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超越有限：存在的意义及其他

完美的人格在体现道德理想的同时，又以个体为承担者：成人在某种意义上便表现为个体的完成。作为人格的承担者，个体同时又是生命的主体：它必然要经历一个从生命之开始到生命之终结的过程。质言之，个体的存在总是有限的。个体存在的这种有限性，使人生的意义成为严峻的问题：既然人必然要走向死亡，那么，人的存在究竟有何意义？人到底如何超越有限？正是对存在意义的自觉关注，使儒家价值观提升到了终极关怀这一形上层面。

孔子将人格的完善视为主体实现自身价值的具体体现，而成人的过程即展开于现实的人生之中。这样，理想的追求虽然指向未来，但它并不具有超验的性质；达到理想之途径，始终内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与这一致思趋向相应，孔子对超然于此岸的事很少表现出兴趣。《论语》中记载：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鬼神是彼岸世界的对象，死则意味着现实人生的终结，相对于二者而言，人及其现实的存在（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里既蕴含了关心人甚于关心超验对象的仁道原则，又表现了将现实的人生置于超自然对象之上的理性主义精神。而二者的统一，又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宗教迷狂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它使儒学的终极关怀，一开始便疏离于彼岸世界的追求而植根于现实的人生。

然而，当人们认真地面对现实人生的时候，却不能不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个体存在的偶然性与有限性。作为特定的存在，个体之来到世间，在某种意义上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具有被抛掷的性质：一方面，它的存在既非出于主体自身的选择，也非类的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因而带有某种偶然性；另一方面，作为生命的主体，个体的存在总是有它的终点，死是其必然的归宿。这样，就个人而言，人生诚然是现实的，但同时又是偶然的、有限的；正是后者，使人生的意义问题变得突出了：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生命的价值究竟何在？尽管孔子并不热衷于讨论生命的终结（死），但作为一个自觉反省人类生活的思想家，孔子始终严肃地关注、思考着如上问题。

对人生意义的考察，内在地关联着如何超越有限的问题。个体的有限性首先是相对于类而言，而有限性的超越，也总是涉及个体与类的关系。与个体存在的短暂性相对，类的生命本质上表现为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它总是超越特定的个体而在生命的前后相承中无限延伸。这样，如何超越个体存在之有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便可以转换为如何使个体的生命融合于类的历史长河。孔子所循沿的，基本上便是如上思路。从孔子对孝的注重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如前所述，孔子将孝规定为仁之本，并一再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孝之重要性。作为一种伦理关系，孝主要展开于亲子之间，而亲子关系首先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生命延续：前代的生命在后代之中得到延伸。这样，每一个体便构成了生命之流的中介：一方面，它承续了前代的生命；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生命又在后代之中得以绵延。在这种前后相承中，生命的长河绵绵无尽，而个体则通过融合于其间而最终超越了有限。总之，透过血缘、心理情感等等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孝”的更为深沉的本体论内涵和价值意义，便是生命的绵延，从《诗经》“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诗经·大雅·既醉》），到孔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学而》），再到尔后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通过融入类的生命长河而超越有限，并进而从生命的延续中寻找个体的存在价值，这便是孔子解决个体有限性与人生意义之紧张、冲突的大致思路，它同时构成了儒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可以看出，这种思路及取向与宗教的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论，宗教很少关注生命的绵延（后来的道教可能是个例外），相反，它在总体上强调的是生命的寂灭和灵魂的延续。在灵与肉的对峙中，它几乎总是以前者抑制后者，从西方的基督教到东方的佛教，莫不如此。这种观念不仅未能正视现实人生，而且将逻辑地导致对生命价值的虚无主义态度：从宗教对天国的追求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相形之下，孔子在孝的形式下所表现的对生命绵延的注重，无疑从个体有限性的扬弃这一角度，确认了人的存在价值。它使人的终极意义从超验的天国，回归到了具体的历史过程。不妨说，正是肯定生命在前后相承中绵绵延续，使儒家始终与彼岸世界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当然，生命的历史绵延，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延续。在孔子那里，生命同时又是（或者说，更主要的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生命，而生命的前后连续相应地也具有人文的意义。在谈到孝的具体内涵时，孔子指出：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

在此，道便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理想，无改于父之道，则是继承前代的文化理想。孔子以此规定孝，意味着将生命之河的历史延伸，同时理解为文化生命的前后相承。按照孔子的看法，正是在文化的承先启后中，个体进一步超越了自身的偶然性与有限性，并使自身的价值得到更为深刻的体现。当子路提出“愿闻子之志”时，孔子的回答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老者代表的是前辈，少者代表的是后代。在继往开来的文化演进中，作为文化存在的主体一方面继承了前辈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又为后代留下了新的文化成果。它在世界上固然来去匆匆，但它所创造的文化业绩却随着文化生命的延续而获得了恒久的意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子罕》）这里没有任何伤感的情怀，相反，它表现的恰恰是对人生的乐观态度：人所创造的文化价值不会消失，它将融入历史的长河，并进而奔向无穷的未来。

也正是基于如上的信念，孔子可以在困厄之中依然保持达观：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同上）

作为生命（包括文化生命）长链中的一环，个体承担着文化延续的使命（所谓“天之未丧斯文”，无非是这种使命的形上表述），没有“我”，则文化将中绝（“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正是在完成这种历史使命与职责的过程中，个体存在的意义得到了体现，个体的价值也得到了确证。在“匡人其如予何”的反诘背后，蕴含的正是这种自信。

不难看出，根据孔子的理解，个体的有限性与存在意义（人生意义）之间的紧张，最终应当在生命长河的延续中加以化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避免死的归宿。超越有限的真正涵义在于，尽管个体作为特定的存在必然要走向死亡，但死亡并不意味着归于虚无。作为生命长链中的一环，个体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将随着生命长河的绵延而长存，并得到进一步光大：“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从这一角度看，死亡本身对个体来说便不再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归宿，“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这是一种对待死亡的从容通达的态度。儒家既不像存在主义（海德格尔）那样把死视为本真之我的实现形式，也不像后来的道教那样因畏死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这种健全的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便奠基于孔子的如上观念。

要之，孔子从生命的自然延续与历史延续（文化延续）中寻找有限的超越与存在的价值（人生的价值），使儒家一开始便避免了对彼岸世界的幻想，而努力在现实人生中追求和实现存在的终极意义，这种即有限而超越有限、乐生而不畏死的人生态度，无疑体现了积极的价值取向。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由强调生命的绵延（主要是广义的文化生命的延续），孔子同时又表现出某种因循的倾向：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要求中，文化的继承似乎被提到了至上的地位，孔子本人也以“述而不作”为取向。尽管如前所述，孔子并未否定文化创造的意义，但如何在“述”（承继）与“作”（创造）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似乎并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