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立宪与政党
夫开设国会者，政治上之问题也；以开设国会为目的者，政治上之目的也。使一国中各社会之人，抱同一之政治目的，结为一团，而活动于一国之内，此其团体为何如团体，世界各国盖皆有之，即政党是也。盖政党者，其定义不一，脱马士罗列曰：政党者，欲以特别方法，行立法行政之事，而集同志之国民，以为一团者也。博克曰：政党者，欲发表政见，广求同志，而欲借之以图国家之公益者也。伯伦知理曰：政党者，非国法之所立，乃从政治上自然而生，其所注目不在国家机关之一部，而欲以其所定之宗旨条理主持一切之政治者也。李拔曰：政党者，定一期限，集合同志，有宗旨，有条理，而其所用之手段又不与法律相忤，惟在国家宪法范围之内，专为人群公益而有所措划者也。是数说者虽不同，然其为政治目的团体，则一也。夫政党之为物也，与国会相关联者。使一国中而无国会，则虽有政党，亦无所凭借以为发展其政见之地，徒然结合，将何所事？且专制国无集会、言论之自由，是则虽欲结党而必为势所格。故立宪国有政党，而专制国无政党，职是之故也。
今欲于中国而言结合政党，吾知必有疑而惧者，然而不必疑亦不必惧也。若疑国会未开之先不宜有政党者，则试征东西洋之往事而知之。英国国会，出于积年以渐而成，不能确指其成立年代。而国中之有长发派、圆头派二党，以为今日保守、自由二党之基础者，则在千六百余年之顷。其时既已有国会之名，斯政党实生于其后矣。若其余欧洲大陆诸国，大都于国会之前即有政党。千八百十四年神圣同盟之后，各国皆以维持专制主义为主，然其时之政党，即应如此反动而生。其最著者，有曰保守专制党，有曰保守自由党，一名立宪党，有曰议院政自由党，有曰民主党，一名急进党。其后又有二大党，一曰社界党，二曰加特力党。是诸党者，皆通各国之国民，而联为一致，为合同之运动。其所以如此者，乃以各国壤地相接，交通频繁，一国之政局有变，则其影响必及于他国，故各国政府既为保持专制之同盟，因而各国人民亦为摧倒专制之同盟，利害之相同与否，以阶级而殊，不以境域而殊故也。然而欧洲政局无几何时，乃竟以此诸党之活动，至使诸国皆为有国会之国，除俄罗斯、土耳其外，无复有一专制国余影之存，则政党之功有以致此也。及乎立宪制度成立以后，保守专制党不复能主张专制说，而并入于保守自由党，议院政自由党，不能久持其制限选举说而并入于民主党，于是四政党并而为二。更进则加特力党并入于保守党，社界党并入于民主党。各国之中，皆必有此极端反对之二大党，以为之中坚矣。此欧洲十九世纪政党变迁之状态，亦即国会开设之原因也。至于东洋之有议会国，惟一日本，其国会开于明治二十三年，然其十四、五年之间，即已有自由、改进之两大党，以为开设国会之原动力。立宪之后，而自由党变而为政友会，改进党变而为进步党。今日本国中尚以此二党为最大。由此论之，则无论东西洋，其开国会后，得力之政党，未有不起于国会未设之先者。此其故无他，非有得力之政党活动于民间，则国会直无自而发生。惟其以政党之力而成国会，故国会成后，即为政党活动之地。人徒见政党之活动于国会也，遂以为非有国会不能有政党，此大误也。以东西各国之事考之，实非有国会而后有政党，乃有政党而后有国会矣。故吾之目的在开国会以改造责任政府，而其方法则在立政党以谋开国会耳。吾以为今日救中国之方法，其下手之第一着，实舍此而莫由矣。
至于惧专制之国无结会、言论之自由，政党颇有难成之势，此诚不能不谓为重要问题。然结会、言论之自由，欲以何术而得之乎？谓政府无故而将以此畀我，此事之所必无者。然则非有政党之势力以迫政府，即言论、结会之自由，亦必不可得矣。至于谓一国中无国会，则虽有政党，亦无所凭借以为发展其政见之地，而因以有疑于政党之事，是则余不谓然。夫以发展政见为词，则岂仅应以国会为其活动之地，并应以内阁为其活动之地。何也？政党之成立也，必自有其主义政纲，无论在朝在野，皆准此主义政纲以为行动。所谓在朝者组织内阁，实行其政策之时；所谓在野者，根据议会以及政策，监督政府之时。自政党言之，则自有在朝在野得权行志与否之区别；而自国家言之，则使仅有在朝党，而无在野党以相抵制，乃为国家之不利益，故二者皆为必要之物。由此言之，则即令今日中国已有议会，而吾人又在议会之中为在野之党，仅可主张政见，而不能施行政见，然而以国家为心，则亦惟当尽其议院中在野党之责任以监督政府。至于能否组织内阁施行政见之一问题，实不必为此等之计算，致令急功近名之念减少其责任心。若夫中国此时并议会而无之，吾人既见国家之存亡由于国会之有无，国会未开之一日，即中国可亡之一日，则欲救吾国者，亦宜以专心一志求达此开国会之一目的而止。至于开国会后，吾人能身入国会为议员，主张政见乎？乃至能身入内阁为大臣，以对于国会而施行政见乎？此二问题者，吾以为此时皆不必预为计算，以纷扰其专求国会之心。盖国会既开之后，一国政事，纲举目张，循法守例，照常行事，贤者不能过之，不肖者不能不及，中材之人皆可自致，全国上下人人皆为谋国之人，合群智群力以进行之，秩序厘然，各尽其职，而国家之事不必期其进步而自然进步矣。至于此时，吾人虽不得为议员，而他人为之，然而不必虑议会之不能监督政府也；吾人虽不得为大臣，而他人为之，然而不必虑政府之不对议会负责任也。政府既负责任，则国家必可反危为安，反亡为存，全国之人共有幸福，斯于吾人之目的既已无悖矣，虽其一身遂被淘汰，或其一党亦不生存，己身虽存，或仅能为一立宪国之普通国民，斯于救国之事有何背哉！故吾尝论之为已开国会之人民易，为欲开国会之人民难；为运用国会之政党易，为开设国会之政党难。吾人生此国，当此时，则取眼前之责任而负之，上当政府之冲，下谋人民之福，力为其难者而已矣。至于他日国会开后，不必曰不为议员，不为大臣，亦不必曰必为议员，必为大臣。总之，国会开后再议他事。
此时国家所急既在国会，则吾人心中目中宜惟有此一物。凡有补于此事者无不为之，凡无关于此事者无一为之，聚精竭力，以求其成可也。吾主张立政党以谋开国会，有能赞成吾言者，愿以此意与天下贤者共勉之。且吾之主张，必有一政党，始可谋开国会者，其理由虽不一端，然其最大之理由，则前者可以死，而后者可以继也。夫人莫不各有其目的，使有人专抱其目的以求达，终以不得达而死，则其个人之目的亦必随个人之遗骨以俱化，而无从更现于人世之间。若夫有团体者，则与之有异。团体之所由成，既为有同一目的之个人所集合而成，则此团体谓之目的团体，团体中人，即无不以团体之目的为目的。假使党员有因此目的而死者，则不过目的团体中少一人而已，不仅团体之目的如故，即死者之目的亦尚留于诸生者之间，而终有可达之一日。个人虽死，团体不死故也。故欲求目的之竟达，则个人实不如团体矣。夫吾之所以言至此者，非必曰某也必死，某也必生，因以是相惊疑也。盖天下事未有可侥幸成者，知其难而不为，固为不勇；不知其难而为之，亦为不智。今中国政府之不负责任，方日嬉游偷惰，苟贪利禄，自幸人民之不予扰也。即民间倡言破坏、主张革命者，亦舍政治之事于不问，任政府之腐败而不一监督之，且或欲利用其腐败，以激起人民反抗之心，甚至倡言贪官污吏非其所恨，闻政府之腐败而喜，闻政府之不腐败而惧。问其何以至此之理由，则必曰非起革命军除去君主后，不可以言政治也。此其为是为非姑不问，然其革命军未起之一日，君主未去之一日，其党之利益即无一日而不与国家之利害相反，与政府之利害相同也。惟其如此，故政府亦不甚惧之，不惟不惧之，且私喜其不我撼焉。故不主张政治革命者，必非政府之所深忌者也。若夫吾人之言政治革命者，则直接与政府利害冲突，较之他党最为急进。项城袁氏仅主张改革官制，而京中各衙门，无上无下，尽起而反对之，现在北京茶寮酒肆所漫骂者，皆袁氏也。使袁氏非以大臣之积望行之，戊戌之变，必再见于去年矣。况乎吾人所主张者，乃在开国会，直于政府上下利禄之徒，与以当头之打击，人人皆感直接之痛苦，此较诸袁氏之事有过之无不及者。政府之惧而恨之，较彼不言政治革命而避入他途者为何如乎？且吾人所欲结之党，又必彰明较著，显与政府为敌，而不宜以秘密自藏，则苟无敢死之心者，与其入显著之政治革命党，不如入秘密之非政治革命党也。盖彼党一日不起革命军，斯一日与政府无关系。而我党不然。其目的既在开设国会，以奏政治革命之功，斯即当国会未开之日，政府之失败仍有不能不理者。若不理之，则于吾人之目的未为圆满；若欲理之，则时时在与政府为难之域也。政府于此恨乎否乎？且吾之为此言也，不过以之预告言政治革命之同志，非知乎此，不足以坚其冒险之志，而达开设国会之目的，以明凡事不可有丝毫侥幸成功之心，庶几能肩此任耳。
至因此而疑政府之势力可畏，国会不可得开，目的不可得达，则又不必也。何以言之？中国政府乃放任之政府，而非俄罗斯之强暴专制政府可比，予前者既详论之。俄国人民欲开国会，非以兵力与政府相抗，伏尸遍地，流血成河，则不能达其目的。俄国人民之求立宪已数十年，其社会民主党、社会立宪党等，有将至百年之久者，至今日而始达其目的，其政府之强暴可想而知。吾人不能深悉其内政之情事，但一观其外交之横暴无礼甲于各国，即可悟胜之之难矣。中国政府惟其放任也，故事事居于被动之地位，而又最易劣败者也，于外交有然，于内政亦有然。彼如睡人，无人以摇撼之，则长日昏睡如尸；若有摇撼之者，则不免于睡梦之中，以足跌人，惟洋人来以足蹴其头，斯乃瞿然而惊觉，跪地而请罪耳。其对内对外强弱之异同也，不过如此。故即有主张政治革命者以与之相抗，彼其为民党崇也，当亦非俄罗斯之强暴可比，充其量不过捕杀数十百人而已，一党之公共目的必能达也。夫吾国所最急须者国会也，吾党所最力图者开国会也，使仅捕杀数十百人，而国会遂以开，斯亦不能不谓为中国之至幸。且过此以往，吾可信必无大于此之阻力矣。盖政府杀一党员，民间可增无数党员，若杀至数十百党员，全国之中半为政府之敌，斯于左右叱咤之声中，而不负责任之政府必倒，代表国民之议会必开矣，不必如俄罗斯人民之必有军队武力而后能集事。此吾所能预揣者也。
或有问予者曰：子之所谓开国会者，与要求立宪何以异？若其果为要求也，则必有武力者而得能要求，否则但可谓之乞求，乞求必无效也。且子之不恃兵力，乃以为中国政府易倒耳，设使中国政府而变为俄罗斯之政府，子仍能恃平和的革命以成功乎？如上所云云者，于此一问题，殊未见能解决也。曰：诚然，诚然。吾请次第论之。予之主张开国会，与要求立宪诚无以异，然予不以要求立宪相号召者，非不以要求立宪之名为然而避之也。乃以为与其求形式上之宪法，不如求实质上之国会；与其言广漠之范围而云立宪，不如举简单之事实而言开国会。以为天下有有宪法，而所谓国会非国会者，如土耳其是也；天下未有有完全之国会，而不得为立宪国者，如不成文宪法之英国与成文宪法之德、日等国皆是也。其实开国会与立宪，实非二而为一者，故即谓予之所主张为要求开国会，亦无不可也。至于凡要求者必有武力，否则谓之乞求，是说也，自民主立宪党发之，予信以为至言，不可移易之定理也。然予尚有一言可以补其义之未足者，则曰武力之大小，因所要求者之强弱而异。予欲言予所要求者之强弱，不得一比较焉不足以明之也，则试取民主立宪党所要求者，以比较之。民主立宪党之机关报，大书其宗旨有六：其一曰，要求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是与吾人之目的方法有大异同者也，试述其所异者如左：
（一）所被要求者异。吾人所主张者为君主立宪政体，则其所欲革者在专制之政府而不在君主，不待言也。故夫吾人所欲得者，乃在开国会，开国会即所以革政府也。使吾民而不以开国会为然也，则吾无复可言者。使其群认此为救国之方，而能集合一大团体以谋其事，如吾前所论者，则既对于政府而有强迫之势力，斯即对于君主而有要求之势力，政府既不能支，斯君主自不能不诺矣。何也？政府既不能固守其专制之权力，而谓君主一人不得政府之助，乃能长此专制者万无是理。此立宪国君主所以不能为人民之害也。使政府不能敌人民，而君主犹欲敌之，则其祸必及于君主之身，此各国革命之历史可取而证之者，故彼时而仍专制，斯为君主之害。反之，而立宪法、开国会，则君主乃与人民交利，盖专制国君主不及立宪国君主之安乐，与专制国人民不及立宪国人民之安乐，同一理也。惟立宪国之政府，则不及专制国政府之可以肆恣如意，不负责任。故为立宪与开国会之阻力者，政府必居其九，而君主仅居其一也。吾人之目的所以在革政府，而不在革君主者，实因乎此。而其方法则欲以人民之势力强迫政府而要求君主者，亦因乎此。立宪本为君民处利之事，而又以人民之势力济之，苟至人民势力能强迫政府之时，斯对于君主而行其要求，亦不过形式上之一仪文。政府既不为阻，则国会之必开，不待言也。
若夫民主立宪党则不然。彼之反对君主立宪，而欲以人民选举元首之制行之，此其与予等异者也。然现今之专制政府，彼党亦当不以为然而欲革之，是则无论民主立宪党、君主立宪党，其对于君主之方法虽异，对于政府之方法则应同出于政治革命之一途。此理论之所当然者也。然而今之民主立宪党，其手段乃不出于政治革命，而别有所谓种族革命者，是何故欤？则因其以民主主义为目的，而以民族主义为手段，于君主与政府之外，尚欲有欲去者故也。夫人徒见其以民族主义为手段也，则以君主为满人，欲革君主，不能不言此耳，而不知其非也。夫民主立宪党之欲革君主是固然也，然此不过为民主主义，而非民族主义。何以故？中国数千年来，国中人不止汉族一族，如明时即已有满、回诸族在内，而君主适为汉人，然君主乃立于各族之外，不过为国家之一机关。今之中国，亦不止汉族一族，而有满、蒙、回、藏诸族在内，而君主适为满人，然君主亦立于各族之外，不过为国家之一机关，其事正同，毫无所异，则即革去此君主，仍与民族主义无丝毫之关系。此民主立宪党之所知也。君主既立于满、汉各族之外矣，斯凡言民族主义者，不过人民排人民之主义，于全体人民之中排满、排蒙、排回、排藏，而以纯粹之汉人立国，行其共和政治之制耳。汉既排蒙、排回、排藏，而蒙、回、藏又将以反动而排我，各自离立，世界各国环而视之，于是国际问题以生，乃不得不对于列国而言要求矣。世之诋民主立宪党者，以为彼因言民族主义，故不得不言民主主义，而要求列国实为无耻，然予则不谓然。彼等皆汉人，程度在各族之上，何为而言民族主义者？谓其因民族主义而生民主主义，不如谓其因民主主义而生民族主义。何也？彼盖心醉民主立宪国之制度，而因蒙、回、藏等族无共同选举之资格，故不得已而采民族主义以为之手段，以求去彼而孤立。然使汉人如此，则蒙、回之地必归于俄，藏地必归于英，汉人之地必归于日、英、德、法等国，以内部瓜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结果。此其危险，不可思议，乃民主立宪党所能知者，故不能不对于列国而要求之。此乃其洞知世界大势，特有深谋远虑之处，予虽不以其方法为然，其远计亦不能不服之。盖不得列国之赞成，则其事决不能成，故要求列国赞成，不得不取以为一大主义也。惟是其所谓要求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事业云者，骤观之似不知何等事业为革新事业，若谓其指兴教育、营工商、筑铁道、采矿山等等而言乎，则主权在我，一切行动任我自由，何为而要求彼之赞成？且彼之赞成我，无非欲攫夺我之铁道、矿山等，以投入其资本。此种赞成之法，乃我之所深惧，方拒绝之不暇，而岂可更要求之者！则其所谓革新事业，非指此等而言可知也。至于由专制改为立宪，真可谓为根本重大之革新事业，然我欲立宪，何国能阻我者？吾辈亦主张立宪，殊未见有要求列国赞成之必要，何也？即民主立宪亦岂待人之赞成而后能行。则所谓革新事业，亦必非指此而言可知矣。予向者见其标示此主义而未得其解也，今能知其所谓革新事业者，乃指以民族主义之手段，达民主主义之目的而言。是蒙、回、藏地必为其所弃，将惹起各国对于东洋之大问题，诚不能不得各国之同情。故其第一手段则排除各族，第二手段在要求列国。此皆由欲达民主之目的所生之结果也。于是与吾党所要求者，一在国内，一在国外；一专为本国之问题，而各国无参与之权，一直为世界之问题，而本国无自主之权矣。
（二）所以要求之武力异。民主立宪党之要求列国赞成也，不知其意在保全汉人领土，要求日、英、美、法、德诸国不瓜分之乎？抑并将代蒙古、回部而要求俄，代西藏而要求英，保全中国之全土不瓜分之乎？予以为是二者不可分。苟不能代蒙、回、藏以要求英、俄，则虽要求列国之不瓜分汉土，仍无效也。何也？俄得蒙、回之后，英势不能不得藏，各国势不能不得汉，以求均势。此必然之结果，无可逃者。今即日并要求之，则亦决不可无武力。此民主立宪党之所知，而常以此警告国民者也。
或曰：武力不必兵器，国际法亦武力也。予曰：信然，信然。然是言也，有兵力之国乃可言，无兵力者吾未见有言国际法之资格者矣。使革命军之兵力而能排俄于蒙、回，排英于藏，排各国于汉土，则各国皆守中立，不我掣肘，是固合于国际法者也。若其不然，则各国互约取中国而瓜分之，亦合于国际法，决不能谓其无瓜分之先例，亦决不能谓其不能创一瓜分之先例也。若民主立宪党之兵力不足以抵制各国，而惟仅恃国际法尚武力以为要求各国之具，吾其为全国同胞恸矣。然则以要求列国为前提而言武力，其为武力宜如何矣？若夫吾党则不然，不恃国际法而恃舆论，但使举国之议论，不为人民程度说所惑，而一致主张进行之，将见无几何时，而开国会之声呼噪于全国，彼时政府虽欲抗之而无可如何，不得不降于国民之下，故舆论即武力也。如今之舆论仅在于兴教育等，然举国上下已无人敢复言复科举者，谓非舆论之势力所致而何乎？夫国内之舆论，所以异于国际之公法者，则舆论即为势力，而公法不即为势力故也。其不同之处有如下之数点：
（甲）国内舆论有一定之实质，国际公法无一定之实质。国内舆论而主张开国会乎，则舆论之实质即开国会也，因而要求君主以从舆论，斯国会遂开矣。若夫国际法条理万端，方法不一，今要求列国之守国际法，彼若任我之五族分立而严守中立，不为干涉，固合于国际法；彼若与各国互约，群取中国之土地而瓜分之，亦合于国际法。以此而为要求，不知所要求之实质安在也？
（乙）主张国民舆论者乃以群求孤，主张国际公法者乃以孤求群。一国之中，君主仅一人，而余外皆国民也。若国民之意皆欲开国会，而谓君主一人能抗之，必无是理，故舆论即为势力。若夫列国之于中国，则彼众我寡，我自信赖国际公法以为援，而彼皆不愿焉，欲以铁炮从事，则我无如之何矣？
如上所列，则国内舆论可以为势力，国际公法不可以为势力，此可断言。一言以明之，则国际公法之势力，待兵力而后生；国内舆论之势力，不待兵力而后生者也。变词言之，则国内舆论可以为君主立宪党要求君主之武力，国际公法不可为民主立宪党要求列国之武力也。此义既明，则民主立宪党所恃以要求列国之武力，惟一兵力而已。君主立宪党所恃以要求君主之武力乃有二端。其主要之武力为舆论，其附加之武力为兵力。夫舆论之不足以为民主立宪党之武力者，一国之舆论，而非列国之舆论，与彼无关系故也。而君主立宪党则不仅以舆论为武力者，防舆论之武力不济故也，然有与民主立宪党异者，其兵力必待舆论之要求不应，政府之反抗愈坚，乃于其时认为政府下命令于人民，令其以兵力从事之时，始不得已而用之。若仅能以舆论之武力而奏功者，则不必更用兵力。今中国特无开国会之舆论耳，若其有之，则吾可信其必能推倒放任政府而开设国会。故余今日必不为兵力之预备，必待他日万不得已而后用之。若夫民主立宪党，非预备兵力，即可谓无丝毫要求列国之武力。故以现今二党之政策言之，则君主立宪党，惟预备要求君主之众多舆论；民主立宪党，惟预备要求列国之强大兵力而已。
或曰：子论民主立宪党除兵力外，无要求列国之武力，是固然也。然子谓君主立宪党之武力有二：一主要之舆论，一附加之兵力，舆论有效，则不必用兵力，舆论无效，则不能不用兵力，予亦无可驳者。惟以予观各国往事，其仅以舆论而奏功者甚鲜，而揣中国之前途，亦未必可不用兵力而能遂其开设国会之愿。鄙人不敏，有疑于此，愿有以明教之。曰：世界各国中之革命事业，惟主张民主立宪，欲取君主与政府并去者，斯其所用兵力必特多。法国第一次革命之先，本已有宪法、有议会，君民之间不流血而竣事矣。使法国人民即此安全秩序，以图进步，安知今日程度不在英国之上？乃无端以选举法之幼稚错误，定议员不得再选之制，致惹起骚乱，波动全国，殃及君主，乱机一发，亘数十年流血遍地，不可休息。其所以如此者，必非君主立宪之原因可知也。此其一也。英国千年以来无激烈之革命，有之，则惟千六百四十九年，克林威尔举兵杀君主而行共和政治，其后迎君于外，王政复古，而国事又安全，宪政仍确立矣。克林威尔之所以如此者，必非君主立宪之原因，又可知也。此其二也。是二者，乃民主立宪用力特多之故。此外各国立宪之顷，其革命最激烈者，世界中殆惟一俄国，彼乃其政府过于强暴，惨无人理。其国既在欧洲与各立宪文明国民交通，其恶专制如蛇蝎，而被政府之压抑既久，怨怒实深，故一发而不可复制。今即制宪法开国会，然政府之蹂躏人民乃至欲蹂躏议会之心未尝少息，其辗转反动之结果，非吾人所能预测。若其政府得使威帖伯之俦当国，调和君民，确立宪政，则此后之俄当于世界更益增其封豕长蛇之患。若其不然，而君主与政府之顽强如故，国民之暴怒如故，则或以相讧，而必欲达其民主社会主义之目的，更为数年或数十年之大扰乱未可知也。故俄国之事，此时不能遽归入于君主立宪之例或民主立宪之例，必俟他日国事定局之后而后能定之。
若夫此外之君主立宪国，其人民所用之武力，必较民主立宪之武力为最少。日本倒幕之兵，与专制、立宪无关系。明治初年以来，幕府归权天皇之后，其专制日以进步，其后乃全恃人民舆论之武力，而即以立宪法开国会矣。西乡隆盛西南之役，乃主张征韩，与先图内治一派为敌，而非因改革专制而起兵，亦与立宪之事无涉也。此其一也。英国国会由来甚早，其逐渐进步，乃多不由激急革命而来，克林威尔一役，所以为特别之骚动者，因去君主故耳。其余纯粹政治革命之事，虽或有用兵力者，然决无此役激烈之比。若夫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名誉革命，乃仅以改正选举，废止殖民地奴隶，改正邮政，废谷物数法案通过国会，而国中大问题遂解决矣。此其二也。普鲁土立宪之始，人民要求君主，君主始已允之，乃无端以期日错误酿成柏林三月之变。然其为变亦甚小，即无此变，立宪政治固已成也。此其三也。其他君主立宪各国，大都类是。
若今中国之君主与政府不能顽强于各国专制之时，则于此而言君主立宪，虽吾人不必有专恃舆论之心，然谓无兵力而仅有舆论之决不能成者，乃过甚之词也。且舆论之武力，可以奏功，又非仅以政府之放任易与而云然。世界之舆论亦与我以绝大之助力，此较欧洲诸国，而尤易者也。何也？欧洲当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以后，梅特涅之专制主义，乃为各国共守之信条。其间又有言立宪伸民权者，不仅本国政府反对，且将来列国之干涉，故法兰西屡次革命，其影响于全欧洲者甚大。其结果也，法国自身虽被牺牲，至今不能与英、德诸国争盛，然他人之受其惠者实多，乘彼之热潮，避彼之惨祸，而民权既起，国势亦安矣。使其时无法兰西如火如荼之大革命，殆无可以摧坏全欧专制同盟之压力，而法兰西则竟牺牲己身以进全欧人民之幸福，此亦当世时势所驱迫而然，而历史上所以有莫大之价值也。今中国所与列并于世界者，则何如？直无一而非立宪国，其不以专制为然者，则无上无下而皆一致，与前此欧洲政局正相反对者也。故我等而言立宪，但使不因此而生起国际问题，则各国必不待要求而能得其赞成。观于各国报纸尽诋中国预备立宪为有名无实，未有一焉以为宪法不必立、国会不必开者，此可以为证者也。惟吾人所谓舆论之武力，乃仅恃乎国内，而无恃乎国外，故要求列国赞成之一主义，非吾人之所取。然各国之必赞成又可不问而决之，故吾人对于列国，不必要求其赞成，亦不屑要求其赞成，非各民主立宪党要求列国，而犹虑其不赞成者可比也。吾何以论及此？乃以证明舆论之武力有余而不必尽用，仅取其国内一部份之舆论而已足矣。谓舆论之不能成功，吾此时实有所不信也。
或曰：设使舆论而竟不能成功，势不得不用兵力，则子将何以策之？曰：此他日之事，不必详论。若欲预言之，则吾固已思之。使吾党以舆论要求不遂而不得不用兵力也，必政府之强迫吾党以用兵力。彼其时国民之舆论又必呼曰：兵力，兵力！一人而呼之，万人而和之，斯兵力即从此呼号奔走之中而生矣。故至是时，仍为合舆论与兵力而为武力，而非遂以舆论为不成武力，乃舍之而专用兵力也。以此之故，即至彼时而其兵力与民主立宪党之兵力，仍有绝大之差异。试举其异者于下：
（甲）我之兵力可小，而彼之兵力必当大。君主立宪党之政敌惟一政府而已，即至万不得已而用兵力，仍当以专革政府不革君主为其始终一贯之目的。既无意于革君主，则其所谓兵力亦取足以警政府而已矣，与他国无与也。若夫民主立宪党，则政府与君主并去，其所须之兵力既当数倍于君主立宪党。且当建立民主政体之时，蒙、回、藏等之问题同时发生。我排蒙而蒙入于俄，我排藏而藏入于英，斯时兵力若能与俄战于蒙古之野，则可也；否则各国之兵，必集于汉人之土。欲遍敌各国之兵，则所须之兵力当愈多。故民主立宪党之兵力，虽不必能敌各国，亦必当足制强俄。若果有足制强敌之兵，则以之要求于俄，令其中立，或不必有交战之事而可以奏功，因以保全东洋之和平。而其应我要求与否，则以畏我兵力与否为断。民主立宪党虽曰要求列国，然予以为此犹过于矜慎之谋。自予观之，但要求俄国、法国而见允，则各国虽不要求，亦可保无意外之虞也。彼党机关报曾有《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之文，其中意计，各国出兵，中国能有几何；又言练兵，不能征服国民军，而引以被征服于英、美练兵之菲律宾、杜兰斯哇国民军为证；又曰外乘各国之均势，内恃国民之意力，即使事出意外，亦非无备。是可知民主立宪党，固日日在预备要求列国之强大兵力之时矣。盖非有大兵，实不足以制此强敌，以我等所谓兵力比之，洵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愧，然亦无可如何，而不必相效矣。
（乙）我之兵力可败，而彼之兵力必当胜。民党举兵以抗政府，其不为政府所败者几希？普鲁士柏林三月之变，人民始时殆几于徒手而搏战，其卒为政府所败，固不待问。俄罗斯革命军之激烈，为世界各国改造君主立宪之时所仅见，而亦为政府所败。然而普鲁士、俄罗斯等卒得布宪法、开国会者何也？人民中一部份以兵力从事之时，愈以唤起全国不直政府之激昂舆论。语曰：“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况政府数人而为全国所指哉！故其结果，兵力之武力虽败，而舆论之武力终胜，仍以舆论为告捷之具。宪法之所以布，国会之所以开，仍当归功于舆论，而不当归功于兵力。兵力亦不过为一造舆论之具，兵力愈败，舆论愈烈，此其所以可败而不必胜也。若夫民主立宪党之目的重在革君主，夫君主苟非白刃及于其身，则虽以如何激烈之舆论，岂能使之去位者？此英、法欲行共和政治之时，其兵力所以特重。中国民主立宪党而欲达此目的，使其举兵而败，则前功尽弃矣。虽然屡败而不得逞，而政府之顽强如故，则国民郁怒既久，亦终必有一旦突起横行无敌之时，斯君主必败而授命于民党，故革君主之目的究非难达。惟是君主虽革，而蒙、回、藏等之问题以生，或仅与俄战，或兼与法战，或尽与各国战，不可得而预知，所须之兵力之多少，亦不可得而预计。然有一同一最危险之问题在其中，则一切不可战败是也。盖一战败，则中国全土惟任列强之瓜分而无复有其他抵抗之力。此时而国民全体赤手徒搏以抗之，亦不过如台湾土民起抗日本之事，终归无效。而中国则自此以后，千秋万世长为历史上之名词，吾民乃将由亡国而绝种矣。比之吾辈可败之兵力，其负中国存亡之责任过之数十倍，不其危险而可惧乎？
如上所述，可知吾党将来至不得已而用兵力，必非甚难之事，亦必非无效之事。然徒手以被杀，与执兵以被杀，皆所以唤起舆论，乃因徒手被杀之所以唤起舆论不强，故不得不以执兵被杀继之耳。故吾党之武力，虽有舆论、兵力之二种，而其始终专恃舆论成功，不恃兵力成功则一。故吾论武力而以舆论为主要，以兵力为附加者此也。然而今日者开国会之舆论，尚未起于社会，要求之事尚无可言，国民与政府尚未为一度之相接，则专恃舆论成功与否，犹不可知。则不仅无急谋兵力之必要，且兵力亦由舆论而生。舆论尚无，更何所得兵力？则兵力一层，在今日亦可置之不议不论之列可矣。
或曰：今者有上谕预备立宪，君主立宪党何不据此以为要求，而必待国民舆论者何也？曰：无舆论而仅以上谕要求君主，此正如无兵力而仅以国际法要求列国，不能谓之要求，但能谓之乞求。乞求者，必无效也。此何以故？则以预备立宪命人民固上谕也，若复以预备专制命政府，亦岂不得为上谕？此正如中国内乱，而各国中立，固为国际法；中国内乱，而各国瓜分，亦为国际法。予既谓民主立宪党不可恃国际法以为无武力之乞求，则君主立宪党自不当恃上谕以为无武力之乞求，不待言矣。民主立宪党，若有大而必胜之兵力，则据国际法以要求列国中立，必能有效。君主立宪党，若有舆论，则据上谕以要求君主开国会，亦必能有效。其所以如此之异者，则一成为国际问题，一仅为国内问题故也。今为欲明我党之方法，特取民主立宪党之方法，而作一比较表，以供国民之览焉。
合以上论之，则吾所欲立之政党者，乃挟舆论以要求开国会者也。于此有一问题焉，则政党之成立，当在何时？吾尝思之，则欲待开国会之舆论大盛时始立政党，则不仅舆论非旦夕所能成，而政党之成立过缓也，且无政党活动于社会，则舆论亦不易求其大盛。然使开国会之舆论，并无丝毫之影响，则政党之成立亦难；即成立之，亦未必遽能归势力也。故吾以为政党成立之时期，必在于国会问题已发现于社会之后。今社会上尚无注意于此问题者，则政党不能不稍待，而凡海内外同志之士，皆不可不负提倡开国会之责任，以唤取舆论矣。
夫吾前者论经济的军国主义，不可无自由人民、责任政府，既于其主义中之内容作图以明之矣。此节所言，则皆以自由人民改造责任政府之事，与吾主义原为相成之事，且吾主义必待此而后完全。今为欲使国民了解之故，特取前图而续之，以示其一贯之意焉。
有政党以开国会，则政治革命之事以成，吾之主义所以策中国之于世界者，始有可言。此篇所论之政治革命，乃其第一着手也。至于中国宪法，将为何等宪法，则请继此而论之。
（本篇节选自杨度：《金铁主义论》，载《中国新报》第4期。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