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人研究评骘

考察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前人在该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第一种意见是将它们等同，认为《北宋志传》就是《杨家府演义》。这当然是不值一驳的错误说法。细究起来，大概是因为《杨家府演义》本身流传不广，后世的《北宋志传》刊本又多题“杨家将演义”，所以才导致这个不应有的误判。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家府演义》是根据《北宋志传》改编的。郑振铎即断言《杨家府演义》“前半全本于称为《北宋志传》的‘杨家将’的故事”，章、骆本《中国文学史》沿袭这个观点，推测说与《北宋志传》“内容相类的小说另有《杨家府演义》八卷，初刊于万历三十四年，大约从前者演变而来”。这一意见的依据是两部小说现存刊本的刊印时间，但考虑到中国通俗小说刊刻极为混乱与刊本多有亡佚这些事实，我认为，单凭现存刊本的印行时间来判断两书之演变关系是不够的。

第三种意见是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默认的流行说法，即《北宋志传》是在《杨家府演义》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说起来，这一说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孙楷第，只是中间经由数位著名学者的引申、发挥，最后才形成至今仍有余响的一种意见。

现存最早的《杨家府演义》是刊于万历丙午(1606)年的卧松阁本，比现存《北宋志传》的三台馆本和世德堂本都要晚，但这两个本子的按语都提到“收集杨家府等传”。孙楷第由此推测说：“今所见明本《杨家府》，为万历丙午三十四年刊本，似是原本。谓钟谷取材此书，其时代似不相及。或旧本《杨家府》编辑，尚远在万历丙午《杨家府》刊本之前。”余嘉锡称秦淮墨客(纪振伦)“自言于斯传三致慨焉，则非其所撰著，殆因旧本校阅之而已”。柳存仁也赞同这个旧本《杨家府》的说法，并且认为《北宋志传》“内容必定以杨家府等传的旧本做根据”。综合三位学者意见，可以得到两点认识：第一，《杨家府演义》是根据旧本校订而成；第二，《北宋志传》也是以已佚的旧本《杨家府》等传作为取材根据。但是请注意，他们都没有把这两部小说所依据的旧本联系起来。根据我掌握的资料，首先将两个旧本联系起来、视为相同的人是赵景深。他在撰于1951年的《<杨家府>与<宋传续集>》一文中指出：“孙楷第所说的‘旧本’并非‘另一旧本’，而是‘纪振伦所根据的旧本’；也就是说，这两种本子该是极为相似的。”周华斌(1944— )同样也认为：“在万历年间以前，早有一本叫《杨家府传》(或《杨家府志传》)的演义小说存在。这本书是《北宋志传》的底本，早已失传了，但是现存那本卧松阁刊印的《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即《杨家府演义》)，大体上可看成是原本《杨家府传》。”按照赵、周两位先生的看法，自然可以这样推论：《北宋志传》改编了一个旧本《杨家府》，而《杨家府演义》大体可以看成是那个旧本，所以《北宋志传》是根据《杨家府演义》改编而成的。无怪乎有学者干脆就称“它们的内容大同小异”，或者明确表示“十卷本(引按即《北宋志传》)系由八卷本(引按即《杨家府演义》)演进而来”。

根据《北宋志传》按语“收集杨家府等传”一语，我们可以肯定曾经有过旧本《杨家府》的存在，《北宋志传》乃是根据一个旧本《杨家府》“参入史鉴年月编定”的。根据秦淮墨客《杨家通俗演义序》“不佞于斯传不三致慨云”“剞劂告成，敬缀俚语于简首”两句，我们大致也能断定《杨家府演义》是有所依傍的。但是，两部小说所依据的旧本会是同一个吗？这里我们不免要有所怀疑了。

在这一点上，齐裕焜(1938— )的态度较为谨慎。他认为《北宋志传》按语“所指的《杨家府传》未必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杨家府演义》。但是，即使有一本更早的《杨家府传》，则有可能就是现存《杨家府演义》的祖本”。而周华斌以旧体例之保留和“剞劂告成”之自称坐实卧松阁本《杨家府演义》“实际是刻版重印”，未免轻率。实在说，尚无证据证实这一点。即便承认这个草率的结论，同样没有把握肯定，《北宋志传》根据的那个旧本《杨家府》就是《杨家府演义》据以重印的旧本《杨家府演义》。毕竟，一来“杨家府等传”可以理解成《杨家府》和其他不同的“传”，也可以理解为“多种不同的《杨家府》传”。二来两部小说的差异实在过于显著了，如果说一方改编为另一方，双方的显著差异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所以归根结底，对“《北宋志传》是在《杨家府演义》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样的意见，应当持保留态度。很多时候，正确的前提，如果在进行推演时稍有不周，那么就极有可能得到不正确的结论，这里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鲜活实例。

《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有一个共同祖本，但它们各自吸收了某些别的材料，这是第四种意见。

在《<南北宋志传>与杨家将小说》一文里，马力表示“如果说《北宋志传》是参考《杨家府演义》成书，那似乎说不过去”，相反，他倒是觉得纪振伦在校订《杨家府演义》时可能参考过《北宋志传》。他还指出《北宋志传》按语提到的“杨家府传”，“可能是杨家将故事的评话本子”，“因此在三台馆刊本之前有一个杨家将故事的祖本——评话本子‘《杨家府》传’，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可备一说”。毋庸置疑，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的观点，所以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譬如陈大康(1948— )肯定“纪振伦编写时，还从熊大木的《南北两宋志传》抄袭了不少相关章节”，与马力的意见吻合。另如李烨认为《北宋志传》系据“原成本”《杨家府》编定，它和《杨家府演义》内容之所以不同，“完全是由于编者采择删削的差异，并非是另加撰写”，显系根据马力的意见推演而来。又有学者指出，“《杨家府演义》与《北宋志传》所依据的底本是有所不同的，《杨家府演义》虽然在形式、语言、情节上保留了较多杨家将小说原本的风貌，但它并不等同于《北宋志传》所提到的《杨家府》，加之《杨家府演义》对底本也做了改动，把《杨家府演义》基本等同于旧本《杨家府》，甚至认为是其翻刻本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所以两书的版本脉络应是：评话→《杨家府演义》所据底本→杨家府演义；评话→《杨家府》→《北宋志传》。这也可以视为对马力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总之，这种意见考虑到两部小说内容的相同和差别，其实质可以说是对第二、三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的综合与超越。

最后一种意见则干脆否认《杨家府演义》和《北宋志传》之间有任何关系，而认为它们是各自根据流传的资料独立写成的。

唐翼明坚持这一看法。他通过比较两部小说开头、结尾的差异，又通过考察两部小说的同中有异、情节同而语句异、相同地方互有优劣这三方面的例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两本书是各自根据当时流传的杨家将有关资料独立写成的。”换句话说，这两部小说之间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卓美惠基本上承袭唐翼明的看法，也认为“这两本书可能是各自根据当时流传的杨家将资料，如民间传说、笔记、话本、杂剧和旧小说等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以至于才有互为异同的情节和不同的语言”。

表面看来，这是以取消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可我觉得，即便这个意见本身可能并不符合事实，也给我们提供了考虑问题的另一个角度。举一个相似的例子，有关《水浒传》繁本系统和简本系统之间关系的争论迄今仍无定论(事实上恐怕也难有定论)，严敦易(1905—1962)多年前即主张“原则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如果一定要说成是由‘繁’删简，或由‘简’来润色成‘繁’，那既(引按疑为‘都’)是不适合于水浒传演变历史过程的”。倘若严氏的观点值得慎重对待，那么唐氏的意见也理应引起重视。

当然，唐翼明过于强调两部小说的差异而忽略它们的相同部分。而且，他在身处美国、没有读到马力《<南北宋志传>与杨家将小说》一文的情况下发表上述看法(他在这篇撰于1984年的文章里没有提及马力的意见)，难免有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