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经》理论构建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他诸子的地位是平等的，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受到重创，在汉武帝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而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得以兴起。该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时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如此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广泛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

“儒”源于商代，自孔子始成其“家”。经孔子整理、删改和发挥的上古五代文献被后世尊为“五经”。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仁义”“礼乐”，主张“以德治国”，提倡“孝悌”“忠恕”及“中庸之道”。他的学生对其学术思想加以发扬光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孟子和荀子等所代表的两个学术流派。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强调“人性本善”，主张“王道”和“仁政”，提出了“民贵君轻”“保民而王”的观点，高扬了儒家“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孟子的思想对宋明时期儒家的发展影响很大。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强调“人性本恶”，主张“以礼治国”，提出了“天人相分”观点，弘扬了“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性精神。荀子的思想对汉唐儒学影响较大。

孔、孟、思、荀等人奠定了儒家的基本格调，注重治国和改造社会。儒家的学术思想在《内经》中的体现仅从五个方面予以简要叙述。

（一）以“治国”类比“治医”

《内经》将治国与治医进行类比，用国家中央集权最高统治阶层的建制，类比人体各脏腑功能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整体配合关系，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方略。这一观点充分体现在《素问·灵兰秘典论》对十二官在整体生命活动中分担不同角色的论述。认为“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还十分明确地将儒家治国之道与针刺治病之道类比，认为“司外揣内”认识方法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灵枢·外揣》）儒家治国理念及用治国类比治医的观点表露无遗。

（二）儒家“天命观”对《内经》生命科学形成的影响

儒家的“天命观”承认自然规律，承认自然规律对社会、对人类生命活动的主宰作用，《内经》在此思想指导下研究人体禀赋、体质类型（《灵枢》的《阴阳二十五人》《五音五味》《通天》等篇）。在探讨生命活动固有规律时提出了“天年”期颐、寿夭面相等理论（《灵枢·天年》）。《内经》在承认生命规律的“天命观”指导下，构建养生的相关理论，认为养生必须遵循并顺应自然规律，只有如此才可能达到“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生气通天论》）的最佳养生效果。

（三）儒家“三才观”对《内经》理论形成的影响

《内经》受儒家“三才观”的影响，构建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型。“三才观”是《周易》提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儒家予以继承和发扬，强调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也是儒家对宇宙结构模型的基本看法。这一观点促进了《内经》医学模型的构建，几乎将其中所论的生命科学知识都置于这一整体模型的构架之中，在其中大多篇论之中均可觅其踪迹，其学术观点贯穿于所论的生理、病理、病证、诊法、治疗、养生等各个层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内经》还将“天地人三才”宇宙结构模型运用在诊法理论的构建之中，认为“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素问·三部九候论》），于是在“三才”理论的指导下，《内经》创立了“三部九候”诊脉技术，后来《难经》将其浓缩在寸口诊脉方法之中并广泛应用，东汉张仲景改良为人迎（上部，即“天”）、寸口（中部，即“人”）、趺阳（下部，即“地”）三部诊脉法，甚至三焦气化理论的建立仍未脱此“三才”的观念。即使经络系统的组成也是如此，认为该系统是由主干（经脉）、分支（络脉）及附属部分三者组成，每部分又分之为三。主干（经脉）又有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及十二经别，分支（络脉）也有别络、浮络和孙络，附属部分也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和四气街三者；手足阴阳十二正经又各有手三阴经、手三阳经、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如此等等，足见《内经》理论构建时所受儒家“天地人三才”理念影响之深、之广、之远。

（四）儒家“以和为贵”“中庸”思想对《内经》理论形成的影响

《内经》直接将儒家“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应当“允执其中”（《论语》）的“中庸”观点用以构建自己的医学理论。“中庸”观点的核心是突出了保持相对平衡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根本条件。儒家中庸思想在《内经》中通过阴阳、气血、营卫、脏腑、经络的相关理论，全面体现在相关的医学理论之中。如认为“阴平阳秘”是生命活动处于最佳的和谐有序状态，这种平和状态一旦失常，就会出现“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或者有“阳不胜其阴”“阴不胜其阳”，甚至“阴阳离绝”的病理变化。医生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就是使患病机体复归到平和状态，并作为指导治疗的最高行为准则，故有“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素问·生气通天论》），以及“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治病观点，也是《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缘由。

儒家“中庸”思想还体现在《内经》运用五行理论说明五脏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认为无论是相生或者相克，都应当“执中而行”，否则就会出现“母子相及”或者“相乘相侮”的病理变化。如果“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并据此提出了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是“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素问·六微旨大论》）的著名论断。在儒家“过犹不及”观点的影响下，《内经》建立了自己的发病观。六淫致病是气候的变化太过，超过机体适应能力所致；情志致病是七情过激所致；饮食不节致病，无论是“饮食自倍”“高梁之变”“大饮”，或者五味偏嗜，均为“太过致病”；此外还有劳累太过、过度安逸致病等。因此《内经》在高扬儒家“过犹不及”中庸思想的同时，形成了“生病起于过用”（《素问·经脉别论》）的著名发病观。

（五）儒家等级观念对《内经》相关理论构建的影响

儒家十分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这一观念影响着《内经》相关理论的形成。如在“十二脏之相使、贵贱”的命题下，以封建帝制类比人体内脏的关系，确立心是“君主之官”，肺如同辅佐君主的“宰相”或“太傅”，肝像护卫君主的“将军”（《素问·灵兰秘典论》），脾如同为“君主”出谋划策的“谏议之官”（《素问·刺法论》）等。这是就整体生命活动而言的，但是《内经》发现，复杂的人体生命活动是不可能用这一简单的内脏等级划分加以认识的，于是又将儒家这一等级观念应用于解释人体生命活动不同层面的脏腑联系和相互配合关系，如为了突出肺宣散营卫之气于全身的重要作用，认为“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素问·痿论》），突出肺在各脏腑之中的重要地位；为了强调脾（胃）是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需营养物质化生的源泉，是人体生命赖以生存的根本，认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脾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素问·太阴阳明论》），如果脾胃有病，就会波及全身而有“五脏不安”（《灵枢·本神》），这就从精微物质化生的角度突出了脾胃在人体各脏腑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论“何脏最贵”时，为了强调肝应春，主人体气机之升的重要地位，认为肝“其脏最贵”（《素问·阴阳类论》）。可以看出，在认识人体生命活动时，从整体生命活动和生命的分支活动过程中两个层面，应用儒家等级观念来说明各脏腑所担负职能的主次关系。

这一思想还体现于组方法度理论的创立，认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素问·至真要大论》），此亦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医组方遵循的规矩准绳。所用的药物也有“上下三品”（《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等级之分。还将这种等级思想用于运气理论中对气候变化及其对物候、发病规律的分析和判断，认为“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素问·六微旨大论》）。

可见，儒家的学术思想在《内经》理论的发生及构建过程中，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医学理论之中，与医学理论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