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马来班顿可以说是马来文学研究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吸引了许多东西方学者的目光。其中比较著名的外国研究者有英国的马来文化学者理查德·温斯泰德、威尔金森，荷兰马来文学专家德欧（A.Teeuw），马来西亚学者穆罕默德·塔伊布·奥斯曼（Mohd Taib Osman）、哈伦·马特·皮亚（Harun Mat Piah）、穆罕默德·哈吉·沙勒（Muhammad Haji Salleh）、德乌古·伊斯坎达尔（Teuku Iskandar），旅居新加坡的中国学者许云樵，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陈祖明（Ding Choo Ming），新加坡学者廖裕芳（Liaw Yock Fang）等；我国国内则有许友年（著有《马来民歌研究》《马来班顿与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等）、王青（著有《马来文学》等）。马来班顿在马来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一座开发不尽的文化宝藏。在马来西亚，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对班顿的研究一直重视有加，不遗余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很有分量的班顿集。如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于1983年出版了由扎伊纳尔·阿比丁·巴卡尔等编撰的《马来班顿集》（Zainal Abidin Bakar.Kumpulan Pantun Melayu.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1983），收录了两千多首班顿；1985年12月，马来西亚教育部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采风活动，抢救性地收录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班顿，该活动历时15个月，共收集了将近一万首班顿，经过筛选、整理，编辑出版了一部收有5653首班顿的《口传马来班顿集》（Kurik Kundi Merah Saga, Kumpulan Pantun Lisan Melayu.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1990）。2001年又出版了由哈伦·马特·皮亚主持编写的《马来班顿——宝石献礼》（Harun Mat Piah.Pantun Melayu, Bingkisan Permata.Kuala Lumpur:Yayasan Karyawan,2001），此书共收录了四千多首班顿作品，成为班顿文本的代表性作品集。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上述论著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最先对班顿展开研究的是荷兰莱顿大学的几位学者。1868年，克林克特（H.C Klinkert）在荷兰莱顿出版的《语言学、地理学及人种学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马来人情歌班顿》的论文。接着，荷兰学者派纳帕尔（J.Pijnapel）于1883年在莱顿举行的第六届东方学大会上宣读了有关班顿上阕和下阕研究的论文。1904年，范·奥弗艾森（Ch. A.van Ophuijsen）在宣誓就任莱顿大学教授职务时发表了关于班顿的长篇演讲。
最早对班顿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及英译的是来自英国的威尔金森和理查德·温斯泰德。1914年，由他们编写的《马来班顿》（Pantun Melayu）一书出版，里面收集了1500多首马来班顿，由新加坡马来出版社出版。此后，该书多次再版，在班顿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马来西亚国内最负盛名的班顿研究学者是哈伦·马特·皮亚，他于1972年获得马来亚大学（Universiti Malaya）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得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文学博士学位，在马来古典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由哈伦·马特·皮亚领衔编写的《马来班顿——宝石献礼》一书是马来西亚国内班顿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从不同渠道15000多首候选作品中精心挑选了4001首班顿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代表了马来西亚国内学界尤其是马来学界班顿研究的最高峰。他在书中首次明确将班顿定义为“马来文学至尊”（karya agung Melayu），确立了班顿在马来文学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书中，哈伦·马特·皮亚从班顿的概念和定义、班顿作为马来文学至尊、班顿的发展历史等几个方面对班顿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可以视为马来西亚国内学界对于班顿的“官方”态度。
穆罕默德·哈吉·沙勒（Muhammad Haji Salleh）是马来西亚另一位研究班顿的著名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于1991年获“国家文学奖”（Anugerah Sastera Negara）,1997年获“东南亚文学创作奖”（S.E.A.Write Award）,2008年获“国家学术大师奖”（Tokoh Akademik Negara）。1973年他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在该校担任人类社会学系副主任、马来语言文学学院主任、马来文学教授等职。穆罕默德·哈吉·沙勒撰写了不少关于班顿研究的学术文章，其中最有名的两篇：其一为1980年在其著作《自省》（Cermin Diri）中的一篇《马来班顿审美》（Estetika pantun Melayu），其二为1996 年发表于马来文学研究的论文集《班顿——社会心理的凸显》（Pantun-manifestasi minda masyarakat）中的一篇《隐喻的狂欢：班顿舞台上的各种比拟手法》（Perayaan metafora:kias dan ibarat di pentas pantun,1996）。在其文章中，穆罕默德·哈吉·沙勒就班顿所折射出的马来民族审美观和班顿中隐喻手法的使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独到的阐述和分析。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自然及文明研究所（Institut Alam&Tamadun Melayu）首席研究员陈祖明教授是马来西亚华人学者中研究班顿的佼佼者，他对于马来古籍手稿的研究在国际学界独树一帜，其著作《土生华人班顿：海峡各州的明珠》（Pantun Peranakan Baba:Mutiara Gemilang Negeri-negeri Selat.Bangi: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2008）以及《马来手稿及班顿创作新研究》（Kaijian Pengarangan Manuskrip&Kreativiti Pantun Melayu.Bangi: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2012）是两部关于班顿研究的重要文献。陈祖明教授在马来文化和马来文学领域涉猎甚广，班顿研究只是其研究课题之一。他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至今仍活跃在马来世界各处的班顿，在马来西亚学界影响深远。
新加坡学者廖裕芳因马来文版本的《马来古典文学史》而享誉马来学术界。该书自1975年出版以来，一直被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荷兰及其他地方的大学马来学系采用。1975年之前，各大学只能采用英国人理查德·温斯泰德1940年用艰深英文写就的《马来古典文学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Malay Literature）。所以当廖裕芳用东方人视角，以马来文撰写的《马来古典文学史》出版后，广受马来学术界欢迎，一版再版。如今，世界各大学马来学系大都采用他的这个版本。该书是公认的马来古典文学权威著作，已经取代了理查德·温斯泰德著作的地位。该书中专门开辟了篇章对马来班顿进行了论述。在书中，廖裕芳梳理、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及主要学术观点，从定义、起源、格律、结构等几个方面对马来班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廖裕芳认为，通过对班顿诗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班顿是一种民间诗歌，它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间诗歌具有相同之处。班顿的前后两对诗行之间有时具有语义或象征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对诗行之间除了音韵关联外，不存在其他联系。班顿可能来源于从树叶语或花卉语发展起来的文字游戏。
法国学者雷尼·戴利（Francois-Rene Daillie）是自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第一位用英文著述向西方世界介绍马来班顿的外国学者。他的著作《马来班顿的世界》（Alam Pantun Melayu）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出版英文版和马来文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中，作者通过自身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州（Terengganu，旧译“丁加奴”，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进行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对马来班顿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尤其是对班顿的神奇魅力和创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作者将班顿盛赞为“马来亚之魂”和“果壳中的宇宙”，意思是说马来班顿所使用的语言虽然极其短小精悍，但从中却投射出纷繁复杂的自然和人文世界，尤其是马来人的精神世界。不同于以往的学者对班顿中前两句——“引子”部分的忽视，雷尼·戴利着重对班顿中引子部分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它的“引子”部分通常都与马来人的日常生活有关。其中出现的各种意象，要么反映的是自然环境，要么反映的是人类活动，其内容通常涵盖了以下领域：马来群岛地区的海洋、热带雨林、动植物、渔民、商人或农民的生产活动等。雷尼·戴利在他的著作中将马来班顿中常见的一些意象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含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认为其并非漫无目的任意为之，而是具有其特定的职能和效果，那就是反映马来人的生活。作者探讨了文化、地理、自然现象等在马来班顿中的呈现，进一步解释了班顿的“神奇魔力”所在，并且对马来班顿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今亚非学院）王青教授，马来西亚归侨，她所著的《马来文学》是在中国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系统介绍马来文学的著作。此处的马来文学特指自古以来在现今马来西亚国土上用马来文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马来文学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一直被官方视为马来西亚的主体文学，20世纪70年代初更是被马来西亚政府正式确定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sastera kebangsaan），其在马来西亚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具有绝对的优势。而我国国内关于作为马来西亚主流文学的马来文学的论著则相对匮乏，因此王青老师的著作显得尤为珍贵。王青在书中对马来古典文学和马来现代文学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在书中第一部分“马来古典文学”第二章“民间文学”第六节“民歌民谣”中专门对班顿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王青主要从班顿的起源、分类、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她认为班顿起源于隐喻，即古代马来人要表达某种想法而又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便采用委婉的语言来表达，于是久而久之就创作了许多蕴含着各种思想感情的班顿。王青介绍了班顿不同的分类方法，例如按受众群体分可以分为“儿童班顿”“青年班顿”和“老人班顿”，按其题材内容、感情色彩则可以分为“欢乐班顿”（pantun bersukacita）、“伤感班顿”（pantun beriba hati）、“漂泊班顿”（pantun dagang）、“爱情班顿”（pantun berkasih-kasihan）、“诙谐班顿”（pantun jenaka）、“猜谜班顿”（pantun tekateki）、“劝诫班顿”（pantun nasihat）和“宗教班顿”（pantun agama）等。
许友年，印度尼西亚归侨，资深印度尼西亚语学者，曾任教于华侨大学、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马来班顿的研究，其三部著作《论马来民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马来民歌研究》（香港南岛出版社，2001年）、《马来班顿同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香港开益出版社，2008年）为国内关于马来班顿的专门著作，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独树一帜。不同于王青著作只局限于对班顿的描述和介绍，许友年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将马来班顿与中国的《诗经》及中国南方民歌进行比较，发现了二者之间在句式、韵律与赋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一致性。他认为，《诗经》和班顿都大量采用鸟、兽、虫、鱼等自然物象来进行比兴，从而创造出既富于美感又饱含深意的意象，这些意象与稻作文化，以及“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歌都是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审美情趣的历史积淀，可以用来鉴别民歌的民族属性。因此，将中国民歌同马来班顿进行比较研究，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和马来民族的文明史、交往史、文化史、文学史等，都很有参考价值。他从民歌的母题与意象入手，对马来班顿和中国民歌中的爱情、生殖、婚恋等母题进行比较，发现班顿完全符合民歌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可以作为研究民族起源和民族文化发展脉络的依据。从民族语言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社会习惯乃至兴衰存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远古原始社会也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词汇中留有痕迹，因此稻作文化、龙的图腾与鳄鱼等带有明显民族文化特色的符号都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借以解释班顿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许友年的论述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专业教师卢燕丽撰写的论文《中国的＜诗经＞与马来西亚的班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是为数不多的国内学者班顿研究文章之一。该文认为，中国的《诗经》和马来西亚的班顿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但在诗歌形式、创作题材、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和实际应用等方面，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该文对此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并对班顿所能受到的异族文化的影响做了探讨。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郭慧芬撰写的论文《采集马来民歌之花，酿造马华新诗之蜜——论马来班顿对早期马华新诗的影响》（《华文文学》2004年02期）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至30年代初期马来班顿对马华诗歌创作所产生的有益影响。该文提及，由于当时马华文坛盛行南洋色彩的文学，马华新诗作者开始将学习和借鉴的视野转向马来民歌（班顿），从而酿造出一些具有南洋色彩和独特风情的马华新诗。该文总结道，马华新诗接受马来民歌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情形，即譬喻方式与喻象的借鉴，熔铸着马来恋歌的风情，以及模仿马来民歌的调子。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的华人学者罗国安和沈紫娟撰写的论文《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比兴中的自然物象》（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分析了马来班顿和马来西亚土生华人班顿中自然物象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该文指出，对某些学者而言，马来班顿体也许是马来世界和马来灵魂的完美镜像。该文的研究焦点是马来和马来西亚土生华人班顿体，其中有些文本直接录自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口述者，分析的重点是马来班顿体首联中对自然的偏爱是如何在土生华人班顿体中得到强调的。此外，强调自然比兴的这种手法是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冲突后产生的“镜像效应”。这两种班顿体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景象强调了当时与之紧密相关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形成了班顿体独特的审美性。
马来西亚华人学者杨贵谊是研究马来语言文学方面的大家，他在论文《华马文化交流六百年》（《国际汉学》2014年第01期）中系统介绍了六百年来华人与马来人的文化交流史，尤其是在语言文学方面的交流情况，其中提到了“新客华人”
在20世纪30年代对马来班顿的翻译，即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马来班顿作品翻译成中文刊登在当时新加坡的华文报章文艺副刊上，尤其是曾玉羊翻译的81首《马来民歌选》，全文刊登在《南洋商报》副刊《压觉》上面，这是马来民族文学作品第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成为“新客华人”在华马译介交流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
纵观整个班顿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西方学者以及20世纪下半期马来西亚本土学者的成果占绝对主导地位。在我国，除了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和介绍类著作，以及许友年教授的三部专著之外，关于班顿的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本书将从文本论上还原马来班顿的本来面目，避免以往的研究者过分注重从文学史、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导致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实现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之间的平衡。同时，力求超越纯文学研究的范畴，将班顿研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从文化研究的多维视角，即文学审美、社会生活及民族精神的层面进行立体研究，赋予班顿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入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