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经》理论构建中的墨家思想

墨子（约前468—前376年），名翟，鲁国人。最初受业于儒家（《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儒家维护强权高贵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以及对儒家强调的繁文缛节和奢靡风气的疑虑，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强调要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的精神。遂脱离儒家而创立新的门派。墨家的主要思想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奢靡（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战国后期，墨家的一个重要分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墨家学派是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代表，其创始人是以手工业者出身的墨子。墨子早年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后则“背周道而用夏政”，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墨子的主导思想是“历物十事”：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和“明鬼”。在认识论方面，墨子提出了“三表法”：认为主次当推究来历，详察实情，以及考验实用三者。这是中国历史上在认识论方面首次提出了对人的认识进行检验，以及实用是检验认识（即理论）标准的观点。此后，包括医学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思想的影响。

就墨子倡导的“三表法”而言，《内经》在确定其医学理论观点时严格遵循了这一原则。如其中的阴阳五行的理论来源是先秦阴阳家所创立的阴阳、五行说，精气理论与道家的“道气论”一脉相承，辨证论治本原于法家思想等。其中所论的诊法、病证、治疗，甚至五运六气理论的建立，是墨子“详察实情”认识原则的体现，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古人长期在生产生活中对天地万物、生命现象、气象物候，以及临床实践等实情详察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就临床医学而言，如果患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症见“口甘”（《素问·奇病论》），久则“足生大丁”（《素问·生气通天论》），总结出了消渴病（糖尿病）发生的原因，与患者长期高热量饮食有关，其主症以消瘦（即“消”）、口渴多饮（即“渴”）、口甜而黏，后期多合并皮肉感染化脓的伴发症。并制订了“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素问·奇病论》）的治疗方法。这是《内经》作者在长期临床“实情”观察基础上总结提出的理论观点，也是这些理论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行之有效的原因所在。

“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指出了“兼爱”和“尚同”是墨学的核心观念，其他内容都是这两者的补充和扩张。孟子对墨子“兼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精辟的概括，认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意为吃苦受累），利天下，为之”。因此，墨子的兼爱是以他人为中心，强迫自己去为别人服务，这也就是墨子自己所说的“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互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至道也，不可不务也”。可见，“兼爱”考虑更多的是他人的利益或幸福。《内经》是一部以医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式的典籍，而医学正是以解除大多数人的身心疾苦为宗旨的高尚事业，任何一个从事医学事业的人都是墨子“兼爱”思想的践行者，因而其全部内容无不体现“兼爱”思想。例如《灵枢·九针十二原》开卷篇首即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先立针经。”此段既是《灵枢》的开卷道白，也是《内经》作者开宗明义，畅明撰著此书的主旨。其十分明白地告诉世人，解除广大民众的疾苦是创建医学学科的根本宗旨，墨子“兼爱”思想也是治医的基本道德观念，不懂得“兼爱”是不能治医的。

讲究“实用”是墨家学术思想的主要价值取向，《内经》正是一部以医学内容为主体、实用性极强的典籍。医学的价值取向就是讲究实用，就在于解除患者的病痛，尽可能使人健康不病而“长有天命”。书中处处体现着“实用”理念，一但发现某一理论偏离“实用”（即治疗无效）就会立即加以校正，如“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此处充分表现了《内经》在创建治法理论方面将墨家讲究“实用”的价值取向并使之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