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本”理念对《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的影响

“民本”思想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吕氏春秋》全面吸收了这一思想的精华，并成为吕氏极力宣扬的政治主张，也是其为秦国完成统一霸业后能够长治久安而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所以全书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民众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如若“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爱类》）。治国只要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获得民心，就能获得天下。治理天下首先要得民心，要得民心就要切实地为民众禳灾除祸，创造福祉。认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顺民》）。“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这也体现了以德治为主，赏罚为辅的治国理政方法。

吕氏认为，“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爱类》）。此处以火可以驱寒、寒冰能驱散炎热、湿润能够消除干燥、干燥可以驱散潮湿等为喻，认为事物虽然是互相对立的，但却在利于百姓方面是一样的，强调顺民的道理。认为“顺民”是一条社会规律。作为帝王也要顺应并与之保持一致，“必欲得民心也，欲深得民心”（《季秋》）。故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应同》）。如果民众性命得不到保障，国家的管理者就要有“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高诱注：靡曼，好色），耳不听钟鼓”（《季秋》）的高度责任意识。为了国家社稷，即或是帝王也要“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袭，色禁二。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困穷、颜色愁悴、不赡者，必身自食之”（《季秋》）。并对“无道”“不义”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认为“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禁塞》。

吕氏这一“民本”思想，虽然在秦统一六国之后还未来得及贯彻，但却被后来推翻秦朝的汉代统治者充分利用并予以发扬。汉朝自开国至武帝初年，尤其是文帝、景帝，由于连续实行减轻人民负担、减轻刑罚、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加之这近百年期间，国家无事，也无严重的自然灾害，所以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民富国强的太平盛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也就是凸显文景时期文化和思想特征的重要文献《淮南子》及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繁露》通过传载大量医药学和养生知识，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的原因。重视医药学知识是“民本”思想的最主要的体现形式，《内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成书，不能不说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在《内经》原文中也有直接的表述，如“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灵枢·九针十二原》），可以说这是《内经》中“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吕氏春秋》还记载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能够作为治病疗伤或者药食两用的植物品类50余种、矿物品类10余种、动物品类约40种，记载的疾病名称约30种。此处仅从杂家“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治学理念，以及“圜道”“重生”和“民本”观念在后来生命科学知识构建中的作用及体现予以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