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早期杨家将故事的相关记载

基于上述缘由，杨家将故事很快就在社会各个阶层流布开来，流布的方式首先是口头传说，接着出现文字记录，这是故事兴起之后的必经途径。余嘉锡因而推测说：“吾意当时必有评话小说之流，敷演杨家将故事，如讲史家之所谓话本者。盖凡一事之传，其初尚不甚失实，传之既久，经无数人之增改演变，始愈传而愈失其真。使南宋之时，无此类话本，则元明人之词曲小说，不应失真如此也。”这个推测很有道理，一个热门题材故事流行了两百余年(从1051年算起)却没有文本记载，这是难以想象的。当然，这些文本记载极有可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乃至相互抵牾的短篇话本，而不太可能是明代杨家将小说据以增改的长篇旧本。宋代杨家将故事的评话本子今已不存，但从现有相关记载来看，上述猜测是合乎事实的。

现存关于杨家将故事的较早记载，一是宋末谢维新所著《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一是宋末元初徐大焯所著《烬余录》。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有句曰：“真宗时杨畋，字延昭，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夷狄皆画其象而事之。”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引述这一记载，并用按语形式评道：

畋乃业之侄曾孙，延昭之族孙，虽以文人立边功，然未尝官防御使。杨无敌乃杨业之号，于延昭无与。维新将三人之事互混为一，是真街谈巷议目不睹史者之所为。疑由评话家随意捏合，不求甚解，以至如此。维新陋儒，遂采用之耳。若吾言不谬，则当南宋之末，杨家将故事必已遍传民间矣。

余氏所论甚确，从谢维新采自评话家“随意捏合”的这些内容来看，杨家将故事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已与历史拉开距离。由这句话还可推知：麟州杨氏另一支的后裔可能被说成杨家将成员，从而对杨家将故事产生了一些影响；杨家将威名远播西北和北方边疆，受到当地“夷虏”的敬畏。

《烬余录》的记载比谢维新所言要详细，却更加虚实参半，启人疑窦：

兴国五年，太宗莫州之败，赖杨业扈驾，得脱险难。杨业，太原人，世称杨令公，仕北汉建雄军节度使，随刘继元降，授右卫大将军、代州刺史。先是，帝出长垣关，败契丹于关南，旋移军大名，进战莫州，遂为契丹所困。杨业及诸子奋死救驾，始得脱归大名，密封褒谕，赐赍(赉)骈蕃。七年，业败契丹于雁门丰州，获其节度萧太。八年，收降契丹三千余帐，迁云州观察兼判郑州、代州。诸将大忌之。雍熙三年，业副潘美北伐，破寰、朔、应、云四州，会萧太后领众十万犯寰，业请潘美会军出雁门，不应。业分(奋)死出战，士卒尽丧，慨然曰：“不幸为权奸所陷。”遂死之。赠太尉、节度使。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字(子)延训官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练使。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

这段材料中的杨业之死与《宋史》所述相当一致，杨业诸子名讳与《宋史》所载也基本吻合。但双方有明显差异：根据《宋史》，随父战死者叫延玉，不叫渊平；延昭保州刺史一官，并非从征朔州有功所加；延昭子名文广，不是宗保，“同州观察”乃是文广死后的赠官。至于莫州救驾之事，仅此书一见而不见他书。余嘉锡相信“其事容或有之，未必纯出于捏造”，郑骞断言“杨业莫州扈驾之说，系属讹传”。我认为，郑氏意见更具说服力，“莫州救驾”可能是南宋时期民间口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片段之一，徐大焯将它当作信史采录。《烬余录》序称：“甲编记宋初宋末事，乙编记吴中事，半从先世笔记中录出，足以征信。”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可靠。但《烬余录》这段话的资料价值并不因此而降低，余嘉锡认为《烬余录》所述内容“但与小说合，与宋史及杂剧皆不同，此必当时之杨家将评话如此”，可见它至少保留了早期杨家将评话的一个故事片段。而且，它在现存资料中又是首次提出“杨家将”这个名称。“杨家将”之名的出现，是麟州杨氏故事有可能走向系统化的关键一步——这个系统化的结果，就是“杨家将故事”。

通过谢维新和徐大焯的记载，可以看到一方面，早期杨家将故事摆脱历史束缚的方式有两种：移植历史——将各种史实杂糅在一起；掺入传说——在一段史实里增添虚构成分。另一方面，有了“杨家将”这个名目，早期不成系统的杨家将故事就有可能围绕这个核心概念凝聚起来。这一切，都为杨家将故事不断吸纳其他材料、不断扩大声势提供了可能，也是杨家将从历史走向小说的必然选择。

可能与杨家将故事相关的记载，另有六个有目无文的题名：小说名目《杨令公》《五郎为僧》《青面兽》《拦路虎》，金院本名目《打王枢密爨》《救驾》。

《杨令公》《五郎为僧》无疑是杨家将故事。《杨令公》大概是杨业本传之类的短篇故事，仅截取杨业生平的一个片断来讲述，依托历史的成分居多。元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第一折【油葫芦】唱词有句云：“做一段老令公刀对刀，小尉迟鞭对鞭。”“小尉迟鞭对鞭”讲的是唐代尉迟恭、尉迟宝林父子相认的故事，杂剧《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专演此事。严敦易据此推测“老令公刀对刀”指“有令公的一本杨家将戏”，杨芷华(1932— )进一步认为“已佚元杂剧‘老令公刀对刀’，演的就是南宋评话《杨令公》故事”。虽然“老令公”或许另有其人，这仍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意见。《五郎为僧》所述应为杨五郎出家五台山事。然据《宋史》《烬余录》所记，杨业七子除一人随父战死、其余诸子受到朝廷封赏，并无五郎出家事。这说明，《五郎为僧》是宋代流行的民间传说，且与《烬余录》采录的民间传说不是一个系统。

《水浒传》里有自称“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的杨志，《清平山堂话本》有一篇《杨温拦路虎传》，主人公也自称是杨家将后裔。一般认为，《青面兽》后来发展为《水浒传》里的杨志故事，《拦路虎》即《杨温拦路虎传》的蓝本，所以它们可能是杨家将故事。当然，考虑到“杨家将后代”这个身份与杨志、杨温在《水浒传》《杨温拦路虎传》里的行动并无太大关联，不排除这两个话本名目攀附杨家将故事的可能。如果是前一种可能，这说明早期杨家将故事的不定型。如果是后一种可能，那说明早期杨家将故事对其他故事的影响力。

“院本”由“院体”演变而来，“院体”是宋代伶人对其表演范式出自皇家教坊的一种标榜，表演形态与宋杂剧完全相同。院本直接继承的是北宋杂剧的传统。明确这一点，再来考察两个院本名目与杨家将故事的关系问题。

老辈学者一致认为，《打王枢密爨》的王枢密即指王钦若，所叙当为杨家将故事。而据杨芷华考证，“金院本《打王枢密爨》可能是现今所知的第一个杨家将剧目，杨家将故事早在金代就已经登上中国戏曲舞台”。我觉得这或许过于乐观。从题名看，“打”即“扮演”，爨剧是宋金杂剧的重要形式，包括足部舞蹈动作、以歌伴舞、化装扮演、表演幻术、念颂诙谐诗词歌赋等五种表演形态，王枢密指一个姓王的枢密使。即便这个王枢密指王钦若，《打王枢密爨》的内容也不是必然要与杨家将故事相涉，而很有可能是由伶人假扮王钦若，然后通过足部舞蹈动作或念颂诙谐诗词来讽刺他。至于《救驾》一目，谭正璧(1901—1991)认为：“不知是演薛仁贵沙滩救驾，还是演尉迟恭夺槊救驾……元杨景贤有《偃时救驾》杂剧，也不知所叙为何事？”杨芷华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即《救驾》可能与《烬余录》所载杨氏父子莫州救驾有关。因为材料欠缺，目前只能存疑。

上述相关记载表明，杨家将故事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摆脱历史束缚的演变过程。但无论怎么演变，一些根源性质的内容是不会变的。杨家将故事的兴起，缘于杨业祖孙三代(严格来说是杨业、杨延昭两代，因为在杨文广成名之前，杨家将故事就已广为流布)的御敌史事，“杨氏御敌”就是杨家将故事带有根源性质的内容。所以，明代杨家将小说所讲述的杨业投宋抗辽、杨六郎镇守三关、杨文广从征侬智高(仅将主帅改为杨宗保)等大关目，都可以征之于史。后来加入的新故事，也无不是围绕“杨氏御敌”而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