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题旨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学术事件，它开辟了两种经济史的研究路向：一种是直接秉承论战，以理论为主导的经济史研究；另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主导的经济史研究。陶希圣与“食货”学派即是第二种经济史研究路向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以《食货》半月刊为学术平台，摒弃社会史论战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政论纷争掩盖学术探讨的弊病，高举理论与材料并重的大旗，聚集一批学术旨趣相同的学人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一场“食货”运动，对此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批学术旨趣、治史风格及学术观点相近并有着紧密学术关联的学人被称为“食货”学派。由于“食货”学派是以《食货》半月刊的刊名命之，而且学派主要成员学术观点的刊布多以《食货》杂志为主要平台，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往往将“食货”学派与《食货》半月刊混为一谈，甚至将《食货》论文的作者都归为“食货”学派。学者李根蟠、黄静、苏永明都曾指出《食货》半月刊不等同于“食货”学派，《食货》作者群并不全是“食货”学派成员。这主要源于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如嵇文甫、傅衣凌、全汉昇、杨联陞、王瑛、李秉衡、刘兴唐等人，其学术观点及治史旨趣与陶希圣等人相左。而“食货”学派的核心成员何兹全明确说，“食货”学派的主要成员“有陶希圣直接指导的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的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后来与陶希圣有工作关系的连士升、沈巨尘、何兹全”。“学术流派，即某一学科的研究者中，因相同的学术旨趣和师承关系而自然形成的具有独特治学观点、方法、风格的学术群体。”据此标准，何兹全所言，自为中肯之论。

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与“食货”学派成员在创办《食货》半月刊的同时，积极组织食货学会，成立北京大学经济史研究室，在《益世报》开辟《食货周刊》，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从陶希圣与“食货”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内容上看，大都是以某一时期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探讨对象，其中有关于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田赋租税、农业、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婚姻制度等方面内容的探讨，如鞠清远的中古门生故吏、元代官匠户研究，何兹全的寺院经济、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及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等研究。从研究的时间范围上看，“食货”学派已不再将上古到明清作为一个笼统的时间段做长时段研究，而是集中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他们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期。著名的中国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说”就是“食货”学派通过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探讨后而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食货”学派不仅开辟了社会经济史研究新领域、构建新观点，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他们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注重中西比较研究；注重史料与理论方法的会通；提倡研究手段的多样化，注重跨学科研究；倡导学术争鸣，开展学术交流。这些都“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一境域，为近代中国史学标界立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陶希圣放弃北京大学教授的学者生活投身于国民党政权从事政治宣传活动，在其带领下“食货”学派其他成员也纷纷投身政治，编辑《政论》刊物，撰写品评时事的论文，“食货”学派的学术活动被迫中断。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其他成员大都是国民党员，信奉三民主义，但是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不满，并对中日和平抱有幻想。1939年陶希圣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参与汪精卫对日密谋的活动。“食货”学派部分成员受其影响，也参与到中日“和平运动”中。稍后，陶希圣认识到日本妄图诱降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制造“高陶事件”脱离汪精卫集团，而武仙卿、沈巨尘、鞠清远却出任伪职，自甘堕落为汉奸。至此，“食货”学派成员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发生重大分歧，“食货”学派由盛转衰。1942年陶希圣重回重庆，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并长期担任《中央日报》主编。抗战胜利后，1946年陶希圣召集“食货”学派成员曾謇、连士升在《中央日报》创办《食货周刊》，希望恢复“食货”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重振学术声望。然而，时过境迁，中国史学研究经过数年的发展，已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新史料考证学派平分秋色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社会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此时，“食货”学派成员身居国民政府要职，依托国民党政府官报从事研究，其学术研究受政治因素影响更加明显。“食货”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是他们取得较高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受政治立场的影响，“食货”学派是有选择地运用唯物史观，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相比，他们的唯物史观是“不纯”的。40年代，“食货”学派没有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建设，而是提出“新经学”，倡导史学研究的经世致用色彩。这一时期“食货”学派的学术研究侧重于与社会现实有紧密关联的专题研究，希望以史为鉴，为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实施提供史实参考。这种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史学观及史学研究不仅不能重振“食货”学派往日的学术威望，反而加速了学派衰落的进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食货”学派以陶希圣、沈巨尘赴台湾地区，连士升远走新加坡，何兹全赴美学习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曾謇、武仙卿、鞠清远身负政治罪名无力从事学术研究而告终。

由于“食货”学派政治身份较为复杂，因而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将政治和学术等同起来，把学者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成果混为一谈。这样“食货”学派领袖陶希圣也就有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蒋介石的走狗”等政治帽子，“食货”学派也常被人们视为“反动文人”“反共组织”。与此相关联，“食货”学派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进程中所做的积极贡献也被学界经常有意无意地忽略。

近年来，黄静、苏永明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史学流派研究（1937—1945）》《“食货派”史学研究》，都把“食货”学派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学流派，对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史学思想、治史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这对恢复“食货”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无疑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研究目的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关于“食货”学派发展历程，陶希圣与其他“食货”学派成员间的学术、政治关系，“食货”学派学术与政治之关联，都是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的。

第一，多方位地探究“食货”学派的兴衰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明了这一史学派别的发展过程，进而丰富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食货”学派同其他学派一样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它因社会史论战而兴起，在摒弃论战中理论空洞、材料匮乏的基础上，突出自己会通理论与材料、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注重中西比较研究的治学特色，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建树颇多。对“食货”学派发展历程的深刻探究，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社会经济史研究早期的发展状态，进而有助于全面梳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演变。为达到这一学术目标，我们在将“食货”学派作为近代史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整体发展中来考察“食货”学派的同时，通过对“食货”学派的个体分析反映出社会经济史学科的演变轨迹，进而给予“食货”学派科学的认识。

第二，考察“食货”学派领袖陶希圣与其他“食货”学派成员间的学术、政治关联，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陶希圣的学术成就及政治经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总结这一学派的发展规律。陶希圣是“食货”学派的创始人，也是“食货”学派其他成员学业上的导师，何兹全等人都是在陶希圣的指引下，走上研治社会经济史的学术道路的。陶希圣与学派其他成员在研究过程中相互影响、借鉴，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陶希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学家，对其学术成就及影响力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代学人在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忽视其知名学者的社会身份。通过对陶希圣与其他相关学人学术的探讨，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陶希圣的学术研究，给予他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