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人社会化模式解读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又似乎可以归结到一点上，那就是对人的教化，也就是教人学会如何“做人”。这个通过教化而让人学会“做人”的过程，就是中国语境中的社会化过程。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化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稳定、有序、平衡、和谐的“超稳定结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建构起以血缘、亲缘为中心的社会纽带，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方式，整个社会呈现铁板一样严丝合缝的同质性特征。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化必须要与之相适应以塑造出合乎规格的社会成员。

一、中国人社会化的目标

古今中外，每个社会都期望通过社会化来塑造合格的社会角色，使之能够承担起社会职责，履行社会规范，选择与社会文化相符一致的行动。作为礼仪之邦、教化大国，中国的社会化目标安排，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塑造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适应传统社会文化的合格的社会成员。我们可以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加以观察。

从个人角度看，个体的社会化即个体学会“做人”的过程。“做人问题，包括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两个问题，前者涉及人生目标、做人规格，后者涉及人生道路、做人策略及方法。”社会化的目标安排，就是社会为个体提供主流的做人目标和标准——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理想人格。

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最基本的本质在于伦理道德，因而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人对自身道德本质的体认、修养和践行。儒家经典所论述的“做人”是对人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回答，也就是如何在人际关系中进行自我修养，成就一个审美上升华、道德上完善的大我。反映在个体社会化中，就是倡导对血缘人伦关系、三纲五常的遵从，树立家族伦理和父家长制的绝对权威。《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里的“人义”实际上就是儒家对个体为人处世所设定的角色规范和人际关系准则，个体应遵从践行，并将这些角色规范、人际关系内化成自己的人格范畴，由此形塑出道德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以“内圣外王”为核心要义，以修齐治平为发展途径，个体刻苦地修身养性，进行道德完善，然后将自己的修养成果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去，并最终成就内圣外王、圣王一体的理想人格。

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化就是塑造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社会化的根本目标是维持既存秩序，实现社会整合。“修身、齐家以至平天下，治之道也”，“修齐治平”作为一套社会整合方案，其关键在于个体的“修身”。儒家认为，社会的治与乱，在一定意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的质量决定的，天地之间的一切都是成对的，有阳就有阴，有善就有恶，有君子就有小人，这两种人的比例关系的不同，就决定了社会生活秩序是协调还是失调，“‘六分君子则治；六分小人则乱。七分君子则大治；七分小人则大乱’，要保持有60%~70%的社会成员是‘君子’，一方面要靠‘以礼乐法度驱而之善’，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各个成员的自身修养”。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整合通过“修齐治平”方案下落到每个个体的社会化上，也就是化总体的社会调适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身修养。

二、中国人社会化的特点

民族文化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社会化过程，独特的中国民族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社会化过程不同于西方人社会化过程。许多学者都曾探讨过中国人社会化的特征。如我国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曾指出：中国社会结构和功能具有五个属性：(1)等级组织；(2)集群功能；(3)普遍的家族化；(4)结构严密；(5)社会同质。社会结构要素和中国社会支配性的道德、宗教、思想和学说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化方式。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化方式包括：(1)培养依赖性；(2)培养一致性；(3)培养谦虚性；(4)培养自制性；(5)培养自足感；(6)惩罚的偏好；(7)羞耻的策略；(8)父母为中心；(9)长者为父母。迈克·彭(MH.Bond)等人则通过批评总结有关中国人社会化模式以及现代变迁的研究，指出了中国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通常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特征，包括：(1)对于婴儿和年幼儿童，中国父母一般都很宽容，而对年龄较大的孩子，父母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父母态度的这种改变，一般发生在孩子4~6岁时，因为在父母看来，孩子在这时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2)传统上，中国人父母比较注重培养孩子服从家长的权威，要求他们有适当的行为举止，讲道德，接受社会义务等，而忽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3)中国父母极为重视对孩子的冲动行为的控制。孩子的探索性行为、冒险行为或危险的活动通常都是要受到阻止的，跟其他方面相比，对服从性的训练和对攻击性的控制尤为严格。(4)传统上，父亲是一位严格的管教者，在父母中，孩子更害怕父亲。父亲和孩子的情感距离，远远大于母亲。不过从现在的情形看，当代的母亲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当代中国人父母所运用的控制和约束儿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过总的来说，现在人们已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体罚和强迫压制的方法了。(6)与白人婴儿相比，中国婴儿缺乏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7)与现在的台湾地区相比，现代大陆的教育系统更为重视孩子的成就动机。(8)中国人所强调的成就动机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则从“孝道”“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望子成龙与认知发展”“冲动控制与道德发展”五个方面解读了中国人传统社会教化的基本模式。

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中国人社会化过程之特征也许还会有不同的认识和概括。不过，着眼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伦理之特征对于中国人社会化过程之影响，以下四点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

首先，社会化的基本模式是以家庭为中心，实行多重家长制。“子不孝，父之过”就是典型表现。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非常明确地确立了家庭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而且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成为孩子的家长或其代管人。就连学校教育也带有浓厚的家长制色彩，“严师如父”就是明证。“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始终是每一个家庭对子女的最高期望。与家长制的社会化约束相对应的是权威式的人际关系方式，家长习惯将子女看作长不大的“孩子”，对孩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婴儿期的高度宽容，甚至娇纵溺爱到青少年时期高度约束和高度期望值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始终忽视与子女进行民主平等式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甚至根本否定子女渴求情感与探索人生的合理性。同样地，在学校教育中，师生关系更有“师道尊严”“天地君亲师”，“爱生如子”是师者的至上品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更将师者推上至尊之位。这种权威式的人际关系，使受化者与施化者之间很难存在平等的互动关系，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始终处于被支配的服从地位，单向地接受施化者的教化而无法发挥他的自主性、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从而无法培养出完整的人格。

其次，社会化的重点是忍耐服从、行为适当、道德训练和接受社会义务方面，相对忽视个体的独立性、自恃性和创造性的培养。长辈高度重视孩子对冲动行为和冒险活动以及对攻击性和性好奇(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方面的控制，相应的社会化手段是威胁、责备、羞辱、惩罚等。与此同时，注重培养个体的非竞争的分享性行为，并最终完成依赖性训练、顺从训练、谦逊训练、自我克制训练等社会化任务。

再次，社会化的关键是集体主义和社会本位的培养。集体主义和社会本位要求个体牢牢依附和归属于特定集体；追求集体的发展和卓越；注意集体内部的和谐与团结，极力避免矛盾冲突和逃避斗争分裂；致力于获得集体的认同、悦纳、爱护和关心；与人善处，长于自抑。在成就动机上，强调社会成就动机，摒弃个人主义的成就动机；在人的价值上，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重“群我”意识而轻“我”意识；在人际关系上，重情讲义，追求“忍辱负重”“利他克己”，反对表现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的社会化是个体压抑自我个性并朝集体的整齐划一靠拢的过程。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特色，中国人社会化特征之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还在于：在中国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着理想规范和现实逻辑之间的紧张情况甚至脱节。有学者指出，中国人的“做人”概念可以区分为作为文化规范的“做人”和作为日常生活问题的“做人”两个方面，并指出“了解这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是理解中国人的做人概念和做人行为的关键”。

“做人”是儒家经典中反复论述的一个主题。在儒家经典中，做人是对如何生存和发展这一人生根本问题的回答，它要求个体在人际关系中进行自我修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如杜维明所指出：“学做人意味着审美上的升华，道德上的完善和宗教信仰上的深入。”做人也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常人都懂得做人的重要，但常人对做人的理解与儒家经典中的理想设计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对做人的日常理解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道德发展上的含义，做人要完善自己，提升自己，做一个正直、高尚、有益于社会的人；二是社会适应上的含义，做人要完成社会角色，恰当地表现自己，成为适应社会现实和能被他人接纳的人。综合作为文化规范的做人概念和作为日常生活问题的做人概念，做人的含义就包括道德完善的理想追求和社会适应的现实运作两个基本方面。做人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两者恰当统一起来。按照中国文化的理想设计，这两个方面应该是合二为一的。道德的发展是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来展开的。做个正派人要在待人接物中实现，自我完善要以承担角色为条件。这就是说，要通过做人中人，来达到做人上人的目的。但是，在人们现实的做人行为中，常常会出现这两者的背离，使修身养性的内在过程和做给别人看的外显过程一分为二。中国人做人的最困难之处，中国人做人的最富特色之处，中国人做人概念的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这种合与分的关系之中。那么，作为文化规范的做人和作为日常生活的做人的关系是，文化观念中完整统一的做人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分化为两个方面，对这两个方面的理解和处理的多样性，便形成了人们实际做人行为的丰富性。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规范对于做人的理想定位同现实生活需求与逻辑之间存在紧张情况甚至脱节。在第二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的角色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