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兼收并蓄”与《内经》治学理念

《淮南子》“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理念成为《内经》理论的构建和成书不可或缺的治学思想背景。

一方面，《内经》的具体内容如同《淮南子》一样，运用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

认真研读《内经》不难发现，诸子中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兵的思想均在其中有所体现，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墨、道、法和阴阳五家，也可以说这五家的学术思想成为其构建的理论体系的灵魂，用以阐释生命科学中的相关内容。有的知识甚至直接引用诸子著作中的观点，如其中以自然界无穷变化说明用兵之法无常道的军事思想时说：“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孙子兵法·势》）。《素问》将此观点直接引入解释相关医学道理，指出了：“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六节藏象论》）在疾病治疗上，《内经》在治病用针、用药如用兵理念的指导下确立自己的治疗思想。“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孙子兵法·军争》）。《内经》在此用兵之道的影响下，要求医生施针治病不但要掌握左病刺左、右病刺右、阳病治阳、阴病治阴之常规方法，还应当做到“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变通方法。甚至还直接证引其说，制订相关病证的具体治法：“《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气，指高昂的士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音义同‘滚’）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灵枢·逆顺》）《素问·疟论》确立疟疾刺治方法时也有类似记载：“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浑，音义同‘滚’）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刺也。”这种刺疟之法，是“其盛，可待衰而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疗思想的具体应用，也是兵家“避其锐气，勿击堂堂之阵”用兵战术思想对《内经》确立治病原则的影响。《灵枢·玉版》在论疮疡刺治、脓肿切开引流、针具选择时也引用兵家的观点，认为针刺所用的针具虽小，但对人身的伤害和副作用犹如“五兵”：“五兵者，死之备也，非生之具……夫针之与五兵，其孰小乎？”又说：“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得之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养生、生理之道）远乎？”（《灵枢·玉版》）此处以两国开战的酝酿积累过程类比痈疽等化脓性疾病的发生均非一日之灾、须臾所得，将医生治病的针具与作战所使用的武器进行类比，其论证过程和所得结论恰如其分，切中该病形成的原由及针刺治病的意义。

另一方面，《内经》将这一时期的不同医学观点“兼收并蓄”拿来“为我所用”，例如对人类生长发育年龄段的划分就将“七八之数”和“十岁之数”两种方法全部纳入书中，治疗痿证就有“痿疾者取之阳明”（《灵枢·根结》）、“治痿者独取阳明”及“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素问·痿论》）不同治疗思路的“兼收并蓄”。

仅凭以上实例就可以看出，理论构建和成书于《淮南子》之后的《内经》，其治学理念深受前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