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箴新党论
党锢之名自汉始，迄唐宋明皆有党人，其材望行义虽有高下，未有如新党之阘茸者也。是何也？合百千万人而为一朋，其执守必与众异，然后可以自固其群，非乌合兽聚之谓也。前世党人，虽无远略，犹不失其正鹄，独新党则异是。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著之性恒少，本无所谓顽固党者，特以边陬之地期月之时，见闻不周，则不能无所拘滞，渐久渐通，彼顽固者又流转而为新党。往者科举取士之世，新程墨出，则旧程墨必废，未有执守旧文恳恳以继承故武为念者。外界之刺戟虽异，而内心之流宕则同。彼新党者，犹初习新程墨者也，是非之不分，美恶之不辩，惟以新为荣名所归。故新党之对于旧党，犹新进士之对于旧进士，未有以相过也。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禄之故，务求速化；一朝摈斥，率自附于屈原、韩愈之徒。盖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庄周述之，以为热中之戒，而是族反举此以为美谈，何异相如自述以琴心盗卓文君事乎？虽然，党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论，而亦藉文学以自华。今之新党，于古人固不相逮。若夫夸者死权，行险侥幸以求一官一秩，则自古而有之。汉世甘陵之党，多正人卓立其间，所与争者，惟奄竖与椒房之亲，以此求胜，宜称无罪。朝野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自牢修密告其事，而辞所连及者，莫不禁锢终身。若郑康成以山东大师，传授经术，未尝问王朝治乱之事，名在党中，实由株连所及，此本不得以党人论者。郑公之门，黄巾罗拜，其德之下被于民，当与虞舜所居成都相比。微特唐宋诸党弗能逮其咫尺，以当时李杜之伦拟之，正犹燕石之与美玉耳。若夫汝南许劭，名有臧否人伦之鉴，而与其兄许靖不协，摈之马磨，则知朋党相倾，不足以洽人望久矣。郭林宗以在野之士，眤迩公卿，虽不应征辟，终不出于浮华竞名之域。是以葛洪正之曰：
林宗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挟之见推慕于乱世。片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涉所经，则贤愚波荡；可谓善击建鼓而当扬日月者耳，非真隐也。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徨不定，载肥载癯；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巾坏，犹复见效，不觉其短，皆是类也。或劝之以仕进，林宗对曰：吾画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按林宗之言，其知汉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办审矣。法当仰跻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由于峻岭，寻渔父于沧浪。若不能结踪山客，离群独往，则当掩景渊洿，韬鳞括囊。而乃自西徂东，席不暇温，欲慕孔墨栖栖之事。圣者忧世，周流四方，犹为退士所见讥弹。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挥豪属笔，祖述六艺；行炫自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观倾视汨。冰泮草靡，未有异庸人也。无故浮沈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刓策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燿，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犹不得厕高洁之条贯，为秘丘之俊民，奚足多哉！故太傅诸葛元逊曰：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
夫以林宗高名之士，而比于独行隐逸诸公，犹多勿逮；至其竞逐当道，借交养名，则可以为世戒矣！下至唐世，牛李以旧家新进相争，如李之言，则犹汲黯所云：陛下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者也。如牛之言，则犹春秋非世卿也。二者各有所守，然材略足以相当，虽欲乘其贬黜，阴相贼杀，惟以朝士自倾朝士，外之未尝借资于藩镇，内之未尝假权于奄人，此其材行，必非近世党人所能仰跂。然其醉心权利之事，以汉世党人视之，则犹腐鼠之比神羊矣。宋之洛蜀，交相丑诋，程颐持正而不周于学，苏轼利口而不济于用，其所争不关政事，惟以琐细节奏之间而相侵陵。若其寄心王室，闻故主之嘉赏其文，则泫然为之流涕。使近世新党之魁模效其状以为忠孝，周狗啼而牺牛哭者，则苏轼为之前驱也。明之党人，名为与逆奄相抗，然自江陵新郑之时，朝士已分省自植，以熊廷弼之长于兵略，而不附东林，则邹元标、魏大中辈，必欲致之死地，其私心有可见者。会魏忠贤用事，廷弼、东林同时俱尽，海内党人，不得不解仇相助。忠贤既诛，而分省之争复亟。乃者东林之汪文言，复社之张溥，皆以善行贿赂，为党人所依赖，此汉唐宋之党人所不为者；若其内行点污，瞑瞒声色，则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张溥喜服房中之药，见于医师喻昌书中；如瞿式耜之忠纯，而犹有内实五姬，临命桂林，欲与妾诀，为张同敞所引止，况复延儒谦益之流乎？明思文帝有言：北都覆于东林，南京亡于马、阮，厥罪维均。信哉，党人之死权而忘国事也！索虏入关以后，党人已绝。而臭味所遗，百年未艾。其以文字抗虏者，在野有吕留良，在朝有查嗣廷、胡中藻。虏酋宣其罪状，叛逆以外，率举浮华奔竞为辞。彼以陈义慷慨而婴斯戮，诚当为之讼直于天。然留良以时文自豪，科举诸生，猥相崇尚；而嗣庭之附隆科多，中藻之附鄂尔泰，虽爱者亦莫能为讳，其被浮华奔竞之名，非不幸也。虏不能以浮华之名加顾炎武，以奔竞之名加戴名世，而独被于是三人者，由其中明世党援之习独深，以此为名，而汉人不能以辞相抵。然则始自东汉，迄唐宋明，有党人者四世，虽竞名死利，各有等差，而大体不能外也。今之新党，与古人絜长则相异，与古人比短则相同。自弘历殁而谤声衰，百年之间，朝野士庶，寂然宁息，国政军实堕于暗昩。洪王起于金田，虏始振动，旋踵亦灭。外有晳人之祸，北露西欧，交征诸夏。讫于载湉嗣位，丑声起于禁掖之间。李鸿章拥兵于外，朝士哗然，皆谓其有异志。梁鼎芬以劾李鸿章罢官，朱一新以言李连英废黜，天下冤之。则新党之萌芽始作。甲午辽东之役，丧师縻财，疆场日蹙，台湾之割，旅顺之割，青岛之割，威海之割，接踵而至。大酋垂拱于上，失其帝天之尊，而宫掖亦时有诟谇。康有为乘七次上书之烈，内资同龢之力，外藉之洞之援，设强学保国诸会以号召天下。当是时，有郑孝胥、陈三立之徒，以诗歌目录闻于世；而汤寿潜善持论，为吏有声，世比之陈仲弓；数子者，名为通达时事，并相和会。嘉应黄遵宪，与有为交最深，元和江标，以掇拾中外末流之学，视学湖南，熊希龄辈和之于下，皆更相驱驰为一朋。有为既用事，欲收物望，树杨锐、刘光第于军机，以宫闱相挤之故，复结二妃。时文廷式既废，亦扼腕欲自发舒。其外则有俞明震者，与陈三立父子有连，尝佐唐景崧称副总统于台湾，世人称其忠义，与有为亦相引为重。而诸贵游为京朝官者，各往往参错其间，新党自此立矣。有为既败，杨、刘死，张之洞、梁鼎芬始与有为抵拒，其党人亦稍稍引去，而江标以连蹇死，惟黄遵宪始终依之。倾侧扰攘，至于庚子团民之变，唐才常起汉口，事发，有为再败，则同党始有告密于诸藩，自戕其爪牙者。然新党之萌芽，本非自有为作，挟其竞名死利之心，而有为所为，足以达其所望则和之，不足以达则去之，足以阻其所望则畔之，故有为虽失助，而新党自若。至学生任事时，则新党始颓废，其善附会者，犹故不败。综观十余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气节，而下者或苟贱不廉与市侩伍，所志不出交游声色之间。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类而共非之，特其竞名死利则一也；其所以异于诸耆老者，挟术或殊，其志则非有高下也。往者大酋专制，公卿备其顾问，故干誉者不出市朝。藩镇日强，自帝其部，非传食幕府，则不足以钓名。自薛福成、黎庶昌辈为其前导，而后之继起者，转相崇尚，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出入庶方，所更既广，故不得以一端取胜。必若条分件系，各附其人，则或为名士耻。是故录其科目，以为大别。国事阽危，庶政纷乱，旧法未收，新政又起；故官未裁，新除又下，非特职守难分，即名实亦多相缪。于是求之古人以定是非，而对策八面锋贵于当世，则有父同甫兄贵与者，此一族也。备位公辅，自名知学，百家成说，未能研精，然未尝不记其篇目，晓其大义；于是求与己应者，造次酬对，展转不穷，而目录说部诸书，最为利器，则有父晓岚兄兰甫者，此一族也。法制不常，时有张弛，诸所陈奏，要在疏通，而不可不缘以儒术。下逮序述笔札之属，质胜则不动人，文胜则不适用，于是桐城义法为其中流，则有父永叔兄子瞻者，此一族也。声气相扶，交相诵美，哀亡上寿，及以饮食会同之属，华实两尽，足以无憾，谄曲者，末胡椒以堕泪，怀橄榄以解酲，其实虽具，必济以文，则有父荀慈兄稚存者，此一族也。生长贵游，凭藉家世，一端之长，足以倾动朝野，自谓与国家同休戚，不敢有贰，而学术未具，徒能诗歌，所赋不出佩兰赠芍之词，所拟不离鸣
啼鹃之状，而又挟其惰性，喜逐狎邪，燕私之情，形于动静，则有父朝宗兄定庵者，此一族也。是数族者，举其大别则然，若囊括数者而兼有之，则最足以趋利。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蒙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若夫前世党人，未尝涉历幕府以为藉也，未尝交通禁掖以行媚也，未尝逢迎驵侩以营利也；而今之新党，则泊然不以为耻，均之竞名死利，其污辱又较前世为甚。幸其用事日短，秽行不彰。不然，而康氏事成，诸新党相继柄政，吾知必无叶向高、高攀龙辈，而人为谦益，家效延儒，可无待蓍龟而决矣。故曰：今之新党，与古人絜长则相异，与古人比短则相同也。抑此新党者，自名为新，彼固以为旧，染污俗，待我而扫云尔。返而观其行迹，其议论则从新，其染污则犹旧。盖顾氏有言曰：“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而已，除此四者，窅然丧其天下。”吾尝持此以衡今日之俗，与明季略有异同：其相同者，年耳乡耳，宗则今日所轻，而重渐移于姻戚；社则今日所绝，而恩又笃于拜盟。彼党人之所以自相援助，传之自旧，虽昌言维新而不废者，亦有四事，具论如下：
一曰师生。师生本以学术授受得名，非座主与所举者得称师生。晚世浮伪之俗，其师在穷阎织屦者，则弃之未尝一顾，而曲事座主，如对上皇，斯已可鄙。科举废而斯道不行，然执贽上官，以师生相称者，其丑又甚于座主。推究始祸，实惟唐之韩愈。愈作《师说》以自文饰，其门下相从者，自皇甫张李之外，以其力能通榜，求为援手而已。明世武臣对执政则称走狗，而士大夫之事奄人者，名为义儿，其名既污，近世乃假借师生之称，以避指摘。按《日知录》有云：《后汉书·贾逵传》：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郞，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欧阳公谓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郅寿传》：大将军窦宪，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宪，外戚，甫，奄人也，容得有传授之门生乎？《南史》所称门生，今之门下人也。《宋书·徐湛之传》：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谢灵运传》：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是也。其所执者，奔走仆隶之役。《晋书·刘隗传》：周嵩嫁女，门生断道，斫伤二人。《南史·刘
传》：游诣故人，惟一门生持胡床随后，是也。其初至皆入钱为之。《梁书·顾协传》：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传》：有门生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厉声驱出，是也。而今之以达官贵人为师者，则无不自称为门生，彼固以为弟子事师，与前史所说有异。及观其实，则所事者亦外戚奄人之流，而欲入其门，虑无不入钱以当束脩之献者，耆旧既然，新党趋之益甚。是当比于汉世赘婿之科，为人群所不齿也。
二曰年谊。前世所谓同岁生者，谓其同在精庐，得失相告，困乏相资，急难相救，及其学成出校，又在同时，故其恩比于他人为切。若夫以科举取士而同时入选者，前日固非相识，邂逅遇之，何所归厚？而近世执为典常，复取唐人小说浮薄之言以为根据，义不本于礼经，事不允于民志，其不足称说也明矣。翰林院之尊先辈，逾于三老五更，不计齿历之高下，学术之浅深，惟入选后先是问；乾坤可毁，中国可亡，而此制必不可变。由是言之，沈朝士于浊流者，非为过矣！然观今之新党，心识其非，而犹不决然舍去，乃沾沾于百事之改良，非能见千里而不自见其睫者乎？
三曰姻戚。近古虽重宗族，而宗族不皆显贵之人。惟累世达官者，犹以自护其宗为念，下此则宁通谱于贵人，然犹不如择取外姻之为便也。诸将校之起自田间者，虽位至开府，犹见轻于乡人，必与清贵者为婚姻，然后可以御侮。惟士大夫亦然，苟以姻娅为援，其迁转自较常人为易。而郡县守令之属，葭莩末戚，相聚一堂，鬻狱弄权，习为民患。彼新党者，于后者或能制止矣，于前者则犹固著不忘也。
四曰同乡。人情爱其乡里，不足致讥。督抚既横，时有暴政，则同乡京官得诉于察院而理之，此其补苴隙漏，诚不可骤废者。以视前三，夐乎远矣。然今人之爱其乡邻，较诸爱国为甚，夷貉在前，视之自若，而鄙夷他省，辄以为鱼蛇狼虎之不如。一人秉权，则乡人倚之而起；一人失职，则乡人从之而衰。故有舆金辇璧以保其乡贵，使不失旧服者，此新旧党之同情也。而新党之偏戾不道者，或谓南方当存，北方当弃，则往者迂旧之士所羞称矣。
今夫食肉者贵鲜肥，宿则味减，不如其鲜也；饮酒者贵陈酿，新则气暴，不逮其陈也。同此啖食之物，而或新或旧，贵贱殊情。然则论事当以是非为准，不以新旧为准，其例较然明矣。而诸新党于旧道德之党维持者，则视之以为琐节末事，诸有污俗，则随而与之转移，岂不曰吾之党援，将藉是以成立也。若是而顽固守旧者，亦得执此以为口实，曰吾之党援，将藉是以成立也。彼其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两者对校，未见旧之必劣，而新之必优，然则闰位余分，偷假旦夕，及名位既去，其人亦见轻于天下。荀子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此之谓矣。若与汉唐宋明之党人相提并论，不亦轻中国而羞泉下之朽骸耶？
或曰：今之任事者为学生。学生者非新党，而亦自为一群，此殆可以无讥矣。曰：吾向者固言之矣，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著之性为少，渐久渐通，则无不流转而为新党。今天下既无顽固守旧之徒，则新党之名自绝；而诸学生之所为者，又新党之变形也。夫其学术风采，有异昔时，诸所建白，又稍稍切于时用，然其心术所形，举无以异于畴昔。其尊师帅，有异于向者之称门生乎？其应廷试，有异于向者之叙年谊乎？其分省界，有异于向者之护同乡乎？以借权为长策，以运动为格言，凡所施为复与党人无异。特其入官未久，不如昔人之熟识径途，故不敢冒昧以求一试，迟之数岁，必森然见其头角。且新党虽多谄曲，而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犹其所优为者。彼虽恃其客气，外以风节自高，则不得不有所饰伪。今则并其饰伪者而亦不知，惟以阿附群公为事。若夫呵殿出门，登坛自诩，以其爵命夸耀诸生，而祝其取青紫如拾芥者，则新党虽顽顿无耻，犹必噤口不言。然则新党者，政府之桀奴；学生者，当涂之顺仆。新党犹马，不饱则不行；学生犹狸，不饥则不用。自专权自恣之政府计之，则学生之谨愿小心，其可用自优于新党。学生用而新党废者，非独时势适然，亦其品格愈卑，易于策使之故。观近世督抚之荐举州县，犹以书生本色为美谈。彼学生者，诚可谓书生本色矣。若就寻常处世之道为言，则新党诚愚，而学生不可谓非智。何者？东陬貉子，宰割神州，彼亦自树其部落族姓而已。汉人之良者，非备访问，则充书记，求其驯谨顺命而止。下此则为溺职，过此则为出位。其视汉人实无异于趋走供奉，岂复以骨鲠直臣望之耶？篡盗日久，恬然忘故，而汉人亦自以为在汉唐宋明之世，犹之僵卧于海船者，梦中所见，犹是山原城郭，而不悟巨浸之稽天也。汉官之视虏主，无以异于吾族帝王，乃欲昂首伸眉，上法先正，外饰直言之名，内有植党之志，真昔人所谓探龙颔批逆鳞者，大酋一觉，或废或诛，而汉人之为新党者，各鸟兽散矣。以此而处汉唐宋明之世，君威虽伸，舆论尚在，必不至落薄如是。彼满洲者，既无法律，亦无清议，一遭贬削，则望实交陨尔耳。昔李绂之反接菜市，孙嘉涂之掷笔殿堂，此虏酋所以豫惩新党者也。学官之设卧碑，乡老之讲圣谕，此虏酋所以弹正学生者也。学生能善体虏酋之志，执雌守黑，不敢自遂，大智若愚，于是乎在，而新党不能，岂非天下之至戆耶？今之新党，犹有孑遗，幸而小小得志者，皆善守学生之术，以此云进步，则真进步矣；以此云维新，则真维新矣。若就中国民气为言，则新党犹不至靡然荡尽，学生用事，廉耻道丧，耗矣哀哉！而独中国之亡在是，虽满洲政府亦未必不以此致亡于外人也。何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倜傥非常之士，即强力敢死之人，以一者足以进取，一者犹足以自卫也。满洲初入关，虽多兽德，而贞固干事之材，其所素有，此汉人所以不竞。今满人习于承平之乐，惟声色狗马是务，诸所举措，纷无友纪，而学生之承流其下者，一切以顺为正，海内向风，既明且哲，反唇偶语，且不得闻，而欲建立议院，以匡救庙堂之阙，此必不可得之数。然则虏廷之自恣必甚，而亡国刬类，固可以旦夕俟之。满洲之亡，汉人之幸也。所恨者，天下习于学生之腥德，怯懦持下，宁为牛后。满洲之亡，不亡于汉人，而或亡于他族，则汉人亦与之同尽，非变形新党之咎而谁咎哉？若吾党之狂狷者，不疾趋以期光复，日月逝矣，高材捷足者将先之。
（本篇选自《民报》第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