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泥足巨人”？——中国所面对的挑战

抛开文化与政治不谈，外国人可能对中国经济有更深刻、更直观的印象。即使是没有到过中国的外国人，也很容易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数字：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高盛等投资银行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一段时间内——有可能是短短的十年内——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第一经济大国。

当然，对同样的事情也有不同的解读。下面是欧洲一家新闻网站2010年8月刊登的一篇文章，被中国权威的国际新闻报纸翻译过来，又在中国的各大网站广泛转载：

中国目前的生产和服务水平是1978年时的近100倍。这样的数字令人吃惊恐惧。有人戏言：上帝创造了天地，其他一切则由中国制造。它折射出外界对中国的这种观感。中国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还是最多产的出口国，甚至连德国都甘拜下风。

但是，我们真有必要如此惴惴不安吗？我们难道没经历过类似的忧虑吗？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在汽车领域攻城略地，美欧节节败退。法德汽车制造商迎难而上，强化设计、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改善质量和生产率劣势。欧洲品牌得以杀出重围。

可以说，中国目前仍是“泥足巨人”。它坐上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也只是没多久的事。据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人均GDP位列第127位，连安哥拉和阿塞拜疆都不如。我们不要忘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经济学家们才会有些怀疑她能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多久。接二连三的罢工导致工资大幅增加，这最终损害了中国的竞争力，迟早会拖慢宝贵的增长率。

中国人非常容易接受“泥足巨人”这样的比喻。中国人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巨大，而使得中国的问题成倍地增加，中国的难题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难题都更难以解决。说实话，中国人的危机感在某些方面有些夸张——中国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只不过这些问题要放到十几亿的人口中去解决。

让我们选取几个多数国家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看看中国人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心态。

就业问题。今天的西方人对失业问题非常敏感。创造新增就业是美国最主要的经济难题。政府为此刺激经济、投资项目，甚至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排挤外国竞争者。全世界有一种普遍印象，那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中国人的日子很好过，因为工作机会都跑到中国去了。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你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在中国找一份工作相当困难。因为有600万人与你同时竞争。是的，2011年，中国有660万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从学校毕业，同时还有900多万学历没有这么高的年轻人也一起加入了劳动力市场。如果再算上之前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面，一年需要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而中国经济即使保持现在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增长速度，每年也只能安排1200万个就业岗位。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些数字：每年，在中国，有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需要找到工作。为此，中国把自己变成“世界工厂”，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提供就业机会，可是即便如此，每年也只能解决一半的工作。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劳动者要面对的竞争形势。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世界工厂”还面临着尴尬的另一面：从2010年开始，中国沿海的工厂居然发现自己招不到工人。中国最底层的蓝领工人开始厌倦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如果工作条件得不到改善，他们宁愿放弃在遥远省份的工作而留在家乡找些活儿干。可是中国沿海的工厂很多只是为欧美的品牌代工，利润微薄，不愿意担负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于是，中国出现了一边有人找不到工作，另一边工厂却招不到人的矛盾景象。

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西方人熟悉的另一个问题。欧洲国家可能觉得自己的保障措施太多，公共财政压力太大。而奥巴马总统则认为，美国有几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这样的社会是不正义的。可是，他也许并不知道，在中国没有任何形式医疗保险的人超过1亿。而在有医疗保险的人中，大多数人的保障水平非常低。他们如果到医院看病，有一半的钱还得自己掏。在中国，政府在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住房问题，被中国人称为“三座大山”。要在十几亿人口中间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奥巴马应该庆幸他是在美国。

中国领导人每天早上起床开始工作，就会面对各种民生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中国政府投入教育和医疗的经费却连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如。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医疗事业的总费用仅占世界总额的3%。2009年，在中国的医疗事业经费中，政府的投入只占24.7%。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字保持在75%左右，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55%的水平。中国政府在教育经费上的投入同样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那么中国政府都把钱用到什么方面了呢？一些激进的言论认为，许多钱都被浪费或者贪污掉了。浪费或者贪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绝对不是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政府把主要的财政开支用于影响经济增长：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新产业、补贴低收入的地区和人口。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中国政府必须尽量保持高经济增长率，这使得社会保障的投入长期滞后。而且最近几年，政府越来越发现，它们还陷入了由高投资和高增长带来的新麻烦之中。

经济泡沫。今天的世界经济处在泡沫破灭的痛苦之中。金融危机是从次级贷款和房地产市场开始的。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根据统计，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房屋价格已经达到或超过纽约曼哈顿和德国柏林的房屋价格，但是中国城市的家庭收入水平却与国外相差数倍。中国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都比国际认可的合理区间高出一倍以上。过高的房价激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也让中国经济增加了“硬着陆”的危险。

除了房地产以外，中国许多基础产业都出现了投资过剩。2010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6亿吨，相当于其他国家所有钢产量的总和。可是过剩的钢产量却使中国的钢铁企业利润微薄，再加上上游国际矿石巨头的挤压，生存环境相当艰难。中国沿海的轻工制造业同样竞争极其激烈，当国际需求衰退的时候，大量企业不得不走向倒闭。

中国政府正在全力遏制中国经济日益吹大的泡沫。中国经济泡沫一旦破灭，将会对低迷的全球经济带来新一轮灾难。中国突然发现自己承担着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但中国有可能不堪重负。中国已经是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持有房屋的人相信房价会继续上涨，而没有房屋的人则要求政府让房价下跌。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新的资金进入制造业并不能带来足够的利润，许多现金最终流向了金融和投机市场，这加剧了制造业的衰退和金融系统的风险。一些大型企业垄断着行业资源，它们不愿意看到开放的竞争者出现，甚至排斥竞争性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地方政府依赖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害怕经济降速引发失业问题。跟经济衰退的西方一样，高速增长的中国充满了利益冲突、争吵、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和某种程度上的无奈。

贫富分化。经济增长似乎从来就不是指向公平的。市场竞争总是区分成功者和失败者，以及很多的不参与者。增长率越高，贫富分化带来的张力可能越大。如果你相信中国经历了多么成功的一段经济增长，那么你就需要同时意识到中国社会积累了多少贫富分化带来的张力。1978年，一个中国市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年均收入相差209.8元，到1992年是1242.6元，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2022元。这个可怕的数字背后有着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是今天，中国大中城市和农村生活水平的差距让它们看起来确实不像处在同一个时代。

最可怕的差距出现在东部的城市和西部的农村之间。2009年，浙江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是贵州农村的近10倍。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据说在2012年就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些昂贵的消费几乎全部由东部的几千万最富裕的城市人口来提供。而在中国西部，还有400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2.7亿人被政府列入低收入群体——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数字还会扩大。

如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民众担心的，不只是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有发展机会的不公。尽管中国所有的孩子仍然像过去一样公平地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可是生活在最贫困山区的孩子与东部大城市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有统计表明，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来自贫困阶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是经济竞争和教育竞争的自然结果。对于那些最贫困阶层的青年来说，他们通过自我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看起来正在变小。

想象一下：许多父母拥有数套房产、使用着国际上最流行产品的年轻人，和许多只能通过举债来完成大学学业、并有可能在毕业以后就失业的年轻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这样的社会是存在着不稳定隐患的。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超过0.4就表示收入差距过大，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约为0.47，处于高风险的警戒线。

我们在上面列举的这些，只是中国面对的诸多问题中的几个。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宁愿相信自己是“泥足巨人”。许多中国人不理会世界对中国的各种评价和期待。他们在激烈地批评政府和精英，也在激烈地相互批评。政府十年前就开始希望缩小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距，在西部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地区经济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数年来，政府多次干预房价，甚至出台了强制性的限购政策，但是房价依然停留在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政府推翻了以前把医院完全市场化的政策，希望降低医疗成本，但是普通民众仍然在抱怨看病难。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是从农村的基层教育到高等教育仍然饱受诟病。中国的外交部门很难向外国人解释，他们为何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每天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处理各种来自内部的问题上，很少有精力考虑如何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变得更加强大。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成就也配得上世界的尊重。但是外国人应当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处境和心态。从公元1000年以后，中国的哲学和世界观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宋、元、明、清的中国处在世界科技和经济的最顶端，国力也高度强盛，但是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向的心态。中国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都非常关注内部问题的处理，同时不断抵制外来势力的威胁。中国的舰队早在14世纪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却没有进行全球殖民征服，这并非偶然。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相信维持和发展这个庞大的国家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这本身就是一番伟大的事业。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好内部的问题、把国家发展得更为强盛，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自然会对中国表示尊重。在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中，这叫作“内圣而外王”。

因此，中国有一套自己的“孤立主义”。就像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相信：因自己的正直、仁慈而最终可以成为伟大国家的典范。中国一千年来的政治哲学都是这样。

其实，华盛顿这篇伟大演说中的很多话，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今天的外交模式。比如：“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又比如：“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就像我们一直想说明的那样，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智慧与世界其他民族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中国今天的外交决策者很可能并没有从华盛顿那里得到直接的启示，但却按照祖先传下的逻辑自然地行事。有趣的是，中国的这些做法今天却饱受批评。中国当然应该接受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应该是某种偏见的产物。

最后，让我们在观察和讨论中国问题时，重新温习华盛顿的忠告：“不要成为敌意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