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7．政党论

郑浩

（一）绪论

呜呼！我国人政治上能力之弱，发展之迟，其甚矣哉。于何见之？于今日始有曰政党、政党云者见之。政党之于宪政，犹舟之必有舵也，无舵，则舟将东西不知所适。犹四支百骸之必有神经系也，无神经系，则四支百骸，将失其知觉运动之能力。犹机械之必有电力汽力也，无电力汽力，则机械立将停息，而失其效用。故美人苦冷氏曰：“国无政党，则政治社会之潮流，必至停滞不动。”盖政党如斯之要也，然而我国经数十年来之创巨痛深，如水益深，如火益烈，至今日乃始有豫备立宪之名。同时而在野之士，乃始奔走号呼。有正式之政社标树旗帜，公然表示于上下之间，而有政党之名。至此而有政党，我犹喜之，喜前途之有望也。而至此始有政党，我实悲之，悲萌作之后时也。夫其所以如此迟迟者，固有诸原因焉。我国数千年来，其曰党云者，则国法悬为厉禁。又不惟国法上然也，道德上亦然，曰无偏无党，曰君子不党，经训炳然昭垂之。此政党观念薄弱之远因也。然至今日，而结社集会之自由，当局除少数昏迷怀私者外，其余稍明时事知自好者，则亦不敢轻犯天下之不韪，而妄事干涉禁止之者矣。我国民结团体讲合群之声，亦日喧传于社会间不绝矣，而犹迟却不前者，又何故？则以数年以来，鉴于社会之恶德，躁急者激于感情，易锐进亦易破坏。冷静者沈于悲观，重退守而甘放弃。而又见各国政容〔客〕失德时有所闻。其怯者则又上惧政府抑压之虚声，下悼反对派无礼之嘲骂，是以迟疑而却顾焉。此又政党观念薄弱之近因也。虽然，此诸原因者，岂惟我国有之，日本昔亦有之矣。自明治十三年，新刑法颁布以前，其法律犹取资于唐以来之中国律也，自来日本法律上亦视党派为一罪恶。明治维新之初，犹于通衢间，高揭徒党禁制之文字，始也社会一般之人，固亦甚不欢迎党派之事。然而日人尝不以此障碍置于目中，始以美舰一击，顿醒二千年来之迷梦，而有攘夷党尊王党，以对于开国党佐幕党。及反对党消灭，而攘夷党尊王党中，乃变为王政维新党及复古党，然此犹未有政党之主旨也。及明治七年，而板垣等上民选议院设立之建言书，同时遂组织爱国公党，于是而政党始萌芽焉，然犹未具政党之形式也。及西南乱平，国会期成同盟会，合十万人以请愿，至明治十四年，开国会之诏下。自此而板垣大隈，一领袖自由，一统帅进步，两党分驰，而堂堂正正备主义目的形式之政党出焉。虽中间几经转折，而回顾维新之初以来，仅十余载间事耳。彼国民之勤于国事，敏于机先如此，其至今能跃飞东亚，偶于强国间者，非偶然也。而就其进步之速，更易一方面以观之。彼其十余年间，所遭险阻艰难，屠戮禁锢，放逐解散，屡见不一。以视我国人所以为障碍之原因者，犹将不可以同日计。然而日人乃能成政党于二十余年之前，而我至今日乃始有曰政党云者。其贸者犹或骇之吁，其不甚迟矣乎，其不可耻矣乎。虽然，此究惟不知政党必要之故，非不知也，不真知也。昔程子论格物致知之义，曰知必真知，而以谈虎为喻，谈虎一也，而闻者有变色与否之不同，则真知不真知之故。夫人必真知之，乃能诚好之。故《大学》之言诚意曰：“如好好色”，以好色人所真知也。今予将绍介东西名论，以供国人之好。不揣固陋，爰有兹编之作吁。往者已矣，来轸方遒。小野冢博士之言曰：“非国民一般热心于宪政，则宪政不能成，虽成亦不坚固。”而热心与否，尤于政党势力之大小觇之。我国民至此，其不可不饮食嗜好之矣。

（二）政党发生之原因及其时期

我生之初无涯也。由原人至今，始有立宪政体，同时而始有政党。则宪政也，政党也，仅近顷一刹那间所有之事耳。我生之后无涯也。群治日演，我不知今所谓政治上唯一无二之宪政，后将何往也。更不知其所谓政党者，又将何往也。故政治学家之言曰：“社会非常幼稚，则无政党。”又曰：“社会非常发达，则亦无政党。”然则主于前后际，仅其中间刹那之顷，始有曰政党云者，得非偶然适然之故乎。虽然，惟其中间特有曰：政党云者，愈知其非漫无原因而为偶然适然之故。盖政党之发生也，有心素上之原因焉，有物素上之原因焉。昔菊池氏之论政党原因也，有四，曰：（一）本于国民之智识；（二）本于国民之共同心；（三）本于国民之自由心；（四）本于国民之自治心。此心素上原因说也。永井氏之论政党原因也，亦有四，曰：（一）须议会之议员，由民选而出；（二）当选者须以多数票为要件；（三）须政治之主旨，法律租税，非经议法则不确定；（四）议决须取多数制。此物素上原因说也。盖人必有政治上之智识，始知国家与个人之关系，而研究国事，监督政府，参与国政之观念以生，而非有所团结，则力薄而志犹不得达，故共同心尚焉。而政党之结成，又非有他动之强制力为之也，故自由心与自治心又尚焉。此菊池氏心素原因意也。有议会，有选举，斯有多数制。有多数制，则必有竞争。有竞争，则孤立者必败。如此则必大为团结，始能行其政策，此又永井氏物素原因意也。由前之说，即置重政治能力之意也；由后之说，即置重立宪制度之意也。夫国民有政治能力，则国家自可有立宪制度。而国家既有立宪制度，则国民之能力，又自无俟乎言。然则一言政党之发生也，但就立宪时代言之可矣；一言国家之有立宪制度也，而政党当无不同时发生矣。虽然，其时期又自不同。盖各国立宪之体样，有固有继受之互殊，故其政党之发生，有先后迟速之各异。予试征于历史以明之，英国虽自一千二百二十五年，有大宪章之发布，而此时政党仅在胚胎。至一千六百二十八年，因有权利请愿，而宪法重要之原则大定。至一千六百四十年，而真正确固之政党始成。盖英为宪法固有之国，其宪法之生也，基于自然，积之以渐。故其政党之成也，亦因之，势固然也。若继受宪法者，则英国以外诸国皆是，兹不暇殚述。仅即最先继受之美国，与最近继受之日本言之。美国于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十三州宣言独立，翌年而定宪法之基础。至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因征收租税之纷争起，自由保守，分为二派，自是政党成，绵延以至于今，则较于英为速矣。日本自明治十四年，开设国会之诏下，宪政之基础虽定，而宪法犹未布，议会犹未开也，其时进步自由之党成，则尤速矣。由此观之，则夫继日而兴者，其发生迟速之比例，当更何如也。然无论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而其发生之时期，必与宪政以相俟也则一。故如美国革命之时，非无独立党与非战争党也，日本明治之初，非无如前所云开国党与锁国党等也，而叙政党沿革史者不与焉。由是言之，未入于宪政之前，谓之政党之睡眠时代可也。虽有党派，谓之政党之前生可也。更严格言之，如日本明治十四年后二十三年之前，虽曰政党之形式成，而其对于国家也，尚非有直接上积极的之关系，则犹仅如婚姻之有豫约时代，否则如婚姻之虽有届出，克生法律上之效力，而在尚未有同居之事实时也。第此时已入于宪政时代，同时即为政党之组织时代，则即谓此时为有形式之政党，无不可耳。

（三）政党之意义

自来说政党之意义者，虽大略相近，而时有偏缺。夫意义不明，则政党之性质范围，因之而晦。故兹先为叙述各家之学说，次论评之，次乃确定。夫一是而申明之，辞虽繁而不惮焉。其在欧美，则有拔克氏、托马斯拉累氏、伯伦知理氏、理拔氏、苦冷氏之学说也。拔克氏曰：“政党者，因欲以人人一致之特定主义，增进国家之利益，而为协同的团结也。”托马斯拉累氏曰：“政党者，欲得施行立法及行政之事业，以某特别之方法，而为国民之共同团体也。”伯伦知理氏曰：“政党者，非因国法而起，乃政治上之产物。其目的不在国民机关之局部，而在一般之政治，而为同志之结合也。”理拔氏曰：“政党者，依法律范围内之手段，为欲达某主义利益及经纶，于某期限间，国民之协同集合也。”苦冷氏曰：“政党者，持共同之意见，为欲成所期之目的，于国家活动之范围内，利用国家之势力，就同一问题之有同一议论者，相互集合之国民也。”其在日本，则又有永井氏、藤田氏、小野冢氏之诸学说焉。永井氏曰：“政党者，依平和之手段，以增进国家之利益为目的，为欲实行其主义，而人民所结合之政治团体也。”藤田氏曰：“政党者，谓同政治上之主义者，相结合而组成党派，斗其所怀抱之政论，决议其是非利害于公议场所者。”小野冢氏曰：“政党者，为欲于政治社会，得优势之地位，而继续之。有基于公共利益之一定意见，为共同之活动，而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结合也。”以上诸说，余试据其臆见而为之论评焉。拔克氏所谓特定意见，而又必本于团体内之人人一致者，诚政党不可缺之要件，然此在他之政治党派亦然，非政党之的确定义也。托马斯拉累氏所谓欲施行立法行政之事业者，此惟政党内阁成后，乃有以立法兼行政之权能。否则仅属于理想的，而不能以其间接之事，即以为直接之事。伯伦氏所谓不在局部而在一般之政治者，于政党目的之范围当矣，而于政党组织之方，尚少说明。至理拔氏所谓依法律之范围内者，此似与伯伦氏相抵触，而实非。伯伦氏乃指政党之活动，不必为法律所规定者而言，而理拔氏则指苟非违背于法律，而有言论行动之自由者而言。其意固各有当，第其曰期限云者，则诚不能无疑。氏之意，本言政党非一时的结合而有永久之期间耳，然政党之结合，非可以期限言者。至苦冷氏谓利用国家之势力，此于政党意见之实行固有之，然政党之本质，乃欲自为有势力者，自利用其多数，而自达其目的也。至于永井氏藤田氏，一为平和手段说，倾于消极的，似又失于偏。一为公议场所说，限于议会间，似又失于狭。然则求其总括诸家之学说，补其缺臻于完，不溢而不漏者，其惟小野冢氏乎。余兹就其定义分为数项而说明之。其曰欲于政治社会得优势之地位者，此原于多数议决制所生之结果也。盖当议会开设之时，其诸小党及无所属党，非折而入于他党，则时为他党所左右，终不能有所表见于竞争剧烈之场。故惟得优势之地位，则上之可以组织内阁，自实行其政见。次亦可以刺击当局者，使之行我之政见，使非为此也，则无政党之必要。其曰有基于公共利害之一定意见者，政党之一定意见，即政纲也。政纲每以简单之语句，揭其大要而示之。然其意见，必要本于公共利害。公共利害者，以全国之利害为利害，不限于区域，不限于宗教人种族类阶级者也。第意见而曰一定者，此不可胶执言之一定者，随时要有一定耳。若抱其胶固不变之意，不善适应于时势，则其党必不足以存立。故如英国之保守党，今乃主张帝国主义；其自由党，今乃主张非帝国主义。若误以为既曰保守，当无往而不保守；既曰自由，当无往而不自由，此则谬之甚者。故小野冢氏曰：“一定者，确定一致之谓。”而菊池氏亦曰：“党派非必依主义而别”，诚善言意见者矣。其曰为共同之活动，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结合者，意见虽一致，使非有同一之活动，则尚非政党。故必要为共同之团结。然其团结也，非如国家诸机关，必要有强制力也。故为任意的，又非为一时结合也。故要为继续的，第其曰任意的者，非朝甲党而夕乙党之谓，乃出于自己独立之意思，而自加入之之谓。夫党员脱党之事，亦时尝闻之矣。然非甚不得已，则自好者不甘为之，小野冢氏所谓心理上社会的强制者是也。又其曰继续者，非名义上永久不变之谓，乃其党特有之精神性质，继续维持之之谓。故如日本昔之进步党，今虽为宪政本党，而不害其为继续也。惟有问题者，即政党合并时，当为继续乎否乎是也。政党之合并，当如法人之合并，必要各有其旧法人时财产社员之大部分，此时可视为继续与否，全在乎事实上之如何。如以小政党合于大政党，改其主义目的以从之，则如法人合并时之消灭其一而存其一，此谓一继续一不继续可也。如两党各去其旧有之主义，而互酌以生其新主义，则如法人之各消灭其旧法人，而为新法人，而谓全不继续可也。至其结合而曰人类者，非人类自无从结合，何俟乎言？故人类云者，非对乎非人类而言，乃专指国民而言。而苦冷氏尝谓，党员当除去未成年、外国人及妇人。其曰未成年及外国人者是矣，其曰妇人者，此惟于我东洋今日为然。若欧米诸国，妇人要求选举权之声，不绝于耳，间亦有已实行之者。苦冷氏之说，尚为苦冷氏时代之见也。

（四）政党种别之性质及其趋势

政党者党派之一种也。故兹言其种别，必于党派中除其非政党者而言之。政党之有分类，非理论上当然之事，乃事实上必然之事。而其为种类也，虽各固名称不一，个数不同，而试为类别之，则不出乎四者，曰激进，曰自由，曰保守，曰顽固。四者之性质，为设譬之，激进党，则如将毁弃旧有之家屋，而新辟土地，以别建家屋于其上者也。自由党，则如于已开之土地，而欲建设新家屋于其上者也。保守党，则如于旧土地上旧有之家屋，安而处之，以时补苴其罅隙者也。顽固党，则如于旧土地上之旧家屋，无论如何旧坏，并其修理之功亦不施者也。此四者之性质区别之概略也。然细分之虽有四，而大别之则又不出于二。何则？自由之极端，则为激进，是激进者近于自由者也；保守之极端，则为顽固，是顽固者近于保守者也。况惟一方有顽固党，斯一方有激进党以反对之。故曰保守之极，与破坏同，而至顽极固一流，各国至今，已渐少概见。故言种类，单就自由保守二者言之可也。是二者，有人性上自然而生之势焉，有事实上不可不生之势焉，有循环不已之势焉，有日就相近之势焉。人性上自然而生者，何也？人情莫不念旧，而亦无不喜新。同一人也，且时兼有二者之性质矣。况毗阴毗阳，分于气禀。乐山乐水，各有风情。老成则持重居多，少壮则锐进是尚。加以亲旧之交游，地方之风尚，习之既久，几若性生，及其安之，坚固不拔。试执一切圆颅方趾之俦，以是二者例之，几若蠢动之物，无不可以雌雄牝牡区之者矣。事实上不可不生者，何也？凡事不可无实际的，又不可无理想的。无实际的，则基础不固；无理想的，则进步为艰。保守者重实际者也，自由者重理想者也。使非二者并存，以善应于时势，则国家之危险，时有不可胜言。故如美国独立之时，战争派近于自由也，非战争派近于保守也。使其时非保守以外有自由，则美国安有今日之荣？日本明治之初，自治派近于保守也，征韩派近于自由也。使其时非自由以外有保守，则日本安有今日之盛？是则二者不可偏缺，诚事实上之必要焉。而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者，天道之常也；动极则思静，静极则思动者，人道之常也。英美两国，二者互为进退，历史昭然可征，则循环之说也，文明进步所争益微。故说者谓政党当进化之时，非依主义而别，乃依事实而别。此时党派界线，区分益难，此相近之说也。然是二者，虽随时随地，无不类然。而又非永久并峙之义，乃递灭递生之义。其递灭递生也，又无不趋于自由进步之义。盖世界进化之机，无时或停，故其不适于生存者，自日就澌灭。惟其适于生存之中，又复分为适不适之二途。如此递生而不已焉，以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保守当日退，而自由当日进。而自由之中复进化，则复为保守自由，而复有进退焉。以事实言之，其例无须远引，试即我国近事以明之。自戊戌以来，朝野之间，隐分为变政派与非变政派。变政派近于自由也，非变政派近于保守也。及近顷以来，非变政派日渐澌灭矣，乃复有尚早派与速变派，则又尚早派保守而速变派自由。又试单就我国科举一事言之，昔惟有废八股派与非废八股派。及八股派仆而为策论科举，则废八股派中更分为废科举派与非废科举派。而非废科举派，则又仆。由此推之，而政党递灭递生之道，可以概见，其趋势亦可以概见。固曰二者皆生于自然乎，而择别之途，吾人宜知所适焉。

（五）政党对内对外之关系

政党之对内关系，即党魁与党员，及党员与党员，其间相互之关系也。政党之对外关系，即政党之对于政府他党，及国民之关系也。政党之必有党魁，犹军之必有统帅。军无统帅则乱，政党无党魁，则必支离涣散，其势不能终日。故党魁者政党之中心也，精神也。而党魁之资格，必兼有才德气之三者，又必有以政治为性命之热诚，乃能感服党员，而干城党势。然出类拔众之才，时未易睹，则或举数党魁以为合议制者有之。为合议制之时，其处理事务，则公推一人为之。要之，运一党之政略，决一党之方针，是为党魁必要之职责。而党员于此，其为自由从违乎，抑当绝对服从乎。论政党之为任意结合，则党员非可受二三党魁之颐使者，而以自由从违为是。然党员者集于同一之主义目的下者，苟其党之主义目的不变，则虽有与其意见小差异之处，而舍小以从大，弃寡以就众，正组合团体共通之义。使不守此通义，则党内必自生轧轹，势至分解而为数党。夫人心不同如其面，非分解为数党遂已也，又必更为分解，无有团结之一日。故欧洲诸小党纷立之国，正蹈此弊。故德人谐久尝曰：“有十二日耳曼人于此，则当为十二党。”此盖深痛党派分裂之语也。政党至此，岂有幸哉？因小不同而不相下，则其大主义大目的，亦不能达。此正党员所当引以为鉴者也。第兹有问题者，即政党之主义变更时，其党员斯时当何如也？盖曰进步，曰保守；曰中央集权，曰地方分权；曰内政，曰外交；曰自由，曰干涉；曰资本，曰劳动，不论何一主义，其揭之以为结合者，乃就其时之最重要者，标以为帜。而其所谓重要之点，不能不因时与处而变迁，此重要点变，则标帜变，区划变，而党名亦当变，党员亦当变矣。虽然，犹非绝对当变也，如英国保守党之主张自由贸易，是一变其保守之旧见也，而未闻因此而保守党之名变。且分线界更动时，虽党员不无稍有更动，而不闻因此而党员悉变，是何也？政党目的之终点，在于国利民福，故其主义与国利民福不相容时，则宁可牺牲旧见，以就国利民福。而既认为国利民福获多数之赞成也，则党员之服从之者，亦共通之义也。政党内部之关系，其重要者如此，若其外部之对于政府他党国民也又何如？政党者，政府之敌也，以其立于攻击之地也。政党者，政府之友也，以其时进忠告之言也。而政府之友，同时亦政府之敌也，以其忠告之不听，则攻击之，以不倾倒之不已也。故国有政党，其特著之效，正在与政府以可畏可惮也。然政府畏惮之则可，嫉恶之则不得，非惟势不能也。政党于一方，即为政府之拥护者，是又政府所未知也。盖人民当智识日开，则权利之心亦日长，而责怨于政府者亦日甚。天下无论如何，政府断不能有万能以各如乎人民之心，如此则不平家起，由疾怨而仇视，而国家乃时失安宁之态，甚则基础至于动摇。有政党于中间以宣泄之，联通之，国民乃知我人所不平者，已有代为表示之人，则不至于蓄怒积怨。而政府苟有不得已之故，亦因政党得以表曝于天下。故我未见有议会有政党之国，而国民有揭竿之事者，是政党之拥护政府于无形也。政党之对于政府，是其主目的之所在。若其对于他党，则于理论上，似无问题矣。而不然，政党时有联合众党，对政府为总攻击者，此政府专横之时也。政党时有以其对政府之手段，以对他党者，此左党攻右党之时也（左右党之名，本于英国议院中之坐次。政府党常坐于右，反对党常坐于左），故政党与政党之竞争，为不可避之势。故说者谓党派轧轹，惟望其减少而已，若全无之，则至于失其为党派之主义。又曰：“国中政党之数愈少，则其竞争亦益烈。”第其争也，要为君子之争，而不可斗私意于其间耳。政党之地位，对于政府，则监督者也；对于他党，则互监督者也。若其监督政党者谁乎？则国民是也。是故政党实能代表舆论，宣达民隐，则党日盛，否则日败，以受其监督之故。惟政党之受国民监督，与其所以监督政府者，则又有异，何则？斯民之休戚利害，一般之众非能悉知也。政党集其国民之秀者，专门而研穷焉，国如何利，民如何福，害未至而豫为防事，未来而豫为备，是政党所日夕营求者也。虽曰代表舆论，而同时即为舆论之导师。故政党者，虽与国民共立于当事者之列，而同时即国民之辩护士也，代理人也，国民之耳目也，喉舌也，脑筋系也。纵曰国民监督，非积极的监督，而消极的监督也。而政党无论对内对外，有共通必要之一事焉，即正义是也。不为威惕，不为利咎，不枉其主义，以市恩于人，亦不受人之市恩。不凭其势力，以屈他人之正理，亦不受人所屈抑，是政党所无往不当守者也。世有此政党也，予膜拜之；世未有此政党也，予将祷祀以求之。

（六）政党之势力与政治上之关系

政党之势力，以分之则小，合之则大。故一言政党之势力，实即政党个数分合多寡之关系。而分合之故，各国亦不一矣。今观欧美诸邦，有划然分两党者，如英美是。有外观为两党，而其内容之分合，甚不常者，如意大利是。有伟然集为一党者，如匈牙利是。有虽有政党之名，而实际上几无政党之可名者，如瑞士是。有分为各小党者，如德意志法兰西是。此其由来，莫不各有时势上之原因。而其究竟，则亦各有政治上之影响。兹试就历史上略叙述之，而次为评论焉，夫亦组织政党者之前鉴也。英之有两党也，自查尔斯时，已分为王党民党。以后虽名称屡易，性质屡变，要不出乎二党之互为竞争。其结果，至一千八百三十年，以王党组织内阁，其年十月民党代之，而政党内阁，遂更迭以至于今。美之有两党也，虽由征租之事起，而实本乎母国之气风，其结果，至自大统领以下，无不由其选定。是二国也，其为两大政党同，其由政党直接及于行政上也亦同。然其效力范围之大小则不一，故其组织竞争之程度亦异焉。英虽有政党内阁，然君主则超然也，内阁以外之官吏，皆由试验而得，有一定之程级，非可以随时任意更迭也。而美则一政党占优胜，举国之官吏皆易，利害之所关者大，故其政党组织之完备，亦冠全球。美国于每选举区，各置支部，而选举委员及代表者，由是而升于州亦然，由是而升于国会亦然，盖如神经之联贯遍乎团体。自来政党有第二政府之称，于美诚得当焉。英美以外，其以二大政党交迭为在朝在野者，厥惟意大利。然意大利之二大政党，实由联合而成，从违无定，则其内容转与法兰西相近。其与法异者，惟一则僧侣得以出席与否之不同，二则法之政党基于国民的问题，而意之政党基于地方的问题耳。意之政党惟个人分子之观念盛，故政治上势力亦薄焉。若夫匈牙利，其仅为一党者，何也？匈之为一政党，其原因虽不一，要在马其亚人对于他种族之关系，盖恐国家之权力不统一，有被史拉夫人侵吞之故也。夫既仅为一政党，则其于政治界也，谓为独占可也，谓无所得丧亦可也。若夫瑞西，虽有左右中之三党，然其为党派也，无机关，无首领，于党派之界线间，甚为漠然。其所以如此者，（一）由议会之期甚短（三周间或四周间），无发展政略，巩固党势之时机；（二）由一般投票，减杀政党之运动；（三）无报酬；（四）官吏在职久于年限，不因政党为变动。有此原因，故其政党遂在若有若无之间，而其结果，于行政机关，几无问题。而行政上亦自于行政议会所有所员选举之方法焉。若夫法兰西与德意志，党派之多，虽于其国民之性质思想上，各有种种之原因，而在法，则由革命以来，民气流于变动；在德，则处于政府遏压之下，民力难于发舒，此尤其特著者。故其结果，法国之于政界也，无经久恒贞之象（大统领马克马洪辞职后十一年间内阁更迭者十四次）；德国之于政界也，惟为消极的之评论，不能为积极的之指挥。而以上诸国，除匈牙利别有特殊之原因，德意志少收善良之效果外，余更就英美瑞意之政党，其势力与政治上之关系者，总而论之，即政党当利用立法机关，直接以兼有行政机关乎，否则政党当纯然立于监督之地，而与行政机关划然分两途，如瑞士者乎。同一兼有行政机关，当如英意之仅以变动其内阁乎，抑当如美之并其一切官吏无不受其变动乎？同一组织内阁，当如英之由一确实完全之政党组织之乎，抑可由其政党与他党临时联立而组织如法意者乎？是即最可研究之问题也。论三权分立之原则，使由立法之人，而为行政之人，则不惟有政党专横之患。其流亦使党员为权势之运动，易行其不正之手段。故说者谓党员而为国务大臣，则失其为行政监督之性质。如瑞西党派，于列国间弊害最少，正以能划开于行政之故，如此则瑞西得矣。然论政党之目的，不惟其政见之发于言也，又欲其见之行，而与其使非发表政见之人行之，又不如其自行之。且虽以党员而组成内阁，而组成之后，立法行政两机关仍存在。又右党得政，而左党益不懈于监督，如此则英意法之政党内阁是也。第诸国之间，美之政党，其权力足以更易一切之官吏，党势之胜败，即为党员自身莫大之利害。故其弊端亦最甚，贿赂盛行一也；居官不以能否为进退二也；国人疲于奔走运动，失其生产三也。美之政党，有驰于极端之弊，而英法意尚焉。然是三国者，党派之势力，虽皆足以变动内阁，而所以组成之者，又有联立党派与单独党派之不同焉。法意则联立也，英则单独也。美人野耳诺野耳氏曰：“议院政治之下，惟有二党派为正。”则又曰不分两派，则运用不灵，使临时联立而组成政府，则内阁大臣，有一身跨两马之苦。故欲使有坚固有力之政府，则当为单独之党派占多数之时。盖临时团结，势同乌合，及其内阁既成，常有不能满足各党之势，所以困难也。日本明治三十一年六月间，进步自由结合之方式方行，内阁方成，而不数月间，以权利之不均，遽然解散，此其近事之可征者。然则为真正之政党内阁，诚惟英为最善矣。夫英之政党，虽分为二，而事实上亦有不然者。英于自由党保守党之外，又有爱兰党焉。而自由党中，又有版那曼派焉，有谐可托派焉，有诺不别理派及阿斯其斯派焉。而保守党内阁中，时有保守党与自由合同派之二派焉。故绝对分为两党，纯然不杂者，美国而外，所未有。惟英国二党之势力，足以占优势，虽时有参加附合，而本体不分。盖如江河两派横贯中国，虽巨川并入，或小水分流，而不失其为两大流域之位置焉。虽然，英之政党，其所以能有今日之美善者，盖非偶然也。小野冢氏曰：“政党内阁，能奏善良之效果者，有必要之条件。（一）元首之超然。（二）人民之发达。（甲）反对宪法之根本之极端思想，国中毫无有之，或虽有而无势力。（乙）政治的智识之普及。（丙）政治的道德之普及。国民有忍容耐忍之气风，及积极的活动之气风。（三）政党之发达。（甲）政治上之原动力，不在乎政党以外。（乙）政党分为二个之大政党。（丙）二大政党为历史的发达，其基础巩固。（丁）二大政党内，多网罗政治的人才。（戊）二大政党之意见稳和，且两党有多少共通之基础。（己）二大政党，有训练，且富有责任之念。（庚）二大政党之内阁交迭问题，其所争者，有限于重要事件之习惯。”此诸要件，惟英国庶几有之。盖英国立宪之久，故政党之善，亦于诸国为最。是所望于后来之学英国者。

（七）中国之政党

我国数千年来，无真正之政党，已为识者所公认。然天下之事物，其原素无有于已往者，则亦无有于将来。而我国前日政党之原素，将何在乎？我尝于四千余年历史中，反复求之，窃有一焉。无政党之名，而实可为政党之前生者，不在朝端之论哄，不在处士之非议，而惟在革命之一事也。盖政党者将以计民之利，谋民之福，同时即以除民之害，捍民之患，而又必欲其政见之实行者也。政党者，具此目的，而又得国民多数之决心。苟不得实行之，则对于内阁，不倾倒之不已者也。其在立宪之时，议院开设，君主超然，责任在于内阁，斯可无根本上动摇之问题矣。若在专制之朝，则求其具此目的要素，而又实行之者，惟革命能之。舍革命以外，亦无他途之可达。故昔者欧阳修之论朋党也，曰周武王合三千人为一大朋，而日本大隈氏之论我国政党，亦曰八百诸侯会武王于孟津，即为政治上之一大党派，诚非附会之言也。盖假使殷纣之时，而有民选议院，则周武之一大党派，必与倒戈者流，共于议会中为政府之总攻击，而政府必倒，又不俟至武王时也。文王之时，虽纣党未衰，而文王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之归心，使斯时而有议会，必能以三分有二而占多数，而政府亦必倒，而斯时所倾倒之政府，惟为飞廉恶来之徒，恶政既去，民气大苏，必无有牧野誓师之事，惟其郁不得达，是以放弑之祸作焉。降而汉唐，虽起事者不无有利天下之心，然非秦之暴，则山东之众不叛，非隋之虐，则晋阳之甲不起。其事虽殊，而所以计民之利，除民之害，以至实行其目的者则一，故曰中国数千年来之革命，即政党之前生也。若夫历朝以来，朝端论哄，处士非议，时时有之，此仅可为内阁之纷裂，或舆论之朋兴，其势薄弱涣散，即一括之曰非政党，诚为非过。由此观之，政党者正代革命而兴之事，而当局者乃将恶此而排之，非惟势所不能，亦瞀于立国之道也已。然时至今日，政党亦既生矣，非惟方呱呱而堕地，又将克岐克嶷，去成年之时不远矣。我国有此，我为我国贺。顾政党生矣，同时而关于政党之诸问题亦生，是尤我国人所亟当解决之者。政党者以议院为战场者也，今则议院方未开也，将何如？政党者，不可带有地方的性质也。今则交通机关，方未发达，历史以来省界有所不免，又何如？政党者，甲党与乙党，各持主义以相竞者也。今则非政党相竞之时，其方针之所向，又何如？予试为解第一之问题曰：政党者，当议院方开之时，则利用议院。其未开之时，则开议院者亦政党也。政党者战场之健卒，而亦开辟战场之战士也。不见日本今之议会列席之人，即昔之催开议会之人乎？予试为解第二之问题曰：政党者以一国之利害为利害，非以一地方之利害为利害者。所研求者为一国，所竞争者亦为一国，既非与各地方有特别之关系，则夫地方党派，久自无从而生。不然，如日之府县，有旧来封建之历史者也；如美之各州，各有宪法以自治者也，而一临以国会，则无此问题，此可知矣。予试为解第三之问题曰：政党之主旨，在对于政府以改良政治也。其对他党之竞争，亦因对政府问题意见各有不同之故。竞争本非理论上必然之事，乃事实上或然之事。况今方各线并行，以齐集于对政府之一点，使肤躁者故欲为无病之呻吟，诚意外所难料。然今于事势上固无须此，亦断不至此也。不见日本当开设议院之前，国中九十余团体，且互相联合，而为总要求也乎。然则以上三者，尚非今日重要之问题。其为问题者，惟今之为政党者，当采如何之方针，及今当创作之始，如何先事预防，使他日收政党之利，而有以减少政党之弊是也。进行之方针，此让于各政党内部之研究，余不欲赘。若夫各国自有政党以来，利固大也，害亦不小。固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两害相形则取其轻，诚有不得已之故乎。然力求其利而袪其害者，实斯人当尽之责。《书》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正政党自贻哲命之时也。故余正告为政党者曰：政党无论如何弊害，皆因谋私利而生，有所为而为乎，无所为而为乎，公等不可不先洗洁其心，而后乃可以任天下之重。不然日本政治屋（日本谓商店曰屋）之讥，法国帐簿之设（法国鲁意斐立普时代政府与代议士作定规之帐簿，一方记代议士之投票，一方记政府之恩典），余不忍后来之有此事也。此诚政党重要之问题。政党而果正义不谋利乎，对于政府，对于国民，可以浩然行之而无疑矣。然政府也，国民也，其对于政党，亦有息息之相关者。故余又正告当局之对于政党者曰：公等之于政党能扶植则扶植之，否则慎毋再误天下，又慎毋好为无益之谋。徒使我国政党历史上大书特书曰：某时阻挠某国计者，某军机，某时排斥某政党者，某阁部也。夫政党者势也（大隈氏之言），势之所至，有如洪水，顺之则治，逆之则乱；顺之则福，逆之则祸。余愿公等无为鲧之殛死，而为禹之成功也。余又正告我国民之对政党者曰：政党之于国民，犹军旅之于国家也。军旅之胜败，即国家之胜败。政党之胜败，亦即国民之胜败。愿我国民蹶然起，奋然兴，以齐集于政党旗鼓之下，而有振军容，奏凯歌之一日也。

（本篇选自《政论》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