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太后下嫁是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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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同时涉及多尔衮与孝庄太后的影视剧，如《孝庄秘史》《大清风云》，都安排了二人爱得天荒地老、死去活来的虐恋戏。这个虚构在历史上，似可找到足够的证据。
一、南明遗老张煌言的《建夷宫词》说：“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太后再嫁，皇帝敬酒，抗清名臣按南朝礼制，嘲笑入主中原的满洲人，大嫂嫁小叔，下臣娶太后，违背和亵渎伦常。有人认为清军入关，搬来了八旗的政治统治，征战之时营造高压态势，民间自然不敢妄传宫闱秘事。
张煌言为南明兵部尚书，他该有北京密探窥察新朝敌情。为了对敌军进行攻心战，他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打造最有力度的宣传书，哪怕是捕风捉影而未必考虑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是谤书也要震慑敌心。
二、顺治八年二月，世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对已死后追封成宗义皇帝的多尔衮，反戈一击，整出十四款大罪，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云云，似乎坐实了摄政睿亲王逼太后下嫁，故而有了皇父摄政王的身份，也可以随意出入太后居处。
关外旧俗，小叔娶寡嫂并不少见，太祖继妃富察氏就原为其堂兄遗孀。但已入关接受汉化的世祖，显然对叔叔的强迫是不情愿的。与顺治帝有些交情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曾在《鞑靼战纪》中写道：“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这种惩罚，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严厉的，因为根据宗教的规定，死人的坟墓是备受尊重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这个阿玛王即多尔衮。世祖严惩死了的多尔衮，真的是因太后被逼迫下嫁吗？
三、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太后崩逝，遗嘱圣祖：“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清圣祖实录》），故而没有被运回盛京与太宗合葬于昭陵。她的灵柩浮厝于“暂安奉殿”近四十年，直至雍正三年，才在暂安奉殿原处就地起建陵园，葬入地宫。其陵在昭陵西，故称昭西陵，与昭陵遥相呼应，实乃一而二。昭西陵碑文上刻有“念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动尊，惟世祖之兆域非遥，母宜从子”。所以，有说法称孝庄因下嫁过多尔衮，无颜去见前夫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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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后下嫁之说，无疑，因张煌言的《建夷宫词》是当事人写的，很有说服力。但是他在南方，当时征战激烈，又相距千里，难免捕风捉影而臆断成说，加之又深恨之，不免酒后起兴，口占一绝，即便误传而来，正好一泄心中巨大的憎恨并送上礼教的挞伐。此诗一出，通俗易懂，正好流传。今日流行的营销炒作术，虚实掩映，又何尝不是从古代这样的攻心术、舆论战中学来的呢？
乾隆年间国史馆纂修蒋良骐在《东华录》中写到多尔衮的罪状，并未将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与“擅到皇宫内院”弄作一款，而是分别胪列为两条，一是“自称皇父摄政王”，二是“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多尔衮到皇宫内院，并非夜宿太后居住的慈宁宫，而是散播太宗继位不合法，重提太祖遗言要传位多尔衮，故而使顺治帝再次因继位不正当而极度惶恐。
明崇祯十六年，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历经千辛万苦从海上来到中国杭州，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并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卫匡国，还弄了一个号——济泰，意在卫护、匡救明国，帮助中国康泰。不久，他来到北京，却遭遇李自成攻打北京城、八旗军赶跑大顺军。明朝覆灭后，卫匡国曾觐见顺治帝，参加过顺治帝的大婚，得到了朝廷的善待。卫匡国对多尔衮也有很好的印象，他认为：“他具有超人的谋略和精明，并以勇武和忠实著称。他的聪明才智使最有学识的中国人都钦佩不已，他的公正仁慈赢得平民百姓的爱戴。”而对其身后荣辱巨变很是同情：“阿玛王使鞑靼获得了中国，由于他的贤明公正仁慈和军事才能，鞑靼人和汉人都对他很敬畏。这个当权者的死给朝廷带来很大的麻烦。”（《鞑靼战纪》）
《清史稿·多尔衮传》载有济尔哈朗等给多尔衮列的罪状：“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应该不是已有的“报功”或“渎伦”之说，而是为了高居在诸和硕亲王甚至两位辅政叔王济尔哈朗、多铎之上弄出的“清初亲贵之爵秩”（郑天挺《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
多尔衮原为叔父摄政王，按顺治帝的称呼，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多铎皆为皇叔父，同等称呼，并无区别。多尔衮将济尔哈朗排挤出局，另择胞弟多铎为辅政叔王，但他自知多铎对他并不顺从，而是多有拆台，自己自然要高多铎一等。
如何表示高一等，除掉“叔父”或“皇叔父”那是不可能的，在除自己亲率的正白旗外，其他七旗环伺之下，他唯有改加法为减法，厚着脸去掉“叔”字才是唯一解决的办法。《朝鲜仁祖实录》中有记载，顺治六年二月，仁祖“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也。’”这样的去法，未必不是一种实情。
多尔衮为了“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僣拟至尊”，故强迫顺治帝下旨，承认他是皇父摄政王，俨然以“二帝”之一自居，而不是做太上皇。
多尔衮何其聪明，难道不知道太上皇只是虚荣，而未必是皇帝？汉高祖称帝后，就曾封了其父太公一顶太上皇的帽子。精通权谋的多尔衮，定鼎中原独揽大权后，要的是诸王与天下臣民对他的臣服，而非象征性的尊崇。这也与他到皇宫内院散播太宗继位不正的事情吻合，他对帝位还是有热切欲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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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被迫下旨，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是在顺治五年十一月，有诏为证：“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大有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论功劳，清军入关，多尔衮总调度，先后肃清崇祯帝的大明军、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只剩下南明小政权在强大的八旗大军与明朝降军的重围下，危于累卵，垂死挣扎。多尔衮当居首功，诚如后来乾隆帝所言：“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清史稿·多尔衮传》）
值得注意的是，多尔衮晋级皇父摄政王，始于顺治五年十一月。是时，多尔衮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还在。她于顺治六年十二月病逝，还被“以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若以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作为太后下嫁的一大证据，那么太后下嫁之后，是给多尔衮做妾吗？即便多尔衮与太后两情相悦，不计名分，或只做露水夫妻，但顺治帝与清朝皇族再庸懦也断然不会答应太后纡尊降贵，居于多尔衮原配大福晋之下。
大福晋过世，多尔衮授意朝廷“以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这是昭告天下这个博尔济吉特氏尊大，自然不是以障眼法去扇那个下嫁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一个大大的耳光。如果太后还是太后，只是拔高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来匹配成婚，那又何来“太后下嫁”一说？就是多尔衮与太后玩了不合法的婚外情，那太后还是太宗的妻子，而多尔衮有自己的正宫元妃，就没有了嫁娶之说。宫闱秘史，多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清史稿·多尔衮传》还记载：“七年正月，王纳肃王福金，福金，妃女弟也。复征女朝鲜……五月，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成婚。”这句话暴露了多尔衮好色的本性。原配刚死不到一月，多尔衮就从已故侄儿、肃亲王豪格的遗孀中，将自己的姨妹强娶过来，同时派人到朝鲜王族征集秀女。五月，多尔衮在外行猎，闻讯朝鲜女到，急不可耐地迎上去，当夜成婚。
如果这段史料属实，那么置下嫁的太后于何地？难道说太后下嫁多尔衮后，不论情爱所系，还是情势所迫，多尔衮未必在顺治帝已蓄势争权、诸王贝勒也虎视眈眈下，还能如此疯狂妄为。要么，这段史料是为了掩盖太后下嫁多尔衮丑闻而弄出的烟幕弹，让后世读者甚至研究者因为多尔衮的极度好色而不理会太后下嫁一说。要么，太后下嫁就是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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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时，孝庄太后还只有三十五岁，从情欲和身心上都有对异性的需要，若其真的下嫁，断然不会容许多尔衮再接连强娶、征调其他年轻女人进入情场。
从孝庄成功地辅佐顺治、康熙两任明君的功绩来看，她是一个懂得坚忍的伟大女性。她为何不愿意与太宗合葬，而留遗言另葬于遵化，未必不是她哀痛独子英年早逝、牵挂孙儿独撑大厦的真实情结。一位在长期激烈权斗下历练出来的成熟的政治家，绝非自缚于小我情长不得脱。她在支持顺治帝主动接触中原文化的同时，自然受过汉人礼制的一些影响。至于接受了多少，只有天知道，只有顺治、康熙的政治事业中渗透着点点滴滴。但从服侍了她一辈子的侍女苏麻喇姑终身不嫁、终年不浴、终生不服药等奇特事来看，作为主子的她，也该更有常人不可比拟却鲜为人知的历史。否则，她怎会容忍一个怪女子并倚为第一心腹。毕竟，历史对苏麻喇姑的记载也不是很详细。
当然，孝庄也知道，自己在太宗的后妃之中，虽是少女初嫁，却还不如几个半路杀入的寡妇从丈夫那里得到的疼爱和尊重多。虽然当时满人礼教观念还很粗糙，但清朝皇家初入关内、如何置身汉人世俗构建新的威仪，未必容许她去追爱其他男人。她在面对多尔衮的淫威委曲自守时，守护得更多的当是她儿子顺治帝的帝位和江山，甚至是皇帝的尊严和声誉，而不是自己的情爱和欲望。
文史大家金性尧在《太后下嫁案》中，强调“《朝鲜李朝实录》于康熙二十七年正月，记朝鲜闻孝庄逝世，却秘不发丧，朝鲜大臣感到奇怪”，认为“这是因为圣祖已感染汉化，越发感到其祖母下嫁之不光彩，故有秘不发丧、灵柩浮厝等措施”。康熙帝接受汉文化，重用汉文人，甚至他的血管里留着一半汉人的血液，但他的骨子里还是坚守满族中心论，以“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贯穿康熙盛世及其帝王心术。
圣祖为了彰显其母身份，用政治手段玩了一回抬旗的族群修饰。他虽生于关内，受了中原礼教观念的影响，但不深切。他妻妾成群，有四对亲姐妹，还有一位慧妃为其远房表姑。他深得祖母孝庄的宠爱和扶持，对其只有强烈的感恩之情，“忆自弱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同极之恩，毕生难报”。即便其祖母有下嫁史，他也未必心怀芥蒂，而会打出更加堂皇的幌子。
《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朝鲜才知孝庄逝世，认为秘不发丧，而《清史稿·圣祖本纪》对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庄病重，记载圣祖“亲制祝文，步行祷于天坛”。《清圣祖实录》写得更感人，称圣祖“亲制祭文，词意恳篇，字字皆天性至情，极其真切”，祷告上苍，请求折损自己生命，增延祖母寿数：“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孝庄病逝，“上哭踊视裣，割辫服衰，居慈宁宫庐次。甲戌除夕，群臣请上还宫。不允”，情深意切，真实流露，无须遮掩。如朝鲜官方史料为实，揣测接到信息迟缓而认为有隐情而秘不发丧，那么清朝官方记载，还有多少是没有被修饰诿过的呢？当然，史料哪怕是实录，也未必是史实，但未必数千里之外的朝鲜记载没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