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一切！

一个英国人的反思：始自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复兴可能已终结。

经济历史的大势由一系列的“崛起”与“衰落”组成，从昔日罗马帝国的衰落，到如今中国的崛起，莫不如是。触发历史上“如果……”想象的有趣情节有时来自次一个层级，比如一个中等强国看似必然的轨迹突然发生逆转之时。这就是在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及其继任者治下英国所发生的一幕：一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意外逆转了持续多年的温和衰落，一举成为欧洲最为国际化的自由贸易转口中心。我担心的是，这一轮复兴可能已在2016年6月23日宣告结束。

至今我还记得，自己的自由主义英国理念诞生时的情形：那是1981年，在旧金山的一间桑拿浴室。当时我从英国赴美，与18岁的年轻人乔治(George)一起环美旅行，享受我们高中和大学之间的“空档年”。我们住在乔治的表哥安东尼(Antony)那里，安东尼嫌英国税收太高，于是来到美国靠养鸡赚了很多钱。他带我们和与他年纪相仿的邻居一起去洗桑拿。邻居是位热情的小个子男人，名叫米尔顿(Milton)。他们问起我和乔治关于撒切尔的情况，当发现我们知之甚少后，米尔顿开始主导谈话，向我们宣称，这位1979年上台的首相将打破工会对经济的垄断、开放经济，让英国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典范。

乔治和我都不懂经济学，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明白，米尔顿是在满口胡言。当时撒切尔看起来已遇到了麻烦：英国正发生大规模骚乱。我们生长于斯的英国是一个阶级分化严重、衰落不可避免的国度，它有时很亲切温馨【看看当时的热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便知】，有时让人蒙羞（比如要靠IMF出手纾困），有时还会让人不舒服（比如在矿工罢工期间点着蜡烛上课）。但差不多从1913年以来，英国的轨迹一直是逐渐向下的。在文化方面，英国或许很酷，我们有（滚石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和喜剧组合“巨蟒”(Monty Python)。但从经济角度看，我们的时代结束了。在我“空档年”的晚些时候，我观看了“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演出，发现他们还不如疯狂的米尔顿老兄在桑拿浴室里描绘的梦想那么让人向往。

然而，当我回到英国，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已是无处不在，这位经济学家是撒切尔押注自由市场的幕后推手。（后来获得爵位的）安东尼·费舍尔爵士(Sir Antony Fisher)彼时还不太有名，但现在被奉为自由主义权利的伟大倡议者之一。他们的预测基本都是正确的，英国的轨迹确实发生了变化。

你可以认为，撒切尔本不必那么无情——即使在今天，投票支持退欧的人中，依然有很多生活在英国北方工业区，那是在她铁腕政策下垮掉的地区。你也可以说她不过是个意外——人们在1979年投票支持的并非“撒切尔主义”，对大多数选民而言，她似乎更像是意志坚强的实用主义者，而非理论家。你也可以说，她是幸运的——要不是阿根廷1982年入侵马岛，她很可能只能担任一届首相。但英国的历史发生了改变，偏离了衰落，朝更具开放性、更加精英化、也更为自信的方向迈进。

撒切尔或许会自称保守派，但她的灵感却来自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聚焦于自由贸易和个人自由，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这一思想是全球化的第一个伟大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核心理念，这个时代在1914年终结。撒切尔通过弗里德曼等思想家接受了这些理念。她并不总是像她自己宣称的那么理想主义，但她所确定、后由约翰·梅杰(John Major)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遵循的方向显然是朝着开放市场迈进。

于是，英国可以说成了最适应当前全球化时代的西方大型经济体。诚然，不如美国那样成功。但是，我们通常都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对外国人购买或运营我们的公司抱以更放松的态度，对正在私有化的政府服务、对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转型以及对外国人控股英国足球俱乐部或接手我们的美食生意并不那么介怀。随之而来的还有对个人自由的放任态度，从同性恋婚姻到干细胞研究均是例证。

英国奉行自由主义并不总是好事。对金融的过度依赖，意味着我们在2008年金融风暴中的风险尤其大。即使在实践中我们很擅长处理移民问题，但对外国人的抱怨仍然存在——不论是贫穷的外国人住到了政府公屋里，还是富裕的外国人收购了切尔西俱乐部。我们对待欧盟的态度已经分裂——我们喜欢单一市场，但讨厌欧盟混乱的监管。

然而，这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对英国一直非常有利。我们处于欧盟这个僵化联盟的自由市场一端，这增加了我们的相对吸引力。伦敦已经成为欧洲的商业之都和人才磁场。英国的软实力达到了几十年来的巅峰。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最明显的回答是，自由主义的英国给一些英国人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给其他英国人带来的好处。这确是事实。许多选择退欧的人还认为，在移民问题上他们已经多次受到欺骗。还有人认为，欧盟是个注定失败的项目，我们最好置身事外。此外，除了无耻的政治投机外，一个欧洲怀疑论的媒体告诉选民，选择离开欧盟是没有成本的；还有民调显示，留欧派处于领先地位（为表抗议，一些人反而投了脱欧票），于是最终，退欧派获得了52%的选票。

当前的混乱可能会沿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归于平静。一些退欧派认为，他们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衣钵，因此选择拒绝欧盟这个庞然大物。但大部分选择离开的选民都希望减轻、而非提升全球化程度。再者，欧洲并不想给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特殊照顾。对全球化时代的反感很可能蔓延开来。软实力方面，英国作为一个宽容、稳定避风港的声誉正一天天受损。

因此我的担心是，1979年至2016年这段时间将被视为一次“大例外”，是曾经强大的英国在持续百年的衰弱过程中的短暂复苏。到2050年，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认为，欧洲金融中心转移到德国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英国的结束遭遇了与其开始阶段同样多的意外。如果说在撒切尔时代没几个英国人知道自己将得到什么，那么如今看透脱欧后果的英国人也许更少。他们只是想教训一下政客，并且认为这样做并无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最终结果将取决于他们认错的速度。

（原载于《商业周刊/中文版》2016年7月11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