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内经》理论构建中的兵家思想

兵家是以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军事家为代表的学术流派。这一学术流派又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不同学术思想。这些兵家不同的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形成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其中以自然界无穷变化说明用兵之法无常道的军事思想时说：“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孙子兵法·势》）《素问》将此观点直接引入，解释相关医学道理，指出“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六节藏象论》）。

在疾病治疗上，《内经》在治病用针、用药如用兵理念的指导下确立自己的治疗思想：“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孙子兵法·军争》）《内经》在此用兵之道的影响下，要求医生施针治病不但要掌握左病刺左、右病刺右、阳病治阳、阴病治阴之常规方法，还应当做到“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变通方法。甚至还直接证引其说，制订相关病证的具体治法，“《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气，指高昂的士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音义同‘滚’）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灵枢·逆顺》）。《素问·疟论》确立疟疾刺治方法时也有类似记载。“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浑，音义同‘滚’）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刺也。”这种刺疟之法，是“其盛，可待衰而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疗思想的具体应用，也是兵家“避其锐气，勿击堂堂之阵”用兵战术思想对《内经》确立治病原则的影响。《灵枢·玉版》在论疮疡刺治、脓肿切开引流、针具选择时也引用兵家的观点，认为针刺所用的针具虽小，但对人身伤害的副作用犹如“五兵”，“五兵者，死之备也，非生之具……夫针之与五兵，其孰小乎？”又说，“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得之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养生、生理之道）远乎”（《灵枢·玉版》）。此处以两国开战的酝酿积累过程类比人体痈疽化脓性疾病的发生均非一日之灾、须臾所得，将医生治病的针具与作战所使用的武器进行类比，其论证过程和论证所得的结论恰如其分，切中该病形成的原由及针刺治病的意义。

先秦诸子之学还有纵横家和农家。纵横家是指当时专门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政客们结合其政治、外交经历创立的学术流派。其中主要有以苏秦为代表的“南与北合”的“合纵”论、以张仪为代表的“西与东合”的“连横”论两大学术流派。农家是代表当时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孟子》记载有相关内容，主张人人必须从事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内经》所载的五谷、五果、五畜、五菜，五脏病证分别对五种谷、果、畜、菜之所宜的内容（《灵枢·五味》），“籴贵”“籴贱”（《灵枢·岁露论》），以及认为太阴司天之政的年份，“其谷黅玄”者收成好，少阴司天之政年份，“其谷丹、白”者能获丰收等（《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均受农家思想的影响。

《内经》虽然成编于《史记》《淮南子》之后的西汉中晚期，但其理论与先秦诸子之学几乎是相伴发生的，其学术思想乃至遣字用词都深受诸子之学的影响，正如祝文彦《庞府堂华》所言，“《内经》一书，文气坚削如先秦诸子，而言理该（赅）博绝似管荀，造词质奥又类鬼谷。”因此本章仅举例简介诸子十家学术思想对其理论构建的影响，略示《内经》是中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晶之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