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传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在社会史论战掀起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热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社会史论战的主要争论焦点之一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陶希圣指出：“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要解决问题，须先知问题之所在，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要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结构就不能回避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我们如果要明白现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动向之运动诸法则，要知道目前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社会经济崩溃的特质，那么就不能不回溯考察中国过去的社会经济。盖我们如欲知道中国社会现在与将来的动向，便不能不回溯考察中国过去的社会经济与其继起诸关系；我们如欲明了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崩溃解体是怎样进行着的，那么是不能不先立证过‘旧’中国的社会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了。如果对于中国旧社会秩序的特质没有正确的分析，那么对此旧社会秩序之向他形态的社会生活推移上之运用诸法则，自然也就不会明白正确看出的。”

学者要探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唯物史观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方法。唯物史观为社会史研究者从经济角度入手，以生产方式的演变为线索，将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有机体，发掘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深层动因，并为以全新的视角构建出完整的历史过程，提供了可能。顾颉刚在1933年坦言：“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要用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全新视角，与中国传统的史学家采取以断代为史的叙事方式，聚焦朝代的交替的学术旨趣截然不同，这也填补了历史考证学派专注于史料的考辨整理，在历史观或历史解释方面缺少建树的缺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并引起广泛关注，而到了五四时期更是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社会史论战就是在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思想语境下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史论战时间上的延续、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唯物史观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及更多学者的认同。据统计，1928—1930年，在社会史论战兴起的三年间，全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达近40种之多。君素提到：“一九二九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这一年关于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类书籍的流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读书界已经有更进一步去研究社会科学的需要之表示。还有关于历史方面，如经济史、革命史及经济学史社会思想史等等，占了相当的数目。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中国的幼稚的思想界已经有渐渐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之倾向了。”

在社会史论战中，不论学者的政治背景如何，他们在社会史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中共马克思主义学者自不用说，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学者也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在社会史论战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科学的理论指导非常重要。陶希圣早年曾与樊仲云、萨孟武合译河西太一郎著《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此外，陶希圣在《社会科学讲座：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中，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等并列，视为进化说“在社会学及人类学上还有莫大的权威”的著作。陶希圣在李膺扬译、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当时的译名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序言中指出：“这本书的重要，是在以历史的唯物论来叙述民族学家所发见的材料。这本书的价值，是在以民族学家所发见的事实能作历史的唯物论的证明。”众所周知，恩格斯此作是一部研究原始社会及其解体过程的经典作品，揭示了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原始社会的公有制逐渐被私有制取代，国家出现，原始社会最终解体。陶希圣对此作的重视，表明他对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理论的认同。

还有，陶希圣对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关系理论很感兴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唯物史观的经典段落：“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阐述的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被陶希圣运用到研究中，他此时论著的一大特点就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如他的成名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等。陶希圣将社会史观引入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中，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这种新的学术动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陶希圣也由此“暴得大名”。陶希圣在复旦大学、劳动大学、中国公学及上海法学院兼课，讲中国历史，讲述中国社会组织，尤其分析士大夫阶级与农民的社会关系，及其与政府的政治关系，很受欢迎，每次演讲都能激起青年读书与研究之兴趣。“食货”学派主要成员何兹全回忆：“当时，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有胡适之、傅孟真、钱宾四和陶希圣四位先生。北伐战争之后，青年学生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反思和前途问题。由中国革命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性质；由中国社会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最受欢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陶希圣就是运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史问题的。陶希圣讲课声音不大，而分析深刻，鞭辟入里，生动有层次，循循善诱，引人入胜，教室里挤满了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陶希圣等学者提供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科学工具的同时，也随着他们学术研究的发展扩大了影响范围。可以说，正是由于陶希圣等学者运用先进的理论方法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为经济史研究筚路蓝缕的同时营造了活跃的学术氛围，才积极推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