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

新裤子，新朋克

我们的故事很长，新裤子的故事很长。记忆慢慢散落了，成为无法捡拾的碎片，我也怕我自己把它们都遗忘了。我们一起经历了无聊贫穷又充满希望的少年时代，一起创造了新裤子最好的一张专辑，并且一起面对这个无情的社会。但那是20岁之前的故事了，后来大家又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是那几个让人厌烦，口齿不清的呆头呆脑的青年，他们还站在这里吗？让我们回忆一下这20年——无法忘怀的青春。

1992年，我和庞宽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我们被摇滚乐深深吸引了，可能因为太自卑了，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摇滚乐宣扬的就是反叛，没文化，有姑娘，反正音乐很吵、很噪就对了。我们在寒假的时候聚到庞宽家里排练，当时最流行重金属音乐，那我们也玩重金属吧，但是当时只有一把木吉他，而且我们都不会弹。这个潮流要赶上，于是我们在木吉他上安了一块压电磁片，接在一台录音机上，再把录音机的喇叭捅破，这样就能出现失真吉他的声音。就这样，新裤子乐队的故事开始了。

重金属马上过时了，我们通过收音机每周一收听有待的《新音乐杂志》节目才知道，还有许多更时髦的音乐风格。我们发现北京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的年轻人渴望文化，但确实连一张正版CD也买不起。我们幻想着这里是纽约，这里是伦敦，这里不是那个没有阳光的黑暗角落。我那时开始留长头发，那时候不洗头，头发稍微长一点就分叉了，到了高中毕业也没留出重金属乐手那种到屁股沟的长发。

20世纪90年代挺无聊的，充满破败和颓废。摇滚乐还是很先锋的事物，这也是无数年轻人爱上摇滚乐的原因。玩摇滚乐是要反叛的，要姑娘，要反对社会的不公平。可惜这些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只能努力和之前的中国摇滚乐队不一样。

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出现了一群不是玩重金属的乐队，他们有英式风格的，有电子风格的，也有一些说不出风格的，但更多的是朋克乐队。后来他们被称为“北京新声”。

那时候演出没有太多人看，都是乐队演给乐队互相看。年轻人有太多的能量，而且也用不到正经地方，现在可以摸个手机一天就过了，可那时候每个夜晚都很难熬，没有姑娘，没钱出去喝酒，只有聚在黑灯瞎火的空气污浊的Live House里，才暂时感到有归属感，感到不寂寞。但我很快也发现自己不属于那里，没人看得上我们这支乐队，我也不知道要和别人聊什么。我们也找不到外国姑娘约会，连搭话的勇气也没有。

乐队加上看演出的人不过一二百人，所以很神秘，一种文化就存在了，让人觉得自己非常与众不同。我想当年在纽约或者伦敦，朋克也是这样开始的吧。很多年后，那几支乐队影响了无数年轻人，包括在遥远的北京的我们。

新裤子的第一张专辑推出了，我们的时代真的来临了，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当你面对成千上万的人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神。当你回到现实的沉寂中，你的心会很躁动。

很空虚。

鼓手尚笑在2002年离开了乐队，为了心爱的姑娘去了日本。一去就是八年。

之前我突然接到尚笑的电话，说他的书要出版了，要我帮他写点什么。回想起来，好几年前在豆瓣上看到尚笑写在日本的经历，感觉有爱，也有许多旁观者无法感受的情怀。但故事刚开始就中断了，后面也没有继续更新，我想可能是他工作太忙没时间写了。其实尚笑在日本的八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只是偶尔有只言片语的消息，我们只能臆测他在日本加入了黑泡泡乐队，或者黑社会。庞宽甚至在《神秘的香波》中唱道：“尚笑留学在日本，刷盘子洗碗扫大街。”

直到有一次尚笑的女朋友顺子作为导游来北京出差，我们在一起吃了饭，然后一起看了好多新裤子在20世纪90年代演出的录像。最后顺子说，她和尚笑早已经分开了，但她是爱尚笑的。我知道尚笑去日本主要是为了顺子，反正为了感情抛开一切的事情我没做过。

来得快，去得也快，乐队在2002年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大家在忙着和音乐无关的事情。那个朋克的时代过去了。

Disco Boy

摩登天空有一阵快关门的时候，天天要求我们写手机歌曲，结果一首也没写出来。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手机彩铃是什么鬼东西，多“缺”的人会用。后来又流行好多怪东西，什么微电影，什么各种已经消亡的社交网络。潮流归潮流，不受影响最重要。乐队没有鼓手，所以用鼓机，音乐不够土，西方对中国的乐队没兴趣。

2005年，我和庞宽一直窝在家里研究合成器，并且写出了和以前大不一样的作品。我们不再关注摇滚乐，更多地研究更时髦的Synth-Pop、Disco、New-Wave这些以合成器为主的音乐。Disco时代来临了。

我们又回到了Live House演出，就像大学时代一样，一切都重新开始。也是这个时候，庞宽走向了前台，开始了不平凡的演唱生涯。

2006年我们巡演之前没有到过这么多地方，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这么一群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音乐与电视上播放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充满活力，和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在消费，在享受音乐。音乐不再是那根拯救灵魂的稻草，在无聊的时刻，音乐陪伴了更多躁动的心。

我们在巡演的路上会觉得遇上一个漂亮的女孩愿意和我们约会是很重要的事情，实际情况是并没有什么姑娘会那么主动，尤其是在国外巡演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已经巡演了好几周，没有任何姑娘向我们示好。终于，在墨尔本的演出结束之后，一个300斤的姑娘走进了后台，表示喜欢我们的音乐，并向我们身上扑，我本能地躲开了。这个姑娘叫丽莎，穿一条短裙，裙子上的皮带有20厘米宽，像《指环王》里的人物。只要一下，她就能把我压死。还是刘葆像黑洞一样能包容一切，勇敢地和丽莎去约会了。

2008年，刘葆离开了乐队，他觉得乐队背叛了最初的朋克精神，成为一支“娘娘腔”的同性恋乐队，并且也不能给他提供更多的酒和食物。后来刘葆加入了更狂野的蜜三刀乐队。乐队的黑洞关闭了，宇宙的秩序正常起来了。

来自便利商店乐队的鼓手德恒在2008年加入了新裤子。在这个时期，乐队更多地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被西方的文化蛊惑了。

时代变了，摇滚乐也可以是积极的。那些从各个角落走出来的时髦的人，让星星之火点亮了城市的夜空。庞宽一直喜欢穿款式比较旧的衣服，说复古可能谈不上，其实从小到大他的装扮基本没有变化，他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当新裤子穿着20年前的衣服、鞋子登上舞台的时候，直接引发了后来带给本土的年轻人一点自信的国货回潮。

一支中国乐队在西方演出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所有现代音乐都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东方学徒想在这个摇滚乐的朝圣之地有所作为，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后来大家决定还是回过头想想家乡的朋友吧！

这个世界会好吗？可能不会了……把世界拉黑吧。

我记得整整有半年时间，乐队都在为北展演唱会排练，几乎每天都是在排练室度过的。演唱会也是一个瞬间就过去了。但还好，可以对过去的时光进行一下整理。过去就别再想它了，它会在那个时间点一直等你。

走心的黑暗

现在的生活小得只剩下一块手机屏幕了，文化不再宽广，也不再对年轻人有意义了。再大的世界也不再有吸引力了，什么派对，什么文学，什么电影，什么扯淡，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出现在手机中的面貌。人们变得更孤单，心灵需要抚慰，除了日本电影，还需要一首深刻高雅的走心的歌曲。好吧，反正Disco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进入了走心的黑暗时代。

鼓手Hayato是中野阳介绍给我的，说和他一样，为了援助中国的摇滚事业来到北京十几年了。我第一次见Hayato时，觉得他黑黑小小的，像从印度逃难过来的。他脸上长满了火疙瘩，应该有一年没有和女孩约会过了。他穿了一身优衣库的衣服，好像每天都在吃711的味精饭，看起来惨透了。但他的鼓声响起的时候，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了一根赶走贫寒饥饿的幻觉火柴，整个房间亮了起来。

我一直认为，创作那种一般人会喜欢的流行歌曲是一种耻辱。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努力地创作流行歌曲吗？那肯定不缺我一个。我原来写歌都是写给自己听，没希望什么人喜欢。一直到了最近几年，为了继续向前走，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开始注意到音乐需要被更多人理解和喜欢。我开始口是心非地创作了。写歌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一个喜欢的女孩？从来没有。在想什么经历过的瞬间？也没有。我在幻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从小时候开始接触音乐，每一次潮流都那么让人兴奋，金属、英式、朋克新浪潮、电子音乐的大爆发，反正每一年都有新惊喜，倒是最近10年几乎什么新东西都没有了，我也开始研究土摇好几年了。上次去美国是参加Coachella音乐节，作为中国最时髦的乐队。这次去美国只能作为中国最土鳖的乐队去了，不过挺符合中国国情的，反正是黄鼠狼下耗子——一茬儿不如一茬儿了。

每一阵都会有新的潮流，反正在国内我们什么都没见过，看什么都新鲜，但又很容易厌倦。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变不成白人，也变不成黑人，顶天了成为一支不伦不类的东北亚乐队。殖民地文化始终让我们有点压抑，但好在国内的年轻人还是需要一支本土的更有共鸣的乐队。乐队经历了朋克时代、Disco时代、黑暗时代，其间也有好多次动摇过，但后来发现音乐形式还是外在的，真正让人感动的还是你在音乐里表达的自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