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中西方理论与实践产生的影响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为深刻和成熟的政治理论著作，是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经典文献之一，标志着人类民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关于人民主权的思想，是他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他的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一方面，平等、自由的思想指引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旗帜；人民主权的思想写入了1793年《法国宪法》、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对英美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卢梭社会契约理论中对文明异化和道德堕落的警觉、对人性和公民宗教问题的关注，为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曾深入探讨了卢梭所提出的异化问题，恩格斯、费切尔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注意到了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由和平等观念。甚至，卢梭的思想和语言风格还影响了歌德、席勒、托尔斯泰、拜伦、雪莱等人的文学作品。这些为推进人类政治文明、启发哲学思维与革新文学风格发挥了重要作用。

卢梭身后的时代，无论是政坛还是学界，都无法回避卢梭的光芒。法国大革命时期领袖人物发表的文章和演讲中，引用次数最多的就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人生来是自由的”的论点。根据国民公会颁布的法令，卢梭的遗骸在1794年10月11日迁入了巴黎的先贤祠。在移葬仪式上，国民议会主席高调地宣布：我们的道德、风俗、法律、情感和习惯有了有益健康的改造，应该归功于卢梭。自称他的学生的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在演说中说：“他是这场革命的前驱，而革命又把他送进先贤祠。”应该说，卢梭逝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11年，大革命并不是他和他的《社会契约论》直接发动或煽动起来的，但《社会契约论》对其爆发和发展起到了催化和推动作用是世所公认的。卢梭民主政治的原则，成为当时法国家喻户晓的真理。拉卡纳尔写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革命替我们阐明了《社会契约论》。”法国评论家斯塔尔夫人在其《论文学》里对卢梭的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认为：“卢梭的平等思想比对自由的热爱掀起了更大的风暴，启发出性质完全不同的许多问题，通过人性中的善或恶而牢牢地攫住了人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普列汉诺夫对这位“天才的作家”在他的时代展示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的方法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书房里，唯一的装饰品就是墙上的卢梭肖像，康德谈到卢梭对他的影响时说：“卢梭是指引我的第一人，对我思想的基本倾向有着决定性影响，他使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这位理性主义大师高度评价了卢梭的“批判理性”精神，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牛顿”。正如歌德所说的那样：“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则开始了一个时代。”

于中国而言，卢梭充当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引领了中国近代民权斗争与革命。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时，民权思想在日本国内正如火如荼。黄遵宪“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自1896年起，以学界巨擘严复、梁启超为首，晚清知识界纷纷撰文推介、评论卢梭学说。梁启超曾评价《社会契约论》, “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并把卢梭称之为“近世真民主主义开山鼻祖”。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刻日本中江笃介汉译第一卷《民约通义》，成为中国最早的《民约论》汉译本。革命烈士邹容在1903年《革命军》中写道：“夫卢梭诸大哲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正当晚清学界推介卢梭学说如火如荼时，最先倡导卢梭学说的梁启超却改变了态度，认为“从卢梭之言，则革命终无个止之时”。然而，这股革命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并不能就此熄灭。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誓，“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其中的“公意”正是卢梭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