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以陶希圣为领袖的“食货”学派于20世纪现身中国史坛，在中国经济学、史学领域均有着重要影响。与之对应，迄今为止的研究中，以陶希圣及“食货”学派为研究对象，学界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究：一是“食货”学派学术平台《食货》半月刊的研究内容及学术贡献；二是“食货”学派成员构成、学术理念及发展轨迹；三是陶希圣及“食货”学派成员的政治活动。

一、民国时期

1934年陶希圣创办“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即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35年杜若遗和长江分别刊发《介绍食货半月刊》和《陶希圣与<食货>》两文，对陶希圣的学术经历、创办《食货》的过程、《食货》的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并给予这一刚刊行不久的刊物较高的评价：“陶希圣先生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批评着过去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缺点，又指示着此后该走的途径。”随着“食货”学派成员学术成果的陆续刊布，学界对其治史理念及研究成果给予更多的关注。梁园东的《读物介绍：唐代经济史》、袁永一的《书籍评论：唐代经济史》、皮伦的《评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经济史>》简要地评析了“食货”学派的学术著作，并给予肯定。如称《唐代经济史》“关于唐代租庸调与两税法的内容，作者见解颇为新颖，有它独到的地方”，认为《南北朝经济史》一书，“作者关于南北朝经济史料搜集的辛勤，对于中古社会的特色有确切和精彩的论断。这和《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比较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食货”学派以其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独到见解，及其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治史理念，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认同，并逐渐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1937年，陈啸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解决的问题》中指出：“它（《食货》半月刊）代表现阶段中国经济史研究一般的趋势。”1944年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中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大势所趋是倾向于《食货》一派，以陶希圣的倡导马首是瞻。郭湛波也指出：“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是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则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的研究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学界在肯定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其不足之处也客观地指出，如王毓铨在《禹贡》刊布的《通信一束》一文中担心“食货”学派变成史料收集员，提醒他们注意理论与方法的修养。嵇文甫在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一书所作的序中肯定“食货”学派在扭转社会史论战中经济史研究理论空洞的弊病的同时，也不讳言“食货”学派只偏重材料收集，而轻视理论探讨的缺陷。由于“食货”学派初现史坛，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以介绍《食货》半月刊的办刊宗旨及“食货”学派成员的学术成果为主。虽然学界对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各有看法，但总的来说大多给予肯定的评价。直到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仍认为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是一个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949年以后，受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陶希圣的史学成就很少被人提及，偶尔提到者也仅将其当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如1958年孙家骧、曾宪楷和郑昌淦发表的《批判陶希圣“前资本主义社会论”的反动观点》一文就认为，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散布过一些反动的历史观点，迷惑过一些人。因此，把他的主要历史观点，和他发动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加以批判是有必要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陶希圣及“食货”学派的积极作用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刘茂林的《<食货>之今昔》一文指出：“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大多并不怀有反动的政治意图。有些讨论和研究，对当时的学术争鸣，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探讨，还是起过启示短长、发明得失的作用。”不过他在肯定《食货》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仍认为30年代“食货”派的学术研究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抗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革命围剿。

20世纪90年代，一些综论性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的叙述中也开始较多地涉及“食货”学派。如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十二、十三章，吴雁南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一编第四、五章，陈哲夫等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三卷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五章第五节等，都不同程度地对陶希圣和“食货”学派加以评述。总体来看，这些著作对陶希圣及“食货”学派的评价是政治倾向重于学术研究，关注点也侧重于思想政治方面，而缺乏对他们史学思想及成就的探讨。当然，类似方面的研究也见诸一些史学史教材中，代表性的有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它们或多或少有对陶希圣及《食货》半月刊的一些介绍。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何兹全的《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何兹全学述》《三论一谈：何兹全郭良玉伉俪自选集》《九十自我学术评述》《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怀念师生深情忧心国家大事》《我的大学生活》等回忆论著的问世，“食货”学派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些论著不仅为我们研究“食货”学派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提醒人们：“批判陶希圣和《食货》，学术和政治要分开”；“《食货》对中国史研究起了一定影响。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此后，学界有关“食货”学派研究的论文日益增多。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等文中都肯定了《食货》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食货》的研究领域也比‘论战’时期大大拓展了，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少文章有一定的深度，直到今天仍有参考价值。《食货》中的一些研究具有开创的意义。如陶希圣及其弟子们对‘魏晋封建说’的建构，对寺院经济的研究，把敦煌卷子引入经济史研究，等等。”

这一时期，学界开始聚焦陶希圣及“食货”学派，对《食货》半月刊、“食货”学派及陶希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等方面均有所研究。

1．关于《食货》半月刊。朱守芬《<食货半月刊>与陶希圣》一文对陶希圣创办《食货》的经过及《食货》半月刊的研究领域、设置的栏目、食货学会会约等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肯定陶希圣注重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和搜集，注重条目索引等方法的基础上，朱文对《食货》半月刊上发表文章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此外，阮兴的《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一文从南北学风的异同、陶希圣学术方向的转变、《食货》创刊、《食货》半月刊的影响四方面对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的学术关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食货》半月刊在理论探讨、史料收集、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为中国经济社会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开拓出了新的天地。梁捷的《陶希圣和<食货>——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二》一文主要对陶希圣的生平、早期的学术经历、创办《食货》半月刊的经过、抗战时期政治上的经历做了简要的介绍。该文指出：“当代学者谈论经济史，总是提到郭沫若的名字。郭沫若在1930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山之作。”“当时另一个学者名气比他大得多，开始这方面工作也更早，他就是陶希圣。”向燕南、尹静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一文则明确认定：“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浪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值研究理路上的探索。”尹静的《从<食货>半月刊看陶希圣的史学贡献》（北京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发。此外，洪认清在《<食货>半月刊在经济史学理论领域的学术贡献》一文中探讨了《食货》半月刊撰稿人在译介国外学者的经济史学理论，在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提出方法论，倡导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代表了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向。

阮兴是近年来对《食货》半月刊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食货>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一文中指出：陶希圣针对社会史研究中引政论入学术的弊病，倡导史料收集，培植学界新进，倡导交流与合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还在《<食货>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一文中就《食货》对中国奴隶社会的有无与封建社会断限问题进行了探讨。阮兴的《<食货>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以《食货》半月刊为中心，对此刊物的学术内容、学术价值及时代局限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通过分析《食货》杂志的学术价值与研究局限，探讨理想的史学类型。该文是近年来对《食货》杂志研究比较深入的文章之一。

此外，在《食货》杂志撰稿人的唯物史观倾向研究上，陈峰的《<食货>新探》一文指出，《食货》的创办思路和唯物史观一脉相承，《食货》的研究路向与唯物史观声息相通，《食货》中的跨学科研究与唯物史观沟通暗合，作者提出假如本书的结论成立，“食货”学派就是唯物史观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李根蟠评价此文把《食货》的唯物史观取向研究的探讨推进了一步。“这些评价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也有需要继续讨论的地方。”陈峰在《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山东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中进一步肯定《食货》杂志从编制论文索引和进行集团分工研究两方面加速经济史走上专业化之途。

以上关于《食货》半月刊的论文多集中在探讨陶希圣创办这一刊物的时代背景、经过，刊物内容，部分学者就《食货》的史学理念及价值进行了探讨。

2．关于“食货”学派。侯云灏在《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一文中简要地介绍了“食货”学派的诞生过程及史学成就。文中指出“食货”学派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之后，既是论战的一项积极成果，又把论战引向深入。他们比较早地重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进一步就“食货”学派的学术成果进行研究，文中指出“食货”学派在广泛开展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如在中古庄园经济形态下土地制度、寺院经济、劳动者身份的研究，及秦汉到宋元的赋税与财政问题的研究，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有关“食货”学派的研究存在学派成员界定相对宽泛的问题，如李根蟠指出：“陶希圣、‘食货’学派和《食货》半月刊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毕竟不是一码事，也不应该混为一谈。”“如果说存在‘食货’学派的话，那就是在陶希圣直接指导和影响下从事研究并持有大致相同的学术观点的各位学者（主要是他的学生）。”黄静也指出陈峰在《<食货>新探》一文中把《食货》撰稿人统统视为食货派成员，李源涛在文中将杨中一、刘道元当作食货派成员，是不恰当的。黄静与李根蟠持基本相同的观点，都认为学界对“食货”学派人员的界定过于宽泛。黄静还指出所谓“学派”者，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在学术观点、学术取向、研究方法上有大致相同的认识；其二，有密切的学术联系或师承关系。据此，对“食货”学派的界定不应过于宽泛。

稍后，黄静在《食货学派及其对魏晋封建说的阐发》一文中继续指出：“食货学派在陶希圣的带领下，致力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并形成‘魏晋封建说’之共识。食货学派学术成果的取得归功于唯物史观的运用，然而陶希圣在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食货派学术生命的过早结束。”黄静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就禹贡派与食货派的学术关联进行探讨，《禹贡派与食货派的学术关联》一文明确指出禹贡派与食货派的“这种学术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3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及走向，它是一代学人对中国史学发展做出的相同思考”。此外，黄静的《抗战时期史学流派研究（1931—1945）》（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将“食货”学派作为重要的史学派别进行考察。其他学者，如杨祖义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初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评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学术刊物、流派和人物时，对食货派也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李方祥的《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一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食货”学派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文中指出：“食货派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队伍，注重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中专题史料，并以此为基础，在寺院经济史等方面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陈希红在《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文中指出，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深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不能比的，提出的看法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启示。王学军的《食货学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也对食货派的史学研究进行了探讨。

苏永明是最近几年对“食货”学派进行细致深入探讨的学者之一，他的《“食货派”史学研究》（南开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是目前研究“食货”学派最为全面和细致的一篇论著。该文将食货派的政治与学术分开考察，一方面从纵向考察了食货派的兴起和演变的历程，另一方面围绕食货派的学术研究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思想、治史方法三个专题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最后考察了食货派的史学影响并对其历史地位进行了评述。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食货”学派提供了有益借鉴。苏文对“食货”学派成员的论文、著作收集甚详，并对“食货”学派除《食货》半月刊外的其他学术平台如《益世报·食货周刊》《中央日报·食货周刊》做了详细的介绍和分类整理，这对学界全面了解和认识“食货”学派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在查找和利用“食货”学派学术著作时即受益于苏永明博士。苏永明博士对“食货”学派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分析，他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探讨》《“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两文都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文中指出：“食货”学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他们在强调从问题入手、广搜史料、寻绎结论的基础上，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比照西方经济史以及倡导“综合研究法”，形成了鲜明的学派治史风格。但其治史方法又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局限，尤其是未能全面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而是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食货派学术生命过早的终结，与其治史方法自身的缺陷不无关系。此外苏永明博士还与其导师姜胜利合作撰写了《鞠清远史学初探》，对鞠清远的史学研究进行了考察。

苏永明的论文《“食货派”史学研究》，作为目前研究“食货”学派最系统的论著而享誉学界的同时，亦存在不足之处。苏博士在评析“食货”学派的社会经济史专题研究过程中，详细罗列了“食货”学派对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土地制度、赋税财政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但未将食货派的研究成果与今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而实际上，“食货”学派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他们较早地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学术观点，这种学术价值就需要通过“食货”学派与现代学者的学术观点的比较分析，方能体现出来。此外，苏永明博士在《“食货派”史学研究》博士论文中阐释“食货”学派发展历程时指出：1946年《中央日报·食货周刊》的创办标志着“食货”学派的重振。事实上，这一时期“食货”学派的学术研究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质量，都已无法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食货》半月刊时期的研究相提并论，而且此时“食货”学派倡导“新经学”，注重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色彩。在这种史学思想的指导下，食货派的学术研究带有较重的政治色彩，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意图明显。40年代食货派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在学界产生像30年代中期那样的学术共鸣。由此，对于食货派的发展历程的划分有待商榷。

此外，论文作者摒弃政治因素来考察食货派史学研究的方法，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面，但如作者所言“脱离政治的‘纯’学术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考察食货派学术活动及学术研究的同时，应该科学合理地参考政治因素进行综合性考察。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全面地研究与评价“食货”学派，这将是本书进一步研究食货派的目标之一。

3．关于陶希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翁凯贺的《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兼论其与国民党改组派之关系》，许莹莹的《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孟瑞星、左永平的《也谈陶希圣与“和平运动”》等。

陶希圣一生中参与的颇具历史争议的政治活动是“和平运动”及稍后发生的“高陶事件”。1994年赵金康、张殿兴发表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叛汪原因探析》一文指出：高陶叛汪的原因有日本方面要求的层层加码，高陶两人对汪精卫对日“和平”活动的失望，日方的怀疑和汪精卫集团内部的不信任，以及汪精卫集团内部争权夺利，高陶两人失意拆台，重庆蒋介石方面的打拉，再结合“七十六号”威胁其生命。与上相仿的文章还有王建科的《“高、陶出逃”原因析》、余文祥的《陶希圣随汪反汪的前前后后》、方秋苇的《陶希圣与“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等文，都对陶希圣的政治活动进行了阐述。此外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组刊布的史料《1941年陶希圣滞港期间致陈布雷函一组》等。

近年来探讨陶希圣政治活动的著作主要有陶恒生的《“高陶事件”始末》，李扬、范泓的《参政不知政——大时代中的陶希圣》等。论文方面有徐莹莹的《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陶希圣评传》（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港台地区及海外学界对于陶希圣的研究如下：首先，出版了一批陶希圣传记，如《八十自序》（陶希圣撰，食货月刊社1979年版），《潮流与点滴》（陶希圣，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夏虫语冰录》（陶希圣，法令月刊社1980年版）。其次，有关陶希圣与《食货》的文章开始出现。鲍家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者——陶希圣先生》一文，对陶希圣的学术经历与学术成就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出版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一书，对陶希圣早期的史学研究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对《食货》没做更多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有关陶希圣及《食货》的文章也开始增多。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认为“食货”是兼重方法、材料与理论而又以材料处理为根本的史建学派的先行者。杜正胜的《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序》《通贯礼与律的社会史学：陶希圣先生学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对陶希圣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希圣先生的学问植根于以社会为核心的史学。其学术历程可以分为成学、社会史论战、《食货》半月刊、《食货月刊》和晚年定论等五个阶段。他因论战而成一时之名，却以《食货》立百代事业，此五个阶段展现几种学识境界，但从青壮之成学到晚年的定论，我们仍可发现其一贯之道，那就是以礼与律为基点，探讨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伦理。”黄宽重的《陶希圣与食货杂志》对陶希圣《食货》的学术活动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陶晋生《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一文也对陶希圣的学术历程、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看法进行了介绍。王健文整理，杜正胜、黄宽重访谈《风气新开百代师——陶希圣先生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一文是陶希圣的自我学术回顾。

此外，港台地区探讨“高陶事件”的文章颇多，其中较重要的是唐德刚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高宗武探路汪精卫投敌始末（一—五）》，该文对“和平运动”及“高陶事件”的过程进行评述，认为汪精卫投敌是“十个‘边缘政客’的叛国阴谋”，并对高宗武、陶希圣在随汪精卫投敌过程中的立场及心态进行了分析。

从上述研究状况来看，学界有关《食货》半月刊、“食货”学派的研究已不少，其学术价值也日益为人所承认，但从总体上看，相关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首先，对陶希圣在“食货”学派中的作用、影响缺乏深入探讨。这是我们深入研究“食货”学派的一个关键问题。陶希圣是“食货”学派的创始人、领袖，相关研究不是主要集中在陶希圣一人就是对“食货”学派整体进行分析，而对于陶希圣与“食货”学派成员间的政治、学术关联研究不足。对“食货”学派内部考察的欠缺容易使我们忽视大量富有价值的信息。陶希圣是近代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学家，“食货”学派成员各有专长，分析这种学术关联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经济史研究早期的发展轨迹。

其次，在上述研究中，一些学者摒弃政治因素，从学术的角度探讨“食货”学派的学术研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食货”学派同其他学派一样身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合理科学地考察政治因素对“食货”学派的影响，有助于全面客观地分析“食货”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