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史论战

社会史论战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严峻的革命形势引发人们的深刻反思：中国未来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这是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等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革命运动深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尤其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国际中原本存在的对中国革命的不同意见趋于尖锐化，表现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从而也影响到中国，中共的理论与组织相应地出现了分化。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通过决议案确定“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因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是现时革命的根本任务”。中共党内的托陈取消派对中共做出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持有异议。1929年8月5日，托陈取消派领袖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中国的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革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

此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的辩论，看似是抽象的理论论争，实则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同的政治观点都是由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分析而来。正如陶希圣所言：“如果中国社会构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构造，那么，革命的基础是无产阶级而对象是资产阶级；不然，则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而革命的目的在收回关税自主权以求遂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中国是封建制度即封建贵族的统治，那么，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而基础是第三阶级即市民阶级和农工。”各党各派要宣传本党本派的政纲，打击敌党敌派的政纲，就必须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确定中国社会性质。在社会史论战中，政治与学术相结合，各党派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试图从学理的层面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出现了《新生命》《新思潮》《双十》《动力》《前进》等杂志。陶希圣是《新生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国民党改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