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期

乾隆帝（1735—1795）和嘉庆帝（1796—1820）统治期间是清代最为繁荣和平的时期，费氏家族医者的数量稳定攀升，此时，孟河已成为地方医学中心，更确切地说，费氏家族为孟河成为地方医学中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谱系记录显示，在1740年到1820年的80年时间里，至少12位费氏家族的男性成员在孟河及周围行医。他们的传记作者都倾向于相信仁医多有孝子的陈词。然而，他们偶尔也会多用一点笔墨描述个体医者和家庭之间医技的多样性、声誉和专业特性。（图3.6）

和多数儒医一样，费氏擅长以汤剂、丸剂、散剂等形式给药来治疗疾病。然而，通过阅读费国臣（1730—1765）如何用推拿手法照顾他生病的母亲后，我们可以推断，费氏家族的医疗实践还包括一系列其他工具和技术。如果某些危及生命的疾病令家族中最著名、最成功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时，他们会求助于对祖先膜拜和祈祷，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于是，当费德贤躺在他的临终时的病榻上时，他的哥哥费德文恳求其先祖费荣，希望让他代替弟弟去死。还有另外一个情形，费文纪患重病时，由他的儿子费伯雄（1800—1879）照顾，医学学说和其他医疗方法都不起作用，只有在费伯雄到城隍庙供奉了香烛和酒之后，费文纪才得以康复。后来，费伯

图3.6 费氏家族3～7代族谱（费伯雄．1869年）

雄成为整个费氏谱系最著名的医者。

费氏医学的声誉不断提高，向费氏求医之人的种类可以在费文礼（1766—1807）的传记中找到佐证。费文礼医术精湛，扬州太守刘公会曾为此亲自给他题字。由上层社会人士赠送的题字和被其他精英人士推荐是封建帝制末期中国的医者竞相追逐的，他们把这些物品公开展示在诊室或家中，来炫耀自己的医术和慕名而来的求医者的身份。

费氏谱系其他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卖药，或行医之余经营药房，而不是单纯行医开药。例如，费文秀（1739—1809）通过行医就可以维持生计，于是，把父亲的诊室和药房传给了弟弟费文诚（1748—1807），让他在商界中立足。最终，费氏谱系中出现了地位、声誉、收入、影响力和行医方式的显著差异。从费宗岳以下的3个不同家系之间的对比可以发现这一点。

第一个家系是费宗岳次子费德武（1694—1743）家系。费德武39岁时便去世了，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他的儿子费民法（1723—1787）延续了常见家族谱系的职业道路，利用传统教育与家族声誉的联合资源，争取以行医为职业。他的叔叔费德诰（1691—1759）是一位学者和医生，他把家迁至距离孟城以南约48公里的地方。搬迁是因为他无力与侄子们竞争，尤其是费国柞，或是搬迁代表着跨越父系的学徒身份，还尚未确定。然而，这次搬迁证实，直到18世纪初期，费氏显赫的声明已传至武进的其他乡镇。

费民法的儿子费文全（1766—1807）作为世袭医生，已经在地方享有盛名。虽然他不是正式科举的学生，费文全的学术地位却足以让他为家族谱系带来第一次更新。他的传记作者强调，费文全把费氏家族的学术方法传给了长子费士扬（1789—1849），可是费士扬避开医学，做了一位教师。费文全的次子成为一位经营农产品的商人。于是，费文全恳求他的第三个儿子费士廷（1793—1884），通过他把家族医学传承给下一代人。

与他的学者父亲相比，费士廷显然是一位更加具有商业头脑的医生。为了利用当时在孟河已有的医学名望，他重新迁回这座小城行医。一些个人调查让他确信，在孟河西南方向仍有市场可以开发，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医生在那里行医。于是，他决定在孟河南部的万绥镇开一间药铺和诊所。费士廷的考虑非常正确，由于他个人的勤奋，合理的医疗价位，质量好的药材和行医的天分，他成功建立起了蒸蒸日上的事业。

当费士廷考虑重返孟河时，心中却想着两位著名医生，他们属于我将要考证的费氏家族的另外两个支系，分别是费士源（1762—1835）和费文纪，其中费士源是费德文的曾孙。

费士源从父亲费文义（1737—1784）处习得医术，费文义又是从祖父费德文处习得医术。费文义的父亲费国龙（1712—1780）是一位受人尊重、出身名门的绅士，但他从不行医。这种从祖父到孙子的隔代传承是一种很多见的形式，不仅出现在费氏谱系中，也出现在笔者考证过的封建帝制末期和现代中国的很多医学家族中。一种解释方法是，成功行医让第二代家族成员没有任何经济约束，他们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然而，为了既不失去医学知识，也不失去与家族传统息息相关的声誉，把医学实践传给第三代人就变得尤为重要。而且，祖父也许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教育孙子。

在费文义的传记中，他被描述成是一位积极向上的仁慈医生，在风雨交加的天气仍出门为穷人诊病，此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医学教师。他的儿子费士源是一位内科专家，是第一批诊疗方法被记录在案的孟河医者之一。在费氏家族一个学生叙述的故事中，记载着费士源成功治愈了孟河某位巢夫人背上的大疖疮，这个疾病就连当地一位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都束手无策。

费文纪是费国柞的第五个儿子，他比费士源更加著名，在当地具有更高的影响力。我们已经知道，费文纪是一位准备参加地方考试的学生，当哥哥们不幸去世后，他不得不从医。将父亲费国柞的医术和曾祖父费宗岳的商业头脑结合起来，费文纪在当地很快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和群体中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为了提高家族的社会威望，作为一位博爱的绅士，费文纪组织其他商人为当地的寡妇每月提供生活补贴，照顾和抚养1833年因当地严重洪灾后出现的孤儿。他建立了一个理事会，致力于管理孟河的孤儿，资助地区抗洪设施和河渠疏导工程，资助因经济困难而事业滞后的当地学者。

作为宗族中的长者，费文纪出资修建了祠堂，编撰了最近更新的一版宗族家谱。他为侄女们安排合适的结婚对象，尽力管教侄子们的成长，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在他的影响下，其长兄的长子费士品（1774—1837）做了一位医生，次子费士英（1776）从事医药贸易。然而，他没能管制其他两位侄子的放荡任性，为了维护他家族的声誉，他把这两位侄子逐出了孟河。

费文纪处理他那无法无天的侄子的方式足以说明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总是最理想的。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理想，它才可以被象征性地利用。费文纪这样的绅士向他人展示其崇高的道德形象，是为了维护脸面或社会地位。英文讲的“社会地位”有时候不同于中文讲的“面子”，当然，“面子”也可以用展示权势、财富和地位的方式而获得。具体的显示方法包括慈善事业、社会关系，还有炫耀其曾被授予的“奉政大夫”“中议大夫”等声名显赫的头衔，当然，这些头衔更有可能是花钱求来的。

由此一来，道德伦理从功利中的分离出来更加困难了，权势接替了道德价值的表达。于是，费氏宗族族长的选定标准不仅要依据年龄和美德，也要参照他的办事能力。对族长的要求是为人严厉，而且必须富有。所以，像费文纪这样的绅士，一方面要竭诚努力，不辜负人们对绅士所应具备的高水平道德标准的期望；另一方面，在做事时又首先考虑自己和直系家庭的利益，其次才是兄弟、宗族、朋友和社会团体。这样的做法也并不矛盾。费文纪的儿子成为所有孟河医者中最著名的一位，而他的堂兄弟尽管得到了叔叔的帮助，但仍然处在宗族和当时社会的边缘，这绝对不是巧合。通过亲属关系，相互关联的费氏家族的医者也同样为了金钱、地位和名誉相互竞争，这与道德和责任并不矛盾。

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封建帝制末期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塑造费氏家族医者之间的关系和孟河医学的发展特性，笔者将考证他们在孟河和江南地区的医学融合过程。费文纪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费文纪：“足不出其群体，势不过其家族”。该调查可以帮助笔者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理解由费文纪这样的医者掌握的医学是如何融入国家范围并成为中国中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