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日本之政党观
政党者奚自而发生乎？曰以对于议会故。对于议会，奚自而发生政党乎？曰在团结无数之个人，弃其不一致之意见，而趋于大纲大主义以实行其政见故。今世立宪各国，殆莫不有政党，占政治界优势之地位，发表政治上之意见。其立于朝也，堂堂正正，以实行其所主张者。其在于野也，亦必监督当局者，或攻击当局者，间接使当局者行其政见。政府视若敌国，民间仰为先觉，隐然有不可侮之现象。夫是以能促立宪制度之发达，完代议政治之运用，而确定国家政治的基础也。虽然，政党者，非依据法律的势力，而明定于宪法之上，乃占有事实的势力，而进行于政治之中。自十九世纪以来，其势力日益膨胀，虽将来政治之发达，人人抱共同之目的，为共同之行动，或竟无须于组织政党，亦未可知。然自今世之政治状态观之，则政党者，应于时势之所要求，而必不可少者也。
有政党内阁之国，有超然内阁之国。政党内阁之国，多为二大政党，具有反对之性质（例如英之保守党、自由党），而更迭以组织内阁。超然内阁之国，多因小党之分裂，而组织内阁者，为政党以外之人。是二者之良否，不能绝对的承认其一，而否定其一。因视其国家之程度如何，人民之政治智识如何，其所取舍者，亦因之而异。大抵政治智识发达之国，有政党内阁之倾向，反是则有超然内阁之倾向。夫政党内阁之所长，在于平时之政治经验既熟。一旦组织内阁，揭橥其同一之主义，以定施政之大方针。其对于议会也，善则同升，过则同退，负有明确之责任。而其所短，即在于前后内阁主义之矛盾，前后阁员更迭之不常。一国之政治，非继续的而一时的，而国家因以受其敝。超然内阁之所长，在于选举。既不限于政党有人材并进之观，施政复可博采众长，无党同伐异之弊。而其所短，即在于内阁之缺统一，责任心之不发达，因之其影响，及于宪政。由是言之，二者互有得失。唯英为立宪母国，其公共之道德，与其政治之智识，不唯士大夫有之，且普及于一般国民。故其政党内阁之发达，能利用其交让之进化，而无激急之变迁，有非他国之所能及者。有政党内阁之利，而无政党内阁之害，英国者不独为宪政之模范国，其政党组织之完善，抑又在各国之上矣。
日本之政党，以幼稚闻于天下者也。此不独旁观者批评之言，即日人亦自承认之不讳者也。然则吾何以述？述之以为吾国之结政党者鉴也。夫世之觇政党者，每以其能组织内阁与否，定其国政党之优劣。盖一政党，必有一政党之主义，即其所标示之政纲。能实行其政纲之所主张者，厥唯内阁。政党组织之目的，在于政见之实行，而决非仅立于议会之地位，监督政府而止。然则求其政见之实行，舍握最高政权而外，无他途焉，且匪独此也。以一政党组织内阁聚同主义同抱负之人，执行政务，内阁之基础，既确定而不摇，则其对于议会之责任，亦明划而严正。以一政党立于反对之地位，凡事补偏救敝，使其有所忌惮，则无揽权专恣之虞。夫是以一国之政事，相剂相和而日底于平，政党内阁之伟绩，乃以昭著。今日本不然，自有宪法以来，即取超然内阁主义，而政党内阁，不过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即大隈板垣共同之内阁）。推其所以致此之由，则日本维新之功，多出于藩阀。故当时之政府，非长人即萨人，政府之实权，久握于藩阀之手，一旦颁布宪法，无异于撤藩阀之墙垣，遂唱所谓超然主义者，以拥护历年把握之政权，而作对抗政党之计画。观于宪法发布之际，首相黑田清隆，训示地方官，曰：“以政府置于政党之外。”是为超然主义之起因。自是以后，藩阀与民党，互相攻击，而最后之胜利，卒归于藩阀。藩阀之势力，日益巩固，而民党之势力，日以微弱。延及今日，攻击藩阀之声，虽喧腾于朝野人士之间，而藩阀之揽权柄政，则依然如昔也。
夫其政府对于政党之政策，既如上所述矣。而起视其政党之态度，则何如者？政友会之前身，为自由党；宪政本党之前身，为改进党。自由党一见率于板垣伯，自改为政友会以来，而伊藤侯西园寺侯，先后为之总裁。若宪政本党者，始终奉大隈伯为首领。之二党者，有二十余年之历史，有庞然之大团结，至今犹占议院之大多数，非他党所能及，宜其能实行政党政治以步武英国之后尘矣。顾何以其势力日趋于萎靡衰杀，而莫克自振哉？西园寺侯之率政友会以引受内阁也，仅内务大臣原敬，及司法大臣松田正久，为其本党之分子，其余有藩阀派焉，有官僚派焉。原氏为内阁之中心，西园寺之谋主，锐意欲揽政权于政党之手，而以郡制废止问题。藩阀劫以为动摇内阁之具，卒致逡巡失态，不敢遽提出于议院。松田则居司法之闲职，为伴食之宰相。日人之嘲西园寺内阁者，谓为代办内阁，其意以为代理前任桂内阁，不久仍归于桂也。桂太郎者，为山县系之骄子，藩阀政略之先锋，而政党之大敌，西园寺内阁一切之行动，必秉命于山县。而桂实操纵于其间，故又名蹈袭内阁。言其蹈袭旧内阁之政策，不敢稍涉更张也。然则政友会多年唱道之主义政见，果一一行之于西园寺内阁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且其党人猎官渔利之运动，时有所闻，是政友会之不振，已可概见矣。返而观之于宪政本党，其组织之分子，多知名之士，视政友会之合政党吏党官吏实业家为一炉而冶之者，则愈矣。其党派所处之地位，多在野之时，故能求主义之进步，无言从之患。视政友会之为政府党，或与政府相提携，一味附和政府者，则愈矣。且其所推戴之首领，为日本第一流政治家，常能鞭策其党员，而求所以拥护宪政指导人民者，在日本政党中洵可谓夐绝者哉。虽然，近日以来，对外则与政友会绝其提携，党势孤立，徒留一片反对之声于议院中，而毫无效力；对内则祸患起于萧墙，改革派之气焰日张，总理之辞任已绝，而所谓党务之刷新，党势之扩张者，尚不知俟之何日。且改革派之所唱者，果出于诚意，毫不挟排挤之意乎？总理辞退之后，干部派与改革派，果能同心壹德，以图党派之发达乎？是尚为二疑问也。观于大隈伯辞职之演说有曰：“使诸君重视责任，而与以活动之余地，亦愿诸君与我以自由。”箴之乎，抑愤之也。然则大隈去宪政本党，我深为本党惜矣。呜呼！东洋唯一之宪政国，而其政党不振如此，岂政治之天才为欧人所独擅与？我观于日本政党之情形，我不禁悚然于我中国将来之政党也。
居常谓日本人者，富于固有之道德，浸润于武士道之余风，而有尚义敢死之概。固由于其立国于孤岛，舍尚武不足以图存，而实由于其人民之血管中，含有一种刚健勇猛之特质，故日本国者非政治国而武力国也。其陆海军军人之名誉，辉耀于五洲，而政治家阒寂无闻焉。即日本人者亦仅讴歌军人，颂祷军人，而置政治家于不足齿数，甚或攻击之不遗余力（如前年日俄议和之时，舆论之激昂可见）。彼号称政治家者，亦自知其力之不足与军人敌，举国唯军人之命是听。夫日本人者，果其缺于政治之上之智识，无一毫称述之价值哉。毋亦政治家之长才敏腕，为军事家之所掩，而不足以自见也。不观之维新之初乎，有民选议院论，有民权自由说，有国会期成同盟会，政客如云，壮士如鲫，叱咤而生风云，奔走而求同志。政谈之演说，政治之运动，相与唤起国民之责任心，以求必达参与政权之目的。虽政府以雷霆万钧之力临之，曾不稍露一毫屈退之色，卒以定宪法之基础，开国会之先声。设使与当日诸人，〈无〉百折不回之志气，终始一贯之精神，则今日之日本，犹在专制政体之下，国民失其自觉，政府怙其威权，安能战胜强俄，一跃而伍于六七大国之间哉？或有谓日本之立宪，为无血之革命，吾则谓使一国之政治，生一大变化者，未有以无血致之者。革命有然，立宪亦何独不然，特其所流之血，有分量上之差异而已。呜呼！天下岂有无代价之物哉？吾国政府，近唱所谓豫备立宪者，此其意不出自人民，而出于政府之自唱，夫政府果何所畏于吾民，而必出于让步之一途，使吾民安享参政上之权利。若果由此立宪，岂非世界宪政史上之一创例？而日本之所不能得者，反以得之于吾国乎？虽然，若由今之道，吾有以测其结果之所必至。其一则政府藉口于人民程度，不能立宪，永无立宪之期。若曰是人民程度之问题不能以之责政府也，其一则即使立宪终等于土耳其之宪法，博一立宪国之美名耳，使吾民不自起而谋之，而待政府之代为谋之，则其结果，终不能出是二者之外，何则？以非自动的而被动的，非积极的而消极的也。浅者见此次官制改革，遂至于失望，而反对党亦以为此立宪党之失望也。若中国立宪事业之成否，一系于此次改革之结果，彼旁观者不足责。若立宪党而亦慷慨欷歔，若不胜其失望者，则中国立宪之事业，乃真无望矣。夫吾国今日所处之地位，实在世界政治潮流之旋涡中。各国之政治家，对于中国，绞其脑筋，挥其手腕，以解决此世界之一大问题。故今日之世界，实政治竞争最剧烈之世界。彼军事竞争，经济竞争，皆恃政治竞争以为之后援。今世界日趋于平和，军事竞争，不过以为武装的之用。即经济竞争，今日不过发其端绪，尚非在最剧烈之时期。故今日之竞争，实以政治竞争，居于第一位。而政治竞争，又以政权的竞争，为其最重要之点。试观各国选举运动之剧烈，议院政治之勃兴，皆代表政权的竞争之现象。而回顾吾中国，政府昏愦无能，坐令国权之蹙；人民沉酣如故，失其自觉之心。而民间之党派，又复歧而为二，日周旋于此疆彼界之中，不注全力于政权竞争之一途，遂致政府得揽权以自恣，人民不知公权为何物。举国中无一公民，即可谓全国无一国民。以如是之现象，而欲与世界之国家本位主义，相角逐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欲其不劣败得乎。他国立宪之历史，姑置勿论，若吾中国而立宪，必不以日本之钦定宪法为满足，而更求所以进于日本者。然吾国之今日之时势与人物，较之明治维新之时，则皆勿及。微特勿及而已，其时势之危险，其人材之消乏，宁有百倍于明治维新之时者。以日本之时势与人材，仅得一钦定的宪法，然则吾国以百倍于日本之艰巨。又有满汉种族之感情，革命立宪之纷扰，以为之障碍。果欲得一完满无缺之宪法，其可不出万死，排万难，以吾人之血为代价，而购得此宪法哉。
如右所述，则日本之政党，决非可以厚非者也。吾之欲吾国人取法之者，尤在明治二十三年宪法未布以前。盖当时反对诸党派，虽未有政党之名称，而实具有政党之雏刑〔形〕者也。且吾国今日在以国民之公意制出宪法，而不容政府之自专，是组织立宪以前之党派，而非组织立宪以后立于议会之政党。立宪以后之政党，不过有监督政府指挥舆论之权能，而立宪以前之党派，则有代表国民公意制定宪法之责任。其难易之程度，迥不相同。日本人优于为其难者，而劣于为其易者，吾则欲国人效法其难者而改良其易者。彼之党派，在明治维新之初，其艰苦卓绝之历史，何一而非令吾人可歌可泣之事业，可崇拜可模仿之典型。岂其于未立宪以前，能以民力制出宪法，而于既立宪以后，反不能增长党派之势力，以收宪政之效果哉。今考求其党势力不振之故，有外部之原因，有自身之原因，请先言其外部之原因。
（一）基于宪法上之规定 各国之宪法，虽未有规定政党之明文，然政党活动之本旨在于议会，与议会有密切之关系。因之议会权限组织之规定，其影响常及于政党。自孟德斯鸠唱三权分立说以来，驳之者谓国权为不可分，立法司法行政，虽立于平等之地位，仍必有最高统一之机关。其在共和国，以议会为统一之机关；其在君主立宪国，以君主为统一之机关（君主以行政最高之机关，同时为立法司法最高之机关，唯英国为例外，其君主可包括于议会内）。故君主立宪国之议会，虽对于君主，居于独立之地位，而君主实为议会活动之权源。若日本之宪法，则有一特别产物焉，曰君主大权作用。其大权政治，实贯穿于宪法之全部，其大权政治之范围，既极广大，则议会权限之范围自以缩小。故日本之议会，可谓为君主补助之机关，且匪独君主之补助机关，自事实上征之，不啻为行政之补助机关。日本之议院政治，尚未发达，则议院所需要之政党，亦随之而幼稚者势也。然则日本政党内阁之组织，不独于事实上无所希望，抑亦不适于法理矣。
（二）基于事实上之势力 所谓事实上之势力者，即与政党不相容之势力也。此其势力有二。
（甲）武人政治 此派以山县有朋为代表，谓之山县系。如桂太郎、山本权兵卫等，皆其系中之最强者。近方与西园寺内阁，激斗于暗潮之中，有问鼎轻重之意。而其所翘以为目的物者，即内务大臣原敬，原固政党中有望之人物也，武人派之势力，自日俄战役以后，滔滔进行于政治界中，政党固不敢与之抗颜矣。
（乙）官僚政治 此派以伊藤博文为代表，谓之伊藤系。其系中网罗极广，大概各省次官以下，及各文官，多属于此系。其为政也，治事一依于例牍，有蹈常习故之风，超擢一依于经历，有循资按格之弊。行政之腐败，行政之缺统一，行政之不负责任，皆自此派酿成之。日人之谈行政整理者，无不指摘官僚政治，而官僚政治盛行之时代，即为政党不能得势力之主因。俄国行官僚政治，是以激成国内各派之骚动。德国行官僚政治，是以起中央党之反抗。皆有妨害于政党之明证也。
以上二者，皆为外部之原因。所谓自身之原因者，无他，即两党各以掌握政权为其最终最大之目的。于掌握政权一事以外，殆不复顾其所主张之主义政见。或甲乙两党，互相提携，曰唯政权之所在故。或甲党与政府相提携，而乙党立于野。甲党固与政权相接近，乙党亦即谋所以接近政权，终日营营于此圈域之中，其能谋国利民福者几何也。夫其眼光不远者，其器局必不宏，专计本党自身之利害，而措置一切于不问。微独其经营政权，孜孜私利，足以阻党派之进步，防国家之发达。即其所标榜者，为党则之改良，或党势之扩张，无一而非吸收多数之团体，向于政权之的以进行。进步党议员合田福太郎曰：“政友进步之二大政党，其盛衰得失之迹，举系于接近政权目的之达与否一事，而其盛衰得失，毫无促政党发展活动之动机，而无不陷于萎靡不振之结果者。”可谓知言矣。夫政党之组织也，第一在于政见，第二在于政见之实行（即掌握政权）。今未尝以其确定之政见，发表于当世，以求实行于政府。徒欲揽权自恣，藉党力以遂私图，是对于政党组织之宗旨，已有本末颠倒之虞，又安望其为舆论所依归，为政府所畏惮也哉？虽然，日本之政党，今虽遭此不幸之厄运，而宪政之基础已立，党派之经验亦多，一旦有人焉，改造而变化之，树公明之旗帜，为建全之运动，吾固知其发达之不远也。
今欲使中国之国民，同负国家之责任，则必先与以参政之权，使明责任之所在。虽然，国民程度不足之时，猝与以政权，不惊且走，则亦颠且踬而已。譬之久饿之夫，餍之使饱，未有不以暴食致毙者。然则欲造就公民之质格，使其有运用政权之能力，不可不唤起国民之责任，使其知个人对于国家之地位。夫世界政治发达之国，无不以舆论政治为立宪政治之基础。今吾国国民，既不知所谓责任，自无所谓舆论。则造成国民之舆论，以监督政府之行为者，非吾辈之责而谁责乎？造成舆论之机关维何？党派其最先者也。数年以来，中国之政界，稍呈活动之观，近则派党之组织，已有萌芽。顾吾之所最以为虑者，政治之智识既已不足，而政治之道德，复不注意。一经组织党派，其攘夺政权之现象，将有更甚于日本者。人人各存一党魁之见，党党皆挟一握政权之心，省界之冲突也，阶级之竞争也，选举之纷扰也，议场之骚动也，恐各国最良之议院政治，移而植之于吾国，反以得不良之结果。若夫其未惯于法治之组织，而妄肆冲突，未受法政上之教育，而但知盲从，此尤其后焉者矣。故吾愿吾国之投身党派者，第一宜注意于政治道德。所谓政治道德者，无他，即公明正大，表白其所主张之政见，而以国民之舆望，为其政治的势力之基础也。呜呼！吾党今日所处之地位，对于政府，为一大敌，对于反对党，复为一大敌。处此危疑震撼之交，国家存亡绝续之顷，非以有死无贰之志，盘根错节之才，出之以正，而持之以久，欲求其稍自树立，以对抗政府，而指导国民者，宁有幸哉。大隈氏曰：“政治者余之生命也”。又曰：“困难者余之友也”。谨以此二言，为组织党派者勖。
按：以外国人之眼光，评判日本之政党，其隔靴搔痒之处，自知难免。但吾国之党派，组织伊始，故聊述其所感，以为对镜之资，非为日本人娓娓谭政党史也，阅者谅之。
（本篇选自《新民丛报》第4年第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