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死：一种新的信仰盛行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德国的科尔结成了新自由主义的“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有力地推销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不再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或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不再是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后的唯一原因。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

对公正的诉求被推到了世界议题的背后，一种新的理论和信仰开始升起。这是一个建立在丛林法则上的信仰。表面上看这种信仰提倡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无论贫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实际上这种信仰提倡的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竞争”，资本对劳动的“自由竞争”，强国对弱国的“自由竞争”。这种信仰表面上赋予了强者和弱者同样的自由，但是在这种“自由”面纱下，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掠夺。

自己救自己本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自强不息的基础。但是，一旦这种观点被绝对化，一旦人类社会从制度上放弃帮助弱者和弱国的责任，一旦弱者必须为自己是弱者的现状而负全部的责任，一旦所有导致弱者所以为弱者的客观条件都被忽视、被淡化、被合理化，一旦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和掠夺都被合理化，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丛林的世界。羊被狼吃，是羊自己的责任。所有的结果是自己行为和选择导致的。这种观点忽视了许多时候弱者在既存的体系里面无法选择的事实。其实羊被狼吃，往往不是羊的选择，而是狼的选择。被吃的原因，还因为狼要吃羊的本性和没有制止狼吃羊的客观环境。

在这种体系下，公正仅仅指程序公正。而经济程序的公正，又简单地被定义为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这种所谓的程序公正排斥政府干预，认为所有政府干预都是不公正的。通过政府干预实现某种社会公正，通过公众权力实现财富的某些再分配被指责为程序不公正的一部分；通过政府干预保护民族产业，通过国家主权捍卫经济独立的保护主义政策也被指责成程序不公正的一部分。程序公正似乎就是，弱势群体必须忍受精英的剥夺；发展中国家必须让自己的民族工业接受国际资本的竞争。

这种程序公正的核心，就是所谓遵守程序，按规则出牌。其实程序公正不等同于公正的程序，将程序公正绝对化，导致了一种陈腐而翻新的历史现象，这就是“程序剥夺”。提倡程序公正的强者，往往通过对资源和权力的垄断，而垄断程序的设计和规则的制定，操纵程序本身，使自己的利益在这种“不公正的程序”中得到体现，然后通过“程序的公正”而实现。通过程序的制定和控制而实现“体制寻租”，是程序剥夺的实质。很多提倡程序公正的人，往往就是这种“程序剥夺”的受益者。在这种信仰里，程序和规则反映的往往是强者的利益，建立在这些程序和规则上的世界秩序代表的往往是强者的利益。这种通过“程序的公正”实现“不公正的程序”，这种自由竞争，实际上是对自由的剥夺。在这种全球化里，弱者是弱者的判决书，强者是强者的通行证。这是一种强大就是合理的理论。

如果说全球化时期还继承了关于平等公正的思潮的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消除贫穷”。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和减少政府干预联系起来了。通过市场化来消除贫穷成了一种新的世界选择。结果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的口号和贫穷的不断增长并存。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金融资本开始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要素流动，甚至控制某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政策和经济进程。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运作下，资本开始出现倒流，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市场开发变成了推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手段。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开始了明显的政治诉求。金融资本的流入开始与一个国家内部体制的改造、经济政策的改变结合起来。

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方面减少政府干预、私有化降低了政府在财富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削减社会保障、冲击社会公正成了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在这段时期内，许多国家的市场化伴随着令人吃惊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金融资本超越国界的霸权，信用帝国无所不在的控制，金融资本至高无上的顶礼膜拜，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全面介入，金融资本的迅速扩张，其权力的急剧扩大，金融市场的全面整合等成了与此相辅相成的历史景观。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对平等公正、反对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限制的思潮非常盛行，几乎成了主流意识。在当代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反平等、反公正成了一种公开的毋庸遮掩的流行时尚。扩大不平等、不公正几乎成了追求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几乎成了社会前进的动力。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扩大不平等和不公正几乎成了社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在当代历史上还从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控制和暴富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不公正成了先进的代名词。似乎暴富得越快，掠夺得越多，就越先进。历史上也还未曾有这样一个时期，大金融资本和金融霸权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的扩张成了一种优先的体制目标和政策顺序。历史上极少有这样一个时期，世界范围内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相对贫穷的急剧扩大并存。

“新”的世界变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金融帝国和信用帝国，一边是被金融和信用控制的对象；一边是暴富，一边是贫穷。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后者流向了前者。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指责弱者弱国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在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人理直气壮地要穷人和穷国无一例外地要为自己的贫穷而受指责。而且这种指责还认为，政府或公权对这种贫穷的干预，对公正的追求都是对自由和效益的妨碍。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指责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开始成为一种风尚。在人类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此不分国界、不分强弱地对保护主义进行围堵，认为保护主义导致的政府干预是使一个国家落后、竞争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有些人一方面宣称要学习继承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却抛弃人类几千年对公平正义的前赴后继的探索。所有这一切推销的本来是丛林法则，而打着的却是自由和效益的旗号；从事的本来是对弱者的剥夺，宣扬的却是对程序公正的追求。

这一切都有理论包装，这一切都有时尚语言的点缀。

全球化不仅将既存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合理化，而且将融入这个体系描述为弱国强大的唯一道路，一种不分国情的“普世价值”。似乎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是唯一一条通向繁荣的道路。在这种理论的诱导下，作为放任自流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体制成了世界上唯一合理的体制。许多国家为了自身的崛起而纷纷模仿美国体制，从而使全球化变成了美国化。

这是一种全球化的图腾，一种强者对弱者的经济战争。而托起这种图腾的就是那两个虚假的历史命题：政府干预既限制了自由，又没有效益。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放弃政府的干预，走全球化的道路成了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唯一一条通向繁荣的历史之路。

那么，这种全球化真的是历史潮流，真的代表了历史的走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