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国现状之造成，一由于地理之影响，一由于古代之遗传，一由于社会上之势力，一由于领袖之指导。四者之中，就人事而言，历史上之遗传，常占重要之地位，中国古代嬗变之史迹，颇足以资证明。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吾人今欲明了已往之事迹，现时所处之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非有信实之历史，叙述近代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嬗变之经过，则不可能。社会科学失其赞助，将或多无根据。近代史之著作，久为国内知识界之急切需要。
余自识字以来，颇留心于故事，及入中学大学，深知吾人历史知识之浅陋。关于社会科学之理论，多应外国近世环境而生，或不切合于中国之社会，运用之时，尝或难于辨别轻重缓急，教育之价值与效力，为之减低。不幸迨今近代中国史之著作，仍在失望之中。民国十五年，著者萌有著作之志愿，会以人事环境之变迁，未能积极进行，十七年，于金大担任教职，知其需要之殷，勉力进行，二十一年春，完成十三篇，决定分卷出书，由新月书店印行，初不知其营业失败也。双方议定至迟冬季出书，书店迟至次年五月，上册排校方始完毕，定于六月发行，忽又搁置数月，据称新月并于商务，归其印行，而书仍未出售，并置去函不复，本年二月，始与当事人相见，收回原稿。著者以全书文稿已成，望其迅速印成，最后决定，归商务印行。
全书共十九篇，内容可略见于目录，初拟命名《中国近百年史》，而坊间书用此名者甚多，免相混乱，改称《中国近代史》。近代二字，本无确定界说（史期区分，原极牵强，不过因其便利而已），史家划分史期，常不相同。愚意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作一时期似较便利，且书内容不限于百年内之史迹，故定名曰《中国近代史》。著者著书之目的，深愿赞助读者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上之趋势，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吾人处于今日议论古人，原非难事。著者之论断，专欲读者了解当日之背景环境，及其失策与责任，非别有好恶也。综之，近代史范围之广大，事迹之繁赜，制度之剧变，生活情状之改易，开中国旷古以来未有之奇局。其材料之多，浩如烟海，第十九篇略论史料之种类与价值，事迹之繁，固不能一一叙述也。
古今史之性质不同，方法亦各迥异。古史之存于今者，或为编年，或为问答，或为传体，或为纪事本末，或为文献，名目不一，要多因陈抄袭。其材料或不问来自何方，编纂者或不辨其真伪，书中或为谀墓毁墓文字，或为按年列举之政令大事，或不问其是否实行及行后之利弊，杂然抄入。其一部分诚所谓“断烂朝报”，或“流水账目”也。吾人读之，殊难明了整个社会之情状。今日编著历史之方法，简单言之，首先搜集原料，及时人纪录，辨别著作人之目的，有无作用，及其与史迹之关系，比较各种纪录之内容，考证其真伪。其有证明者，始能定为事实，证以时人之议论，辨析其利害。然后综合所有之事实，将其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说明史迹造成之背景，促成之各种势力，经过之始末，事后之影响，时人之观察，现时之评论，而以深切美丽之文写成。此史学者不易养成之原因，而固吾人今日之正鹄也。著者编著此书，不过自信未入于歧途，于试验之中，不肯放弃责任而已。
书中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读者之意见，或同或异于结论，著者固无强人从己之意，且书非宣传作品，读者多为成年之人，当可根据事实，自由表示意见也。更当说明于此者，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论。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
近百年来，内政外交交相影响，中国以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主权减削，内政往往深受外国之影响，外交之篇幅颇难预定，乃听材料自行决定。书中地名以政府之变更，改易旧名，此种习惯，原为专制帝王改制之余毒，对于吾人则颇增加困难。著者叙述过去之史迹，自当仍用前名，但为便利读者起见，常或附注今名。关于地图，著者知其重要，不幸不能绘画，插入书中。事无奈何，唯愿读者自备地图参看。
人名亦有困难，君主避讳不名，徽号字数赘多，庙号繁杂，均不便于记忆，民间用其年号，清帝除太宗而外，未曾改元，举其年号，人皆略知其事业，今仍照用，代替其名。大臣之见于史料者，或称姓名，或称字号，或称官名，或用地名，或称谥号，变化繁杂，著者为便利之计，多用姓名。外人名称，以译音之故，常不一律，作者将其划一，且多附注原名。国名载于旧档者，或先后迥异，或交相杂用，如英或称佛郎机，或称大西洋，或称红毛，非外国书籍证明，殆难辨别。葡萄牙则称大西洋，美称米，法称佛等，书中均改用今名。
年代旧用皇帝年号，或用甲子，近时或以孔子诞辰，或以民国成立之年为纪元。自今观之，多不适用，清帝于嗣位之次年，诏改年号，其先，帝多改元，积时既久，推算困难，如咸丰元年，读者或不能即知其距今若干年也。甲子计算，亦常不便于用。新法纪年如孔子诞辰，尚未通行全国，效仿西法，徒为增加困难，清代史迹，用民国纪元前计算，颇感不便，对于吾人亦无所得。著者为便利读者起见，多注明公元。英人葛麟瑞（Charles Kline）所著之《中西年历合考》，及陈垣之《中西回史日历》等书均极便于检查，更附道光以后之年历对照表于书后。至于年表，说者谓为史书所必备，实则不然，史迹绝非年表所能形容，且表非详细说明，多无益于读者。吾人固不必墨守古代之体例也。
此书编著之初，颇赖友人章诚忘等之赞助，又蒙亲友抄写，皆深感谢。书中所叙之事实与议论，与任何人无关，著者一人负责而已。书为著者关于中国史有系统之第一作品，深愿读者有所指导，并书于此。
陈恭禄自序于珞珈山
一九三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