为，这些丝绸是当年沿着汉武帝开辟的“丝绸之路”西运的主要货物。而通过对我国各地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金币的研究，他发现除了河西走廊之外，青海西宁也是重要的通道。同时，这还说明当时的丝绸贸易已经到达波斯和罗马帝国，丝绸贸易在当时的中西方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世界物质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之所以使用“丝绸之路”这个专有名词来称呼这条全长7000多千米、从汉代都城长安一直向西延伸到地中海东岸安都奥克的贸易通道，也正是出于强调这条通路的开辟主要是为了运输中国丝绸到当时世界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罗马帝国。

中西文化交流除了陆上的丝绸之路之外，另一个重要通道是海上之路。中国瓷器自古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在对外贸易中与丝绸具有同等的地位。海上之路以瓷器贸易为主要内容，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在关注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夏鼐也十分注意海上瓷器之路的考古学研究和古代文献研究。

在《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中，夏鼐列举了在非洲东部、北部和西部等地发现的唐宋以来中国不同朝代的各种精美瓷器，证明早在唐宋，中国和非洲就已经通过海上之路建立了文化和贸易交往。他还根据巴基斯坦印度河口的布拉曼纳巴德遗址和巴摩布尔遗址出土有9世纪的中国瓷器，提出巴基斯坦地处中国和阿拉伯海上之路的中间，当时中巴贸易的通道主要是海路。他又通过对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出土的威尼斯银币的考据，讨论了14—15世纪中国与意大利、威尼斯之间通过海上之路进行宗教、文化和经济交往的情况。《真腊风土记》系元代周达观所著，是研究元朝与真腊交通的重要历史文献。原作者详实生动地记载了10—13世纪吴哥时代的真腊各方面的事物，其中也包括当时真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往来和沿途的海况。1981年，夏鼐对《真腊风土记》进行了详细的校注，仔细对勘各版本，博采各家的说法，择善而从，并略抒己见。校正后的《真腊风土记校注》，被学者誉为目前最好的校注本，并被纳入中华书局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夏鼐一直认为，两者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都不是单方面的。通过对汉唐丝绸的研究，他指出，由于受到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西方的影响，与汉代相比，唐代的丝绸在织造技术和花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因素，诸如西方传统的斜纹组织和纬丝显花法、印度的腊染和绞缬、散布全幅孤立的花纹元素和西方式植物花纹等，这使唐代的丝织品比汉代的更为华丽多彩。与丝绸类同，中国瓷器在18世纪也开始采用珐琅彩和泰西画法，工艺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通过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西方的水果、毛织品、香料、宝石、金银铸币、金银器，还有阿拉伯数码、黄道十二宫以及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等，也纷纷传入中土。这些舶来品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鼐辞世已经整整三十年，在他以毕生精力从事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领域，随着近年来丝路沿线考古工作的开展，新的发现不断涌现，认识不断深入，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陶瓷之路，都在逐渐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把自己本来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古老的商贸通道重新焕发青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两条通道上将再现商旅往来不绝于路，舟楫如林、百舸争流的繁华景象，它们将再次成为贯通欧亚非大陆，沟通我国和西方贸易文化往来的交通动脉，为沿途内陆和沿海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