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0年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

（一）高位回稳与常态化的实体经济

从有关实体经济的各类指标的同比增速来看，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高位回落”和“前高后低”的发展趋势，但降低幅度却大大小于预期，增速常态化日益显现；从各类环比数据和产出缺口数据来看，中国实体经济呈现出强烈趋稳的态势，回落力量在第4季度逐步减弱，实体经济持续复苏的基础进一步得到强化。与危机前各类参数相比，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弥补了本轮经济下滑带来的缺口，成功完成了恢复性增长，开始步入常态化增长路径。

（1）GDP增速呈现同比“前高后低”、环比V形调整的模式。2010年GDP同比增速持续小幅下滑，从第1季度的11.9%，回落至第4季度的9%。但经过季度调整的环比速度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在2009年持续回升之后出现下滑，至第3季度出现超预期回调，第4季度出现小幅上升，呈现一个V形调整的模式，宏观经济呈现出趋稳的迹象。从环比趋势图来看，2008年第4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处于持续复苏的路径之中（参见图1）。

（2）产出缺口收窄，总供给与总需求趋于平衡。从产出缺口来看，继2009年产出缺口快速收窄之后，2010年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基本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产能利用率开始进入常态区间。第1季度开始出现轻微的正向缺口（0.05%），第2、第3季度有所回落，第4季度基本持平，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处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的状态，摆脱了经济萧条，步入稳定复苏轨迹，但还没有步入稳定扩张的阶段（参见图2）。

（3）工业增加值与GDP同步变化。在刺激性政策退出、节能减排、存货周期调整等因素的作用下，全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出现明显“前高后低”的发展态势，当月同比增速跌幅达到5个百分点。但是，从环比增速来看，全年出现V形调整的模式，工业生产第2季度、第3季度出现回落，第4季度在轻工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生产反弹的作用下出现触底反弹。这导致同比增速下滑速度有所减缓，并趋于常态化（参见图3）。

2010年工业产值和发电量的产出缺口数据证实了这个判断。2010年工业产出缺口基本消失，趋于平衡。而在重工业增长波动中发电量也出现产出缺口在0区间波动的状况。这说明中国工业生产基本处于产能利用率正常运行的区间（参见图4）。

（4）PMI值持续高位，制造业向好。PMI指数在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的引领下，连续20个月超过50%的临界值，并于近几个月扭转第二季度的颓势，增速有所提升。这表明制造业步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但由于我国PMI值与工业增加值、GDP参数严重同步化，该值的向好并不具有前瞻性价值（参见图5）。

（5）消费持续高位增长。在汽车销售、家具装修、金银珠宝类消费以及家电消费等因素的支持下，全年名义消费保持在18%之上，而实际消费稳定在15%～16%之间，处于高位稳定运行的状态。全年预计名义消费增速达到18.3%，实际增速达到15.3%，对GDP的贡献达到56%，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回落中趋稳的核心力量（参见图6）。

（6）固定投资回落较大。在制造业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固定投资增速出现明显回落，回落幅度达到7个百分点。但是，由于房地产投资的高位运行，全年固定投资增速依然保持在正常区域，全年估计增速为23.1%。不过剔除住宅类投资之后，包括制造业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在内的非住宅类投资增速却由2009年的最高38.9%下降到年底的17.8%左右。这导致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下降了2.3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参见图7）。

（7）外贸高位回落、顺差增速改善。在全球同步复苏的作用下，中国外贸发生巨大变化，进出口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出现高位运行的状态，全年贸易总额估计增加32.4%，其中进口增速达到36.1%，出口增速达到29.3%，贸易顺差达到1846亿美元，同比仅负增长了5.9%，改变了2009年外需大幅度下滑的局面。这直接导致外需对GDP的拉动提高了2.8个百分点，贡献率提高了34.3个百分点（参见图8）。

（8）劳动力市场大幅度逆转，局部出现“民工荒”。全部在岗职工人数前3个季度同比增长了4.4%，工业企业就业量前3个季度增长了3.1%，同时东中西部同时出现劳动力需求供求比大幅攀升的局面，分别达到106%、101%和98%，超过正常繁荣时期95%的平均水平，同时，沿海和内陆局部区域同时出现了“民工荒”（参见图9）。

（9）财政收入和企业绩效以及居民收入都得到大幅度改善，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开始步入传统的增长路径。其中财政在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和海关关税等收入激增值的左右下，改变了2009年下滑的局面，全年增速达到20%，财政收入总额将达到8.2万亿元，比预算超收8000亿元左右；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1—9月已超过2008年和2009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速达到53.3%；而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持续回升，从2009年的11.6%上升到目前的14%（参见图10）。

（10）发电量和货运量增长常态化。这进一步说明中国实体经济步入常态化增长轨迹。1—10月中国发电量累计同比增长14.94%，略高于历史同期水平；1—9月运输货运量和港口货运量同比累计增长14.6%，比危机前累计增长23%，年平均增速达到11.5%，增速回归到危机前的水平（参见图11）。

（11）与危机前各类指标相比，中国实体经济不仅弥补了本轮经济下滑带来的速度缺口，而且快速步入增长的常态化区间。

第一，从工业增加值来看，2010年较2008年增长了28%，使2008—2010年平均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4%左右，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相当。

第二，1—10月的财政收入超过了2008年与2009年的全年收入，使2008—2010年财政平均增速达到17%左右，接近正常增速水平。

第三，1—10月的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009年全年水平，全年总额将达到2.9万亿美元左右，比2008年全年增长了14%，成功弥补了2008—2009年深度下滑的缺口。

第四，从发电量来看，2010年1—10月较2008年、2009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8.2%和14.9%，基本上弥补了2008—2009年发电量的缺口，开始步入常态化区域。

（二）依然过多的流动性与逐季高涨的价格水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0年中国实体经济在增速回落中趋稳，增长在超越恢复性增长阶段后开始步入常态区间，总供给和总需求在同步回升中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宏观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的迹象。

但是，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超预期运行表现在，在实体经济没有过热的情况下，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物价水平在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的推动下持续攀高，突破全年的目标值。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与个别农产品供求关系恶化、国际粮食市场变异以及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有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与2008年以来流动性投放的过多、转移与释放有关。

（1）在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2010年依然进行超计划的流动性投放，直接导致中国货币存量偏高。

第一，由于信贷惯性的作用，2010年全年信贷总额将接近8万亿元，超过计划投放6.7%，致使2009—2010年投放的信贷规模达到17.6万亿元。其中7—10月超计划投放规模达到0.3万亿元（参见图12）。

第二，货币供应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高位运行状态，突破了年初的政府目标值。2010年，M1增速从2009年的32.4%下降到19.3%，M2增速从2009年27.7%下降到18.1%，比年初计划调控的水平分别高1.3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同时处于历史同期高位水平，流动性依然保持较为宽裕的状态。与金砖四国比较，中国目前的货币供应仅低于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俄罗斯，与物价水平达到9%左右的引导相当（参见图13）。

第三，M2与GDP的缺口加速性大幅度扩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也位于国际较高水平。即使考虑金融深化和货币流动速度变异等因素，货币冲击带来的价格上升的压力也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到2010年底，M2的规模将达到名义GDP的1.86倍，比2002—2008年高涨时期的平均水平高16%，M2与GDP增速之差虽然从2009年的21.2个百分点回落到2010年底的8.4个百分点，但依然比2002—2008年的平均水平高75%。与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比较，中国与印度相当，高于巴西，低于俄罗斯（参见图14）。

（2）在拥有大量货币存量的同时，资金流向出现强烈的去实体化，流动性没有按照预期向实体经济渗透，而是出现强烈的虚拟化取向，资金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金银贵重物品以及各种可以“资本化”的产品市场。

第一，投入到实体经济的资金逐步减少，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资金大量减少。从目前固定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2010年1—10月增速从39.2%下降到26%，如果扣除房地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发现进入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同比仅增长了16%。这与目前全社会货币增速不对称，说明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程度并不高（参见图15）。

第二，货币供应的高速增长和负利率时代依然是房地产价格走高的基础原因。从图16可以看到，近12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指数呈现很强的正向关系，与实际利率呈现很强的负向关系。

第三，虽然采取了各种调控措施，房地产资金来源一直十分充裕。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增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70%，而2010年1—10月房地产开发增速达到32%，规模达到56923亿元（参见图17）。

第四，流动性在传统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控的打压下出现转移，并在农产品市场得到释放。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自2009年底开始到2010年10月大幅度放量，平均每月的交易量比2008—2009年同期高2.54倍，单月交易额接近5万亿元的水平（参见图18）。

第五，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预期同时也导致居民进行避险性投资（消费），金银珠宝销售激增。2010年1—10月金银珠宝销售增速达到历史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超过历史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参见图19）。

第六，在本国流动性居高不下的同时，热钱的涌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了现有资金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农产品市场的涌入。2010年，自第3季度以来，非贸易非FDI项下的外汇储备出现激增，规模达到1100亿美元左右，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说明热钱涌入的趋势在加剧。同时，外资不顾目前房地产新政的频频出台，逆市进入房地产市场，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外商投资的增速达到34.8%，完全逆转了2009年全面退出的格局。这也说明热钱定向进入这些泡沫性投资行业的取向十分明显（参见图20）。

（3）在流动性过剩和资金流向虚拟化的作用下，中国出现“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与“物价水平持续高涨”并存的局面，经济泡沫开始从房地产向其他类投资品市场，特别是近平衡的农产品市场传递。

第一，价格水平走高，超过政府目标值。在经济反弹、价格翘尾、流动性依然充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与个别农产品供求恶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0年全年消费者物价水平有较大的提升，全年CPI估计为3.2%，GDP平减指数为3.7%，比2009年分别提高了3.9个百分点和6.1个百分点。其中，消费者价格指数超过年前政府所公布的3%的目标值（参见图21）。

第二，食品价格上扬是目前CPI上扬的核心。剔除食品价格和燃油价格之后的核心CPI增速目前依然维持在1%～1.5%的正常区间，这表明目前价格水平的上扬不是源于实体经济出现了全面性的供不应求。2010年10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1%，非食品价格上涨1.6%，而核心CPI仅上涨1.07%（参见图22）。

第三，房地产价格虽然在政策的调控下改变了2009年第三至第四季度快速上涨的趋势，但无论从环比和同比数据来看，目前房地产价格都呈现高位运转的态势。2010年4月房产新政出台使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销售价格同比增速从12.8%下降到10月的8.6%，到9—10月月度环比依然保持增长（参见图23）。

第四，在房地产新政持续和加码的作用下，大量的资金开始向其他投资品市场转移和释放，直接导致贵金属、收藏品、个别农产品价格轮番急剧上涨，从而导致经济泡沫的蔓延。其中最为凸显的就是农产品价格沿着“大蒜→生姜→大豆→苹果→籽棉……”的路径进行击鼓传花式的蔓延（参见图24）。

第五，在粮食价格的引领下，蔬菜等其他食品价格产生强烈的传染效应，出现价格上涨蔓延的趋势。从食品类价格定基比来看，自2004年以来，食品价格总水平基本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如果令1993年1月的价格水平为100，2010年9月的食品价格总水平已达到263.8。从分项指标来看，增长最快的鲜菜价格，自2004年以来其在年内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小幅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如果令1993年1月的价格水平为100，2010年9月鲜菜的价格水平已高达506.7，即是1993年鲜菜价格的5倍之多；此外，粮食价格和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也处于较高的水平，2010年9月分别达到295和298，接近1993年水平的3倍；蛋类价格总体水平虽然相对不高，但是其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水产品价格、外用膳食品价格和鲜果价格相对处于低位增长阶段（参见图25）。

（三）动力机制的平衡化与结构的转换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要点不仅反映在前面两个部分所阐述的内容上：1）实体经济高位回落趋稳，步入常态化区域；2）在实体经济没有过热的前提下，流动性的过剩、转移和释放导致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经济泡沫蔓延，引发物价水平持续上扬，而且还反映出3）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平衡化和总体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引发未来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变化。

（1）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的角度看，消费拉动成为主力军，政策退出的去投资化较为迅速，持续的消费增长可能开启中国“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从表2的国民核算可以看出，2010年消费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持续攀升，而投资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全年消费对GDP的拉动达到5.6个百分点，比投资的拉动率高1.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55.4%，比投资的贡献率高10.8个百分点，自21世纪以来消费第一次超过投资成为增长的第一源泉。

（2）刺激性政策的退出导致增速回落，但市场型需求的快速回升支撑了中国宏观经济的趋稳，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快速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外生刺激主导向内生主导转变，虽然市场型需求和投资还需要进一步稳固。

第一，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下滑的同时，股份有限公司和三资企业等市场型企业的生产恢复较快，部分弥补了国有企业因刺激政策退出产生的缺口（见图26）。

第二，政策性投资快速下滑，但市场型投资的回升部分弥补了下滑的缺口。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中央项目大幅度收缩，但地方项目依然保持高位运行。目前中央项目增速从2009年的18.4%下滑到2010年的10%左右，而地方项目依然保持26%以上的增速（参见图27）。

2）政策性主导的第一产业的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但以市场主导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高位趋稳。第一产业投资增速从2009年的49.9%下降到2010年底的21%左右，而第三产业增速依然保持在28%以上（参见图28）。

3）在出口持续回升和增速常态化的作用下，外向型企业的投资开始出现稳步回升，这说明市场性投资需求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但值得注意的是：

一是外向型企业增速依然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大部分企业并没有为迎接下一轮经济增长进行大规模投资。

二是大规模投资时期并没有到来且总量难以弥补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退出所产生的缺口，市场型投资还难以在短期保证未来投资增速的稳定。

三是标志市场投资环境状况的个体经营的增速依然持续向下回落，2010年1—10月累计增速为-5%，这说明中国经济还没有步入投资繁荣期，经济增长点的缺乏和投资领域的限制导致私营企业投资的观望情绪依然十分严重（参见图29）。

（3）经济波动的工业主导型和工业波动的重工业主导型模式并没有改变，服务业加速并没有出现。

2010年中国GDP季度增速回落2.9个百分点，其核心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增速下滑了约8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保持稳定，第三产业有轻微回落，而第二产业回落的核心原因在于重工业出现了大幅度回落，1-10月增速降幅达到6.8个百分点（参见图30）。

（4）在区域规划和产业加速梯度转移的作用下，中西部持续的高速增长弥补了东部经济乏力的缺口，中国经济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经济增长极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

第一，从增长速度的差异来看，部分中西部省份在东部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的同时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例如内蒙古一直维持了16%以上的增速，而东部增速不仅在2009—2010年出现深度下滑，而且复苏后的速度明显低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参见图31）。

第二，GDP重心开始向中西部漂移。1991—2003年，国家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漂移”，2004年之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效果开始显现，国家经济重心开始向西大幅“返移”。与此相对应，中西部地区所占的GDP份额不断提高，2009年提高到46.16%，2010年估计达到47.1%（参见图32）。

第三，消费重心向北移动。增长速度的变迁必然导致消费支出重心的演变。1990—2003年我国消费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漂移，2003—2005年向西南漂移的特征显现，通过四大板块的分析，这主要是由东部地区内部消费份额的变动所致。2006—2009年消费的重心向北漂移，这主要是由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消费份额增加所致，到2009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最终消费份额提高到48.6%;2009年居民消费份额也“回升”到48.68%（参见图33和图34）。

第四，投资重心大幅度向西漂移。1999—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重心呈Z形变化。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1999—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心向西北方向漂移；但随着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2003—2006年投资重心持续向东北方向漂移；尤其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投资重心加速向西漂移（参见图35）。

由上述分析可见，中国经济重心正在由传统的“珠三角”、“长三角”向内地区域进行扩散和纵深，并在演进次序与强度上呈现“雁阵”特征（参见图36）。早在1999年投资重心就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漂移；2004年GDP重心出现向中西部地区漂移的趋势，2006年GDP重心开始向中西部漂移；紧接着，消费（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重心出现向中西部地区漂移的趋势，2008年消费重心开始向中西部漂移；2008年之后进出口重心也出现向中西部漂移的态势，但程度尚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