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民本发展经济学的普遍意义

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为核心的大众市场经济模式和民本发展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浙江特色，还有广泛的普适性，是值得许多农民群体占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借鉴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路径。这种民本发展经济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以及新增长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等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待农民群体在发展中的地位和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作用的问题。以往发展经济学大多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观点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都把发展中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视为要等待被城市二、三产业吸纳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认为这些国家最短缺的是资本和企业家人才，但都没有考虑在这么庞大的农民群体中去发掘企业家人才，让农民去经营资本、积累财富，只强调应引进资本、引进企业、引进人才，没有告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去积极引导农民经商办厂，发展民营经济，建设小城镇，在让农民闯市场过程中培育本乡本土的企业家人才。与这种理论相对应的实践就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依靠大城市、大资本、大企业、大农场的发展来企望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其结果是纷纷掉入有增长、无发展，城乡差距、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的“现代化陷阱”，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贫民窟”中的城市贫民，难以转化为中等收入者，也未能解决好“三农”问题。即使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也只把对农民教育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手段，在农民的分工分业分化中也没有把企业家、管理人才、商人、技术人才作为培育农民的目标，而是把农民的未来局限在当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狭隘的发展路径上。

从浙江改革发展实践中创新形成的以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为核心的民本发展经济，则完全颠覆了以往发展经济学对农民地位作用和未来发展路径的定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为直接、主动的参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力量，政府为千百万农民经商办厂闯市场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千百万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学校里学会了经营，一大批有天赋的企业家人才、管理人才在农民群体中脱颖而出，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显示出了卓越的经营才干，形成了百万农村能人创新创业带动千万农民转产转业的良好发展机制。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资本收入和财产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浙江500万浙商走天下创实业和2000万农民转产转业的奇迹，就是这一民本发展经济学理论具有巨大生命力的明证。这种民本发展经济学坚持人民是创造生产力的主人和人的命运、职业可由自己努力来改变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让广大农民有自信、有自尊、有自由、有自财，广大农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浙江大地到处可以看到由农民创办的民营企业生机勃勃、由农民建造的小城镇蓬勃发展、由农民兴办的专业市场生意兴隆、由农民合办的合作社兴旺发达。小企业大集群、小商品大产业、小商铺大流通、小城镇大舞台等以小见大的发展载体，在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分化和共创共富上发挥的效应远远超过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大企业、大资本的发展效应。在浙江，“三化”推进已经与“三农”发展形成了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浙江农村改革还需向前推进，民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完善。从当前的实践来看，多年的改革发展，在农民自由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碍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的体制结构尚未根本突破，实现农民的平等、全面的发展还有赖于改革的深化。下一步，农村的改革应该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主攻方向，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民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推进城乡经济社会政治的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农民平等的公民权益、劳动权益、土地权益和财产权益，让农民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更加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通过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形成更加有效地带动“三农”发展，使农民大众更加积极地进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努力开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尽管浙江形成农民主体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有浙江自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但这一道路所揭示的经济发展和富民规律，诸如农民在“三化”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培育民营企业、积累民间资本、发展民营经济，城乡统筹、共创共富，“三化”与“三农”互促共进等，不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普遍意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是可以借鉴的。浙江农民创业创新、共创共富的大众市场经济的实践将会更精彩，民本发展经济学也将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发展和经济社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