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框架 解放传播 沟而能通

探讨关于传播学理论创新和深化研究的话题，却使用“传播”一词而非“传播学”，这是作者刻意为之，并非笔误。请看以下层层解析。

首先，应该是先有人类的传播行为，然后才有传播理论。人类发明了一项又一项传播技术，形成越来越多的传播媒介，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又构成了无数的社会组织，需要通过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来维系。难道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和媒介体系，就会改变传播的核心？

关于传播，有几个基本预设。第一，传播活动无处不在，哪怕你独处一室，向隅而泣；第二，绝大多数传播活动是有目的的，哪怕是作为仪式的传播，也有其隐藏的深层目的；第三，尽管存在种族、宗教、语言、性别、年龄、职业、国籍等等差异，人类传播活动同多于异，有相互理解的可能；第四，当学者研究传播效果时，总是预设传播必定产生某种效果，虽然效果表现方式或潜在或显在。

其次，先不谈学问，暂且搁置“传播学”这一概念，就传播论传播。一个人独处时内心的独白也算是“人内传播”，其内容一旦有机会通过传统的书信或现代的手机传递给他人，或者通过其他媒体以及互联网平台抵达全世界。那么，什么是传播的核心呢？原始的传者是人，传播的信息是从心到心。如此看来，传播行为的外壳如何变幻，都改变不了传播者的内心。或许可以说，如今网络媒体各种调侃和玩世不恭的油腔滑调可能导致许多原本内心真挚澄澈的传播者心窍受蒙蔽，无法再发出心声。

可见，什么值得传播？应该以何种方式传播？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任由各种信息良莠不分，泥沙俱下，则必须防范“格雷莎姆效应”，即“劣币驱逐良币”。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新闻传播自由观念的基础预设“人是理性的”和“观点的自由市场”，实在有待改变，不宜继续想当然地应用了。

再次，查遍截至2010年的中英文文献综述，“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涵化”“第三者效果”“框架理论”等均为国际传播学界最为流行的理论，且它们都属于效果理论之列。其中，“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比较侧重于分析验证新闻类的传播内容，“使用与满足”“涵化”和“第三者效果理论”则更多地着眼于非新闻的内容，诸如电视暴力、肥皂剧、具有宣传性质的内容等。

这就牵涉到下一个问题：这些理论都是种种“框架”，由学者们通过一整套操作程序和方法设计，用来给传播行为“戴帽子”“画格子”，每一项测试都有一连串的指标，其研究逻辑讲究清晰、一致、连贯、规律。可惜的是，现实中的媒体内容和受众接收、接受程度与方式从来不可能符合这些“科学逻辑”和“研究规律”。若要总结汗牛充栋的相关英语文献，只能说一切效果因人而异，因议题而异，因地域而异，因媒体而异……这岂非回到当年克拉帕的论断水平？

那么，我们应该通过实践来学习传播，还是继续遵循这套科学逻辑来“框架”传播学呢？我的传播理论之一：传播既然可以选择性忽略、选择性遗忘，学者和媒体便可以适时地“选择性提醒”大家由于各种原因被埋没或遗忘或忽略的内容。可以使用一对概念，aggregate model and situated individual，前者将作为分析对象的媒体内容和受众作为各种指标的复合体，颇为机械；后者则将传播者和接受者置于具体的环境中，进行描述和分析。一望而知，定量研究vs.定性研究之争纯属伪问题，无需争议，只需要选择者自行确定愿意用哪种路径抵达传播者的内心，再追踪其信息如何俘获接受者的心灵。何况，一切定量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定性，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定性。

如此说来，任何媒体环境中，任何时代条件下，都是先有传播行为，传播活动，然后才有学术意义上的传播意识以及传播学。试问：古今中外各种关于说话和不说话的谚语、成语、格言、箴言，是否已经为诸如“沉默的螺旋”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注释？与其冷静地一次次研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场景中是否有“沉默的螺旋”发挥作用，不如在合适的场合，用我们自己的传播行动打破沉默的螺旋。这算不算是一种行动的批判？我一直无奈地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反复念叨着“沉默的螺旋”“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等等理论，像符咒一样让自己的头脑被这些框住，还总是说“人都有从众心理，谁也逃不脱”。其实，他们有可能因此而成为自己千辛万苦习得的传播学主流理论的牺牲品。通过学习和研究，一代代学子学人将这些理论框架合法化，进而不再质疑这些框架是否必须、是否有益，而将它们内化为自己对于传播学的核心知识，放弃了个人用传播的具体行动改良现实、改善自己内心的追求与渴望。

究其根底，传播学为了什么？传播又为了什么？此一问，便将新闻学和新闻实践也包含其中。理论来自于实践，毋庸置疑，理论又应该反过来指导实践，不是误导，而是提升实践水平。置身于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最大之变局之中，我们仿佛面对着空前巨大复杂的“社会实验室”，观察和记录前所未有的社会实践，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齐全。对策研究应该找准问题，提出的方略应该切实可行。

面对齐全，我们的局限在哪里？正像每一台相机都有一个取景框，每一张渔网都可能漏掉某些鱼，每一面镜子都只能照出镜中人，每一台摄影机都有滤镜一样的道理，通过媒体看到的是折射而非反映的社会，任何时候媒体都有占据前台优先地位的议题，再加上层层有形无形的把关人：新闻源、采写者、内容生产规则、媒体内部规则、编辑、时限，还有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与新闻价值观念，媒体呈现的内容，是传播学者源源不断的研究对象，其结论总是“各种内外因素”导致媒体的框架和受众接受的框架各不相同。

总之，传播的全过程只有一个关键词：选择。这个关键点无须再孜孜矻矻地研究，也不必证明，通晓“历史是新闻的定稿”或“新闻是匆忙中写就的历史”，即可明辨其中无奈。依何标准选择？选择何种呈现方式？作为接收者的受众又会根据何种“使用与满足”的功利标准选择内容？……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有一部电影，名为《血，总是热的》。作为时常跟踪国内国际新闻传播期刊书籍的“海归”教师，我个人恍惚有一种遗憾：学者的头脑固然必须冷静，但也无需自我“框架”，认定自己是“结构功能主义者”或其他什么“批判者”。学者历来追求自由，为何不知不觉就囚禁了自己呢？十多年来，我对研究生说：你们研究的奢侈，就是可以高谈阔论，就传播学理论谈论传播学理论。然而，时至2010年，我在《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痛下决心：让学生们先用身和心体验传播，感受传播，避免思维框架化，人心冷血化。人类传播行为要朝着有益的、建设性的、改良人心的方向变化，需要的是心灵的苏醒，而非头脑里无数的框框套套。同时，我在书中分门别类地论述这些框框套套对于传播的解放是一种桎梏。

传播学的另一种桎梏来自语言。我个人长期体验国际学界语篇分析专家以下论证：一板一眼的缺乏诗意的学术英文广泛运用于学术写作，其重要特点是线性的、功利主义的、一根筋地“逼”出结论，不论这所谓结论是否有意义。经过此等训练的人如果再亦步亦趋地将其翻译为中文，可能限制中国经验、中国才情的发挥。传播学的许多较为深奥的名词和概念在中文里没有现成的对应词，给翻译者带来许多麻烦。如此宝贵的光阴，莫如致力于让外国学者理解汉语讲述的传播与传播学，或者，采取双语交流。

总之，传播现象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可以概括为3种境界：不沟而通，沟而能通，沟而不通。根据我对跨文化交流学说与案例的广泛了解，希望达到沟而能通的境界，只有一种捷径：尽可能面对面交流，无中介，不是两种思想价值观念的碰撞，而是两颗心的共振。

关于学术写作，中国古人崇尚修辞立其诚。我个人采用的方式，希望有可能引起有心的读者注意，打动他们的心，引发他们思考并给他们带来美感，让自己和读者心灵获益，心智得到启迪，进而像投石入水，荡起一圈又一圈涟漪，好比会心的读者惺惺相惜的心曲。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简而言之，学术写作在于通过训练有素的“传播学头脑”，“解放”传播实践，使之成为从心灵到心灵的“心传”。先从自己做起，带头实践自己的理念，这是我的传播理论“人即讯息”。

传播问题，答案在我们自己心里，不在西方人的头脑里。只要摆脱不必要的框架，人人自由地用心传递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信息，就能在媒体万象中保持自己心明眼亮。我曾有梦，至今有梦：希望通过自由、清洁、良善的传播，让精神文明走在前头，引领物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