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发展
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地震、洪涝、台风、干旱、风雹、雷电、高温热浪、沙尘暴、地质灾害、风暴潮、赤潮、森林草原火灾、植物森林病虫害等灾害在我国都有发生。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1990—2008年间，我国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占世界因灾直接经济损失的22%，我国因灾死亡人口占世界因灾死亡人口的9.9%，受灾人数占世界受灾人数的57%。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极端异常气候频发，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的：“气候变化将影响到全球人类的基本生活元素——水的获得，粮食生产，健康和环境。”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对气候变化问题感受如此之大，受害如此之深，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挑战。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成为全球气候赤字的最大输出者，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地域辽阔、生态极度脆弱的国家又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诚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所指出的：中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全球气候变化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对全球做出的最为重要的绿色贡献。
那么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如何应对自然灾害挑战？中国遇到的气候变化挑战是什么？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是什么？中国如何为世界做出更大的绿色贡献？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挑战时，需要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从灾害大国到防灾减灾能力大国；从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到绿色革命领导国；从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国到最大贡献国。
5.1 自然灾害、气候变化与发展的关系
5.1.1 自然灾害、气候变化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生物圈、水圈、大气圈、岩石圈，这些圈层的异常变动会形成地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见专栏5—1），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极大的冲击和威胁；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也会影响生物圈、水圈、大气圈运动的自我均衡，进一步加剧自然灾害的威胁，这被称为环境灾难。气候变化就是典型的、最大的环境灾难。
专栏5—1 自然灾害的概念与分类
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变异，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一系列现象或事件。自然灾害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然变异作为诱因；二是要有受到损失的人、财产、资源作为承受灾害的客体。
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将中国自然灾害分为七大类：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农业生物灾害和森林灾害。在这七大类自然灾害中，经济损失最重的是洪涝灾害；影响面最广的是气象灾害；伤亡人口最多、造成社会恐灾心理最严重的是地震灾害；经济损失增长最快的是海洋灾害；人为致灾作用最强烈的是地质灾害；灾害种类最多、对农业发展影响日渐严重的是农业生物灾害；对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是森林灾害。
资料来源：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编：《中国自然灾害与防灾减灾知识读本》，2～3页，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巨灾发生频率的上升，已经对人类经济社会模式提出了挑战，巨灾不但直接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同时形成的原发与次生灾害链对人类经济社会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所谓气候变化，是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到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动。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根据IPCC全球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化前的280ppm增加到了2005年的379ppm，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将会继续上升，这将使全球平均温度到2100年上升1.4℃～5.8℃，给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这将造成各类灾难和巨大影响：首先是生态灾难。IPCC报告称，未来10年内，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最少有2.07亿人将缺少饮用水。到本世纪中期，在亚洲，还有另外1.3亿人会受到饥饿的威胁。到2100年，非洲的农作物收入将会降低90%。其次是经济灾难。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报告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的5%～20%都有可能灰飞烟灭。再次是社会灾难和分配不公。IPCC报告认为，气候变暖将使部分人面临死亡威胁，由于技术和财力方面的应对能力有限，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将最为严重。最后是对国家安全的挑战。气候变化不仅威胁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国家安全。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IPCC特别报告指出，由极端气候事件导致的经济损失总体将呈逐渐增加趋势，发达国家因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大，而发展中国家与灾害有关的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极端事件影响的严重性不仅取决于极端事件本身，还取决于承载体的暴露度和脆弱性，两者是灾害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管理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主要是减少暴露度和脆弱性，并提高对各种潜在极端气候不利影响的应变能力。
5.1.2 自然灾害损失影响因素
最大程度减少自然灾害损失是防灾减灾的最根本目的，问题是这种损失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可控性，既是无可奈何的“天灾”，又有未尽人事的“人祸”。那么我们如何分析灾害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确定减灾防灾的战略重点呢？联合国减灾战略秘书处发布的《与风险共存：聚焦减少灾害风险》、《2009年全球灾害风险评估报告》，以及世界银行的报告《自然灾害和非自然灾害：有效防灾的经济学》，都强调只有在民众及其财产暴露在灾害之下且其自身比较脆弱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预防灾害，是指采取措施降低民众暴露在自然灾害之下的概率和本身的脆弱性。
参考国际组织对于自然灾害的相关概念，根据我国自然灾害的实际情况，我们构建了自然灾害损失模型，并列出了影响损失的主要因素，该模型如下：
灾害损失= 强度×脆弱性×集中度÷响应能力
灾害损失（D），为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损失与经济损失。
灾害强度（H），是指灾害对经济社会的冲击程度，如地震的烈度、台风的强度等，它是灾害的自然属性，总体上属于不可控因素。
灾害脆弱性（V），是指在灾害冲击面前人类社会的易受影响程度，包括经济脆弱性、政治脆弱性、基础设施脆弱性、社会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这反映了人类社会对灾害的适应性能力，是人类社会能加以调节的关键性和长期性因素。
集中度（C），是指人口和财富的积累和集聚程度，人口与财富的增长，以及在空间上的集聚，增大了自然灾害损失的风险。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暴露于灾害之下的情况。当灾害发生时，人口越集中的地区暴露于灾害之下的民众就越多。
响应能力（R），是指对自然灾害短期响应的能力，包括灾害的预警、处置、救助以及灾后重建的能力。这也是人类所能控制的因素，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
在这几个因素中，脆弱性是对灾害损失影响最大且人类能加以控制的因素。一些灾害频发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做到大灾无大害，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具有对灾害的长期适应能力，脆弱性远低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灾害数据库数据，1975—2008年共发生死亡1万人口以上的巨灾23次，死亡人数共178.6万，其中发展中国家发生了21次，死亡人口比重达到95.4%；中国发生了三次，分别是海城地震（1975年2月4日）、唐山地震（1976年7月28日）、汶川地震（2008年5月12日），死亡人数共计33.9万，占19.0%。因此，要从根本上减少灾害损失，就要实现从短期的以响应能力为主的减灾模式转向长期的以降低脆弱性（提高适应能力）为主的防灾模式，重在防范就是将降低脆弱性作为防灾减灾的优先方向。需要说明的是，防灾为主的战略是指长期的综合防范（prevention）战略，而不只是预测、预警等短期预防（preparations）战略。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它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并将防灾减灾纳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从区域战略重点来看，需要划分高风险区域和一般区域。所谓高风险区域，也就是防灾减灾的重点区域，主要有三类：一是“高强度+高集聚”的区域，如处于地震带、海洋灾害严重的大城市群；二是“高强度+高脆弱性”的区域，主要是灾害频发的欠发达地区；三是“高强度+中集聚+高脆弱性”的区域，主要是灾害风险高，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这三类地区要成为防灾减灾的重点区域。
由此，我们定义防灾减灾的能力指数为M：
M= 
则D= 
也就是说，灾害损失是灾害的大小与人类对灾害的防御能力的比值。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灾害损失大体要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当处于低收入阶段时，是高脆弱和高灾害损失时期，人类防御灾害能力十分弱小，灾害损失总体上是取决于灾害强度的大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相同的灾害强度下，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损失体现在大量人员伤亡。第二，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人类防御灾害能力增强，脆弱性有所减弱，这使因灾死亡人口下降，与此同时，由于经济规模增大，聚集度增加，会造成经济损失加大，世行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中等收入国家是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最大的国家。第三，当进入上中等和高收入阶段时，一方面防灾能力进一步增强，脆弱性进一步减弱，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等原因，加剧了气候性灾害发生的频率与可能，同样处于高灾害风险时期。第四，进入更高收入阶段时，成为一个极低灾害脆弱度国家，同时有效控制碳排放，气候变暖趋势得到遏制，进入低灾害损失的较为安全的时代。
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更是人类主动战略选择的结果。通过积极建设低灾害风险型社会与气候适应型社会，中国有可能充分利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势，缩短各个阶段需要的时间，在相对低的收入条件下提前进入低灾害风险、低灾害损失的阶段。
5.2 自然灾害历史变迁
5.2.1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灾害大国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大国之一，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中国自古就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淮南子·天文训》）之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饱受自然灾害的历史。据中国经济史学家萧国亮统计，从周朝到清朝的近3000年间，中国旱灾、水灾等总灾害数达到5168次，其中旱灾1052次，水灾1029次，蝗灾473次。以水旱灾害为例，从公元前206—1949年的2155年间，水旱灾害几乎每年发生，平均每年因旱灾、水灾分别死亡14210人和1863人。按平均每年受旱灾、水灾数统计，尽管具有波动性，但我国总体的受灾情况呈上升趋势（见表5—1）。如果将灾害情况和人口数据对应来分析会发现：凡自然灾害高的时期人口都会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人口增长，会增加对耕地的开垦力度，进行围湖、围河甚至围海造田，破坏了大自然，大自然也就相应地会对人类进行报复。根据公元前180—1949年部分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统计，死亡人口共计2900万人，其中旱灾最多，达1200万人，占41.4%，其次是饥荒，达1000万人，占34.4%，再次是洪涝，达340万人，占11.7%。
表5—1 中国灾难史统计（周代—清代）
资料来源：根据萧国亮所著《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的资料和数据整理计算。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与干旱、洪涝、饥荒等灾害斗争的历史。在与灾害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中国也发展出独特的举国救灾体制。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管子·度地篇》）到清代形成了正常年份注意河道等防灾设施的维修以及应急物资的储备，救灾过程分为报灾、勘灾、审户与发赈四个步骤，救灾措施包括免除劳役赋税、赈济灾祸、调集物资支援、借贷民间财务、去除次生灾害、安慰抚恤灾民等。
5.2.2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灾害损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突出表现为因灾死亡人口总体上不断下降。从1950年以来的平均每年因洪涝灾害死亡人口来看，1950—1978年间为6034人，而1979—2000年间下降为4000人，到2000—2009年间进一步下降至1400人。以长江流域为例，几次特大洪灾死亡人数也明显大幅下降，1931年为14.52万人，1935年为14.2万人，1954年为3.3万人，1998年为1320人。
90年代以来，我国不计入巨灾的因灾死亡人口总体下降，不计入巨灾的年均因灾死亡人数，“八五”时期为6658人，“九五”时期为4395人，“十五”时期为281人，“十一五”时期为3362人，这也表明我国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规模增大，经济聚集程度提高，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额越来越大。从90年代不足1000亿元上升为2012年的4000亿元以上；但是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从90年代的3%～4%下降到近几年来的1%左右。“八五”时期直接经济损失年均为1360.5亿元，占GDP比重为3.52%; “九五”时期为2374.4亿元，占GDP比重为2.80%; “十五”时期为1834.1.元，占GDP比重为1.29%; “十一五”时期为4901.4亿元，占GDP比重为1.63%，在不计入汶川地震这样的巨灾之后，这一比重降至1.06%。进入“十二五”以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2011年为0.65%，2012年为0.81%（见表5—2）。
表5—2 全国因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及占GDP比重（1990—2012年）
续前表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中国灾情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403～407页数据计算。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9》，39、200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2月28日）。2011、2012年数据由国家减灾委提供。
近年来重大、特大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上升，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例如，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451亿元，遇难人数达8.7万人。
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国际灾害数据库的数据计算（见表5—3），2000—2008年与1991—1999年相比，我国灾害损失占世界比重有所上升，我国因灾死亡人数占世界比重由6.6%上升至11.3%；经济损失占世界比重由18.4%上升至24.5%，这很大程度上是受汶川地震的影响，扣除后，2000—2008年间的死亡人数占世界比重为1.5%，经济损失占世界比重为14.0%，相对于1991—1999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5—3 中国自然灾害损失及占世界的比重（1991—2008年）
注：纳入统计的自然灾害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造成至少10人死亡、至少100人受灾、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或要求国际援助。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的数据计算。
5.2.3 我国自然灾害的分布
我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差异甚大。因此，自然灾害也呈现了显著的差异性。一方面，自然灾害的成灾程度与人口数量有着直接关系。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地区，受灾人口多，成灾人口也多，同等灾害所造成的危害性也越严重，因灾直接经济损失绝对额也巨大，但人员伤亡小；在人口密度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地区，与此相反，因灾直接经济损失绝对额小，但是人员伤亡大。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多，因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绝对额呈增长趋势，相对GDP比重呈波动性下降趋势，因灾死亡人数呈现明显减少趋势，这也反映了我国抵御灾害的能力、防灾的能力不断提高。即使是出现巨灾，灾害重建、恢复家园的能力也明显提高。
从区域自然灾害分布特征看，从事自然灾害研究的科学家提供的资料表明，东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最复杂、地表物质最不稳定，这个地区的自然灾害以暴雨灾害、洪涝灾害、地震灾害、滑坡灾害和泥石流灾害为主，并且水土流失、风蚀沙化的问题比较严重；东南沿海地区受海洋与陆地双重环境的影响，多发生台风、风暴潮、暴雨、洪涝、海水入侵等自然灾害；而西北部地区则因降水量少多发生沙尘暴、干旱等自然灾害；此外，青藏高原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灾害以暴风雪灾害、寒潮灾害、雪崩灾害、地震灾害等为主。
由于我国是地域辽阔的大国，有“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回旋优势，即使一个地区发生了致命性的巨灾，仍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的援救和灾后重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举全国之力攻坚克难，以最快的救援速度、最广的动员范围、最大的投入力量开展抗震救灾，从汶川地震的废墟中救出83988人，救治伤病员400多万人次，用10天时间完成1500万人的应急安置，用3个月时间完成530万户、1200多万因灾房屋损毁无家可归群众的过渡性安置。中央在震后37天即做出“一省帮一重灾县”的部署，18个对口援建省市积极开展了对18个重灾县重点重建项目的援建，创造出“对口支援”的大团结、大协作模式。有评论称，汶川特大地震的援救和灾后重建体现了我国制度的优势，即有效地集聚全国力量、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挑战，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可能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5.3 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国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也成为中国面临的突出挑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辽阔和自然生态系统复杂的国家，中国将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见专栏5—2）。根据《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11年11月15日）提供的主要结论表明：1951—2009年，中国陆地表面平均温度上升1.38℃，变暖速率为每10年升温0.23℃。1880年以来，中国降水无明显变化趋势，但存在20～30年尺度的年代际振荡。中国地面太阳辐射量减少。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冬、夏季风均减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过82%的冰川处于退缩状态，90年代以来退缩加速。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为每年2.5毫米。预估到本世纪末，中国年平均温度在“低排放”、“中排放”和“高排放”情景下，将比1980—1999年平均分别增加约2.5℃、3.8℃、4.6℃，比全球平均的温度增幅大。预计未来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上升。全海域2030年比2009年上升80～130毫米，同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专栏5—2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我国气象灾害频发，其灾域之广、灾种之多、灾情之重、受灾人口之众，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牧业、森林、水资源、海岸带和其他生态系统等领域。尽管气候变化对某些区域的农业生产也有积极的一面，如气候变暖有利于延长一些作物的生长期、缩短霜冻期，但是从总体上看，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弊大于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供的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并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
中国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指出，中国北部地区已成为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3—H”（海河、淮河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当前水源开发为可再生供水的140%——这一事实说明了主要水系会快速缩小、地下水位下降的原因。从中期来看，冰川融化模式改变将加剧缺水现象。中国1.28亿农村贫困人口约有一半生活在这一地区，这里包括了中国约40%的农业土地，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冰川融化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青藏高原的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并且拥有4.5万多座冰川。这些冰川以每年131.4平方公里的惊人速度消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报告也指出，过去近50年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西藏冻土最大减薄了4～5米。
根据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2年中国海平面公报》（2013年2月26日）， 2012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达到1980年以来最高值，从1980年至2011年，总体上升了约85毫米，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2年中国海平面较常年（1975—1993年）高122毫米，较2011年高53毫米。其中，东海海平面上升最为明显，为66毫米，南海、黄海、渤海依次次之。全球海平面上升主要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水增温膨胀、陆源冰川和极地冰盖融化等因素造成。中国地处西太平洋区域，受季风、洋流、海温、气压、台风场等因素影响，海平面上升较快。预计，未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上升，2050年将比常年升高145～200毫米。按照此速度，届时有些海岛将在中国版图上消失。“气候服务台”在《自然—气候变化》月刊发布了到2050年世界20个因海平面上升影响最大的城市，有5个城市在中国沿海地区，其中广州排第1位，深圳排第3位，天津排第7位，湛江排第15位，厦门排第19位。
中国是世界气候变化受灾人口最大国，1990—2008年期间，全球受灾人数最多的十大灾害都是水灾与旱灾，而且都集中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两国，其中中国有6次。现在中国每年的受灾人数是1亿～2亿人。这些自然灾害大体都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说明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71—2008年期间，平均每年的干旱受灾人口为964万人，洪水和风暴受灾人口为5346万，占总人口比重的5.2%，这相当于印度受灾人口的1.33倍，也相当于与中国国土面积相差不大的美国的受灾人口的93.9倍。根据国际乐施会（Oxfam）研究报告，1997—2008年期间全球气候变化受灾人口平均每年为2.78亿人，到2015年将上升45%，达到3.75亿人，这将对全球人道主义救灾体系提出严重挑战。根据全球灾害数据库的计算，1990—2007年中国年均气候变化受灾人口为1.2亿，占世界比重为52.4%，受灾人口及占世界比重虽然各年波动比较大，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将受到气候变化灾害越来越大的冲击，占世界的比重也可能还要进一步上升（见表5—4）。
表5—4 中国与世界气候变化受灾人口（1990—2007年）
注：（1）世界受灾人口系乐施会（Oxfam）据国际流行病与自然灾害研究中心（CRED）数据计算；（2）中国受灾人口系作者参照乐施会的方法据国际流行病与自然灾害研究中心数据计算；（3）气候变化灾害包括干旱、极端气温、自然火灾、洪水、风暴、潮湿引起的大规模移民；（4）纳入统计的自然灾害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造成至少10人死亡、至少100人受灾、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或要求国际援助。
我国大部分地区属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详见第2章），气候变化灾害也对农业生产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20世纪50年代我国因水灾导致的受灾面积平均每年达789.1.万公顷，90年代是1459.36万公顷，现阶段是1064.60万公顷。根据成灾面积可计算出我国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情况，在50年代，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的减产数达到了379.49万吨，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2.1.（标准差为0.8）（见表5—5）。而后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量持续上升，2001—2009年期间因灾粮食损失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0%，这反映了由于粮食单产量的不断提高，同样的自然灾害会导致更高的经济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和土地生产率提高的状况，防灾减灾相当于增加粮食的总产量。中国目前是世界谷物、粮食生产最大国，但同时又是世界因自然灾害减产（损失）最大国，对于中国的农业和农民最大的威胁是自然灾害和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异常气象。因此对于防灾减灾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表5—5 全国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数（1952—2009年）
注：（1）括号内为标准差；（2）粮食损失量按成灾面积正常年份产量的30%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5.4 温室气体排放超级大国
温室气体排放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还是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历史记录来看，与三次工业革命极其相关。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是最大的排放国，1800年英国温室气体累计排放量占到世界的99.3%，到1850年下降为77.8%，法国居第二位（为7.2%），德国居第三位（为5.4%），美国居第四位（为4.0%），四国合计占世界总量的94.4%。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到1900年，英国仍居世界第一位，但已下降至世界总量的37.3%，美国上升为第二位，达到世界总量比重的23.8%，德国上升为第三位（为14.3%），法国居第四位（为8.3%），四国合计占世界总量的83.7%。第三次工业革命初期（指1950年），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总量的46.2%，英国降至第二位，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0.3%，法国为第三位（为6.1.），苏联为第四位（为5.6%），四国合计占世界总量比重的78.2%；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指2000年），美国仍居首位，占世界总量比重的35.3%，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达到8.6%，英国居第三位（为8.1.），日本居第四位（为4.5%），四国合计为56.5%（见表5—6）。
表5—6 八大国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比重（1800—2009年）（%）
注：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系从1751年开始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后一行1950—1990年为苏联，2000年与2009年只累加俄罗斯的数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CDIAC（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2011年1月18日的数据计算。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兴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比重迅速上升，1980年为8.08%，1990年为11.29%，2005年为19.1.%，已接近美国，到2009提高到24.2%，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也高于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为19.3%），到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26.7%，接近欧盟和美国的总和（见表5—7）。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黑猫”，给世界带来最大的负外部性。
表5—7 世界六大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比重（1960—2012年）（%）
*为1992年数据。
资料来源：1960—1990年数据来自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欧盟为11个国家。2005—2012年数据来自IEA, World Energy Oultlook 2007。
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长首先是由于经济超高增长。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午餐”，它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代价，包括排放二氧化碳所付出的气候变化的代价。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和实际国情限制，否则代价就会更大。一个经济体有其“长期增长潜力”，在这一长期增长潜力速度下的经济增长才是合理的增长；一个经济体还有其资源承载、环境容量、气候变化的生态制约，在这些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才是科学的增长。在违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情况下，通过过高的投入、过高的消耗来人为地推高经济增长速度，则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实施的结果看，则经历了先成功、后逆转的曲折过程。“九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63%，但能源消费增长率只有1.1.%，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弹性系数为0.1.7。由于煤炭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下降，2000年比其高峰年份（1996年）约下降了17.1.，仅相当于1993年的排放水平。但是2001—2008年期间，发展模式出现逆转：经济增长率为10.2%，只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其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增长，生态环境代价极大，能源消费增长率高达9.4%，二氧化碳排放量由负增长变为高增长，高达8.96%。2009—2012年间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发电量、煤炭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率也相应地下降（见表5—8）。
表5—8 中国能源、电力和煤炭消费增长率及弹性系数（1996—2012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9》、《中国统计摘要2013》。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源于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3。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高速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能源消费，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2009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30.66亿吨标准煤，提前11年突破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提出的2020年30亿吨标准煤的目标；2010年为32.5亿吨标准煤，也突破了《“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提出的2010年27亿吨标准煤的目标，高出5.5亿吨标准煤。2012年中国的能源消费达到了36.2亿吨标准煤，根据国家《“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所制定的目标来看，到2015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为40亿吨标准煤。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际分工体系加大了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专业分工的新格局下，不仅产业和出口大转移，能耗和排放也大转移。中国货物出口带来的排放等于欧美日经济用于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相当部分地转移到中国，这造成了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地区结构的转移，即欧美日的比重在下降，而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比重在上升。根据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2004年，大约1.1.Gt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净出口导致的，占中国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4.73Gt），即中国净出口的碳排放接近当年总排放的1/4。这个数字相当于同年日本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是德国、澳大利亚的排放总量之和，是英国排放总量的两倍多。
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中国也经历了一个先上升（1949—1976年）、达到高峰（1977年）、后下降（1978年至今）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与单位GDP能源消耗变化曲线基本一致。从今后来看，中国GDP能源消耗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会持续下降。
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它的碳排放轨迹与工业化的先行者（如美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中国和美国一样都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其次，中国的碳排放强度高峰大大低于美国的高峰期（见图5—1），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人均GDP较低的水平条件下进入碳排放强度下降期。美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高度碳密集化过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于1917年达到峰值，为30.65吨/万美元（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当时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248美元，随后缓慢持续下降，到2009年降至5.69吨/万美元，估计到2030年降至2.5吨/万美元左右，大体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由高度碳密集增长模式回到前工业化的水平，初步实现碳排放脱钩。与美国相比，中国1960年达到峰值，当时人均GDP只有894美元，峰值为17.68吨/万美元，远低于美国的峰值水平，并迅速与美国实现趋同，到2009年为7.01吨/万美元，估计到2030年为2.06吨/万美元，低于美国的水平，中国大体只用了不到6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高碳增长模式到碳排放脱钩的转变。
图5—1 中国与美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1900—2030年）
资料来源：系作者计算所得。GDP数据为PPP不变价（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数据来源于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 OECD Publishing；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CDIAC;2010—2030年数据系作者估算。
5.5 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5.5.1 建设低灾害风险型社会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抗灾救灾管理体制和应急管理体制（见专栏5—3）。初步建立了抗灾动员机制，形成了应急救援队伍体系。这包括以军队、武警、公安、消防为骨干的突击力量，以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森林消防、海上搜救、矿山救护、医疗救护等专业队伍为基本力量，以企事业单位专兼职队伍和应急志愿者队伍为辅助力量。建立了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形成了应急救灾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这包括抢险、搜救、救护、救助、捐赠，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社会各界踊跃奉献爱心，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活动。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我们以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为基础构建了七大机制和七大主体的PPP模式，这就是：本地人民，自力更生机制；地方为主，地方负责实施机制；国家支持，国家负责制定灾后重建规划具体指导、财政支持等支持机制；社会参与，鼓励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机制；对口援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机制；市场驱动，鼓励各类企业积极参与机制；国际援助，争取多方国际援助机制和鼓励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参与机制。上述七个主体形成政府主导下，多元投资、相互补充、激励相容、广泛参与的新的灾后重建体系和机制，为今后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及重建工作提供创新经验，创新了中国特色的PPP模式。
专栏5—3 我国抗灾救灾应急管理体系
我国实行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抗灾救灾管理体制，确立了相应的应急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应对巨灾、重灾，党中央、国务院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科学决策、全面部署、指挥坚强有力。国家及时成立统一、高效的救灾领导机构或明确指挥机构，确保了抗灾救灾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设立国家减灾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减灾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开展全国重大减灾活动和抗灾救灾工作。根据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设定了四级响应机制。建立了灾害信息发布、救灾应急物资储备、灾情预警会商和信息共享、重大灾害抢险救灾联动协调、灾害应急社会动员等机制。每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和灾区政府，快速传递和共享灾害信息、组织开展紧急会商、分析研判灾害形势、联合向灾区派出工作组、研究落实各项支持措施，形成了分工负责、密切配合、高效协同的强大合力。面向主要灾种，国家设立防汛抗旱、抗震救灾、森林防火等抢险救灾指挥机构，发挥了加强预警、防范、应急抢险等降低灾害损失和安置受灾群众、支持恢复重建的关键作用。中央明确由省级政府统一领导、科学调度、统筹安排，国务院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加强指导、协同支持，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紧密配合、有力有效的联动机制。
资料来源：李立国：《我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取得显著进步》，载《求是》，2013（10）。
根据“防范胜于救灾”的防灾减灾指导思想，结合我国的防灾减灾实际情况，参考全球防灾减灾的长期趋势，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战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减灾为主战略，主要实现从灾害大国到减灾强国的转变，大体在2015年完成这一目标，突出体现为两个重要指标，即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体现在《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2015年）》所提出的目标：“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在同等致灾强度下较‘十一五’时期明显下降，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控制在1.5%以内。”
第二个阶段是以防灾为主的战略，实现从减灾强国到防灾强国的转变，从灾害损失大国到灾害损失小国的转变，成为低灾害风险的国家，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和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低于1.0%，平均每年因灾死亡率降到0.3人/百万人口以下。
总结中国防灾减灾历史经验，防灾减灾要坚持以下四个原则：一是以人为本，尊重科学，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防灾减灾的根本，尊重自然规律，提高防灾减灾的科技水平；二是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国家主导、地方负责、社会参与、市场驱动、国际合作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三是综合统筹、协调推进，防灾减灾建设要与经济社会转型相结合，将防灾减灾战略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四是预防为主，综合减灾。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调查、工程防御、宣传教育等预防工作，坚持防灾、抗灾和救灾相结合，综合推进灾害管理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工作。降低经济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防灾减灾战略目标为：加强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降低经济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同等致灾强度下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明显下降，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例明显下降，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一步降低。
为实现防灾减灾战略目标，需要加强防灾减灾八大能力建设，这包括：（1）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设；（2）加强自然灾害风险调查与信息管理能力建设；（3）加强自然灾害工程防御能力建设；（4）加强区域和城乡基层防灾减灾能力建设；（5）加强自然灾害应急处置与恢复重建能力建设；（6）加强防灾减灾科技支撑能力建设；（7）加强防灾减灾文化建设；（8）加强防灾减灾社会动员能力建设。
5.5.2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006年，中国提出了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指标，2007年在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确定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
为完成上述目标任务，中国在“十一五”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大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1年制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约束性目标：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新增森林面积125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确立了今后5年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中国还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是未来时期中国最大的挑战，又是中国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的机遇就是“绿色工业革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就是要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从“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从“高碳发展”转向“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就是要从黑色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到绿色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从黑色制造到绿色制造；从黑色能源到绿色能源；从黑色贸易到绿色贸易；从黑色城市到绿色城市；从黑色消费到绿色消费。绿色发展的本质就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乃至下降。绿色发展战略也形成了六大支柱，包括：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量；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目标为：第一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到201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7%，2025—2030年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第二是增加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到2015年提高到11.4%，到2020年提高到近20%。第三是增加森林吸收碳汇的能力，森林覆盖率到2015年提高到21.7%，到2020年提高到23%；森林蓄积量到2015年增加到143亿立方米，到2020年增加到150亿立方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采取如下行动：
一是创新绿色体制，实行绿色改革。要求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把绿色发展贯穿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政府实行绿色采购，鼓励绿色投资；银行发展绿色信贷，为节能减排融资或提供担保；对高碳能源和碳源开征碳税，如对煤炭开征碳税等。
二是支持绿色创新，发展绿色技术。绿色技术是一组创新链，政府或政策在不同的环节发挥不同的作用：在研究与开发环节，政府应当出资资助绿色科技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关键性技术开发；以气象知识和信息为例，发展气象事业，服务社会经济，提供各类气象服务的公共知识，有利于应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冲击和影响。
三是进一步促进全球绿色合作，做出绿色贡献。中国应当站在世界减排前列，为全人类做出绿色贡献，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行动”。所谓“同一个世界”是指，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中国。所谓“同一个梦想”是指，中国有史以来首次与世界有了同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稳定全球气候，使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不超过工业化前的2℃。所谓“同一个行动”指的就是与世界同行，共同减排。
5.6 小结：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全球气候变化
中国作为世界自然灾害大国，通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势，已经在相对较低收入水平下实现了灾害损失的“双下降”，即因灾死亡人口的迅速下降，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防灾能力，减少经济社会发展应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成为低灾害风险、低灾害损失的国家。
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发国家，与美国等老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累积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占世界比重要少得多，同时在碳排放利用效率上也要高得多，单位强度碳排放峰值更小、下降也更快。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国，不仅要成为全球绿色发展潮流的积极参加者，而且还要成为推动者、创新者和领导者。全球气候变化为中国发展转型提供了一个“倒逼”机制，当中国从黑色发展变为绿色发展之时，就会从世界最大的排放国成为世界的绿色能源生产国。尽管这是一个较长的转型之路，但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成功地完成这一转型。
在世界上，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绿色工业革命的旗帜，为人类做出巨大的绿色贡献，诚如胡锦涛所说“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思考与讨论】
1．如何理解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发展的关系？
2．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防灾减灾战略和气候变化政策？
3．如何理解中国绿色发展的全球背景和国情背景？
4．结合你所学的专业，谈一谈中国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并在世界绿色工业革命中成为创新者和引领者。
【扩展阅读】
胡鞍钢，等．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2版．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联合国减灾战略秘书处．与风险共存：聚焦减少灾害风险．
联合国减灾战略秘书处．2009年全球灾害风险评估报告．
World Bank. Natural Hazards, UnNatural Disasters: The Economics of Effective Prevention. Washington, DC.
王伟光，郑国光．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年3月．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国自然灾害与防灾减灾知识读本．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