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现代文明——国家之建立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期：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发展因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凌而难以为继。大一统政权的危机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中华文明本身的危机，这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不但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社会制度受到严重的威胁，传统中国面对外来文明之信心与从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甚至中华文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在此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传统中国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的国家—社会形态呈现出全方位的危机。这一全面危机体现为：

（1）国家危机。以文明而非族裔为根本纽带统合而成的传统中国，在必须进行全民动员与外来强敌生死相搏时呈现出“一盘散沙”之状态，这直接威胁到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

（2）社会危机。传统中国用以维系社会关系的纲常名教、宗族制度乃至“亲亲尊尊”之基本价值，均受外来文明之严重冲击，社会经济制度也伴随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状态而发生急剧之变迁，无法继续成为传统纲纪之依凭，这又进一步促使纲纪之说趋于衰微。

（3）政治危机。在国家危亡、世道浇漓之际，非但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动摇，政权所对应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理念也从根本上被质疑。由于外来势力的不断侵入，大一统国家所凭借的中央集权不复维系，列强通过扶植其代言人实现对中国的分而治之，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之政治格局。

（4）民族危机。由于清政权始终坚持以少数族群作为国家的主导，面对列强的侵凌，非但无法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进行全民动员组织抵抗，且对于民间自发的救亡运动多行阻挠压制，甚至在最危难关头有“宁与友人，不与家奴”之说，这直接引发了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之反满革命的爆发并最终导致清政权的瓦解。

近代中国所遭际的这种全局性危机，是一切非西方民族被西方列强摄纳到其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之世界历史的缩影，也是作为整体的东方文明在领先西方长达千余年后被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新兴形态所超越和侵迫的共同命运之一部分。如何彻底终结这样的乱局，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是中国近代史所提出的最重要也最迫切的问题。

要完成救亡与新生，首要之任务在于选择切实可行的道路。纵观整部中国近现代史，除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道路外，一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各种以“救国”为目标或口号的思潮。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种：

（1）抽离具体政治内涵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2）以尊孔读经立教的方式重建中国传统的复古论；（3）主张完全无条件地接受西方之价值理念的“全盘西化论”;（4）类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国家主义；（5）作为国民党理论核心的三民主义；（6）以改造农村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根本的乡村建设理论；（7）试图调和“英美之政治民主”与“苏俄之经济民主”的第三条道路。

以上诸种理论及其实践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皆在它们无法解决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问题：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的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之设想，只能流于虚诞；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际，必须号召动员组织最广泛之民众参与方可成就，这绝非移植西方的理念与模式可以达成，而必然要借助植根于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自有资源；而欲实现万众一心之局面，必须有强大统一的领导核心以作担当。要言之，要实现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复兴，实现新一轮的学习和创新，必须首先克服政治危机，在大一统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从学习创新到自信自觉的发展。而这个历史任务必须落在一个既能秉持传统操守和使命，又有现代政治智慧和建国纲领，更能最大规模地动员民众，并将之组织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人民主体的先进分子团体肩上。这个团体必须对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总问题给予一个完整的理论说明和实践解决。

正是在与上述各种思想流派不断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路线指引的毛泽东思想应运而生。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贯彻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之实践，使其每一体现中均带有中国之特性，适合于中国之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并使之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高度，从而实现了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中国与世界元素的圆融统一。

这一革命路线的提出和付诸实践并最终取得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主体性的成熟与主体意识的升华，从中国现实出发独立思考和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结合，开启了在落后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历史新路向。

这种党的主体性的关键体现，即在于它始终通过思想和政治建设，教育和改造党员的思想，使之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之下并形成坚定的集体意志。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构成上长期以来并非以工人为主，在性质上却始终是最坚定团结的工人阶级政党，又能自觉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心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先锋队身份及其思想建设在其党建过程中的优先地位，使其保持着对于学习的持久热情和兴趣，并不断地通过向人民学习与向经典学习这两种途径充实发展自我，从而得以保持对于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和自我完善的勃勃生机。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学习风格、实践与机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体现，更是中国政教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扬。在此基础上的党建，既是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也是作为中华道统之承继者的文明主体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建国实践，既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的重构，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建。

建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坚持以我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照搬苏联式的中央主导、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纯而又纯的全民所有制体制，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共和国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通过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的新型人格典范、道德理想与价值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实现了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用3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百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和遍布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进行了针对江河湖海的大规模治理，在全国范围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完成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和最迅速有效的扫盲和文化普及，培养了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高素质科技队伍。针对冷战时代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局面，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建立了世界意义的统一战线，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空间。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人民共和国前30年在政治、经济、科技、伦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成就，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在此期间，新中国的建设始终是在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与武力威胁下进行的，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斗争”这一主题体现得异常充分。斗争逻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既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客观情势所致，同时也是中国在进行跨越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旧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所针对的不但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提出的“全民党”的概念，也是对于国民党政权以全民党自居最终彻底失败的历史教训的深刻记忆。尽管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与沉重的历史后果，但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已确立情况下自身之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领导核心地位，始终是一个必须严肃回应的重大问题。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有关探索，无论中间出现了怎样重大的曲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均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典范指导下实现的革命建国，突破了主要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塑造了作为56个民族统一体之中华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既是古老历史的延续展开，又是全新的历史开端与起点；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同时又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思想本身即参与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内在依据。

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走向全面复兴的标志。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通过中国革命奠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建设使得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现实性。中华文明的复兴将为人类展示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是在国家内部震荡和外部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其代表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二期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同步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与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

1．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的民本之路

“文革”之后，邓小平恢复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捍卫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发扬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的优良传统。邓小平理论相当强调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推崇传统实践智慧的中道思想，以此打破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思维局限和教条束缚。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论断，都是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汲取“允执厥中”、“执两用中”的中道智慧所作的理论判断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理论还发扬了儒家的治国智慧，弥补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经验和理论的不足，将儒家治国的“民本主义”、“养民、安民、教民”思想贯彻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中，用来自儒家历史观的小康—大同关系的学说化解了苏式唯物史观中僵硬的历史进化论。

邓小平理论在大一统国家和民族精英——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经济。面对“文革”后期的困境，邓小平果断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如何发展？怎么发展？他给出的答案是引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注重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唯物史观，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中民本主义的精神，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从而赋予了中国现代化新的活力。

最后，邓小平理论坚持并发展了当代先进性团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原则。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对强有力中央权威内在需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中国士大夫精英政治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获得成功和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根本保证。对此，邓小平认识深刻，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在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核心。同时，他汲取传统朝贡智慧，提出“一国两制”，重新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且力争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邓小平深刻地理解到，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大一统国家存在与富强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教训反复证明，每当执政党理解和坚持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特性，并进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有机地相互结合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取得成绩，否则，现代化建设就会遭遇重大挫折。

2．“三个代表”——先进性团体建设的新阶段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为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富强而坚持治国者团体先进性的话，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为治国者的主体地位带来了自觉，并且深入探索了保持治国者先进性的方式，更是把这些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政治战略提升到文明复兴的历史高度加以理解，从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首次重建了大一统国家、先进性团体与学习—创新型文明的整体联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型社会逐渐形成。这为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自觉认识到，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换，必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建设，探索政党国家关系的新模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时期如何重建先进性团体的重要问题。

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方式。

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为单纯的发展主义重设了文明复兴的历史正当性基础。

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继承了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传统民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求党吸收新生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另一方面要求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既继承了七大的党建路线，更继承了中华民族选拔先进性团体治理国家、担纲文明的伟大传统。

一个强调自我建设、自我提高的政党，在治国实践中机敏坚定地学习探索，这既是中华政治文明传统的当代体现，也是中国模式得以确立的关键因素。

历史地看，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正当性是由作为进步主义的一种形态的发展主义来支撑的，即“发展就是硬道理”。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进步主义富强叙事，澄清了发展的历史目的，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纲领性表述，这是对发展本身正当性论证的历史性突破，是当代的先进性团体对政治经济任务之上的文明使命的自信。这种自信正是中华文明血脉里包含的元素。“复兴”一词昭示了中国在重建国家实力之后，将更始重兴文明传统。中国的崛起则不仅是政治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更具有世界文明体系兴衰轮转之宏义。这是上文总结的中华政治文明三大整体特点重建之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模式的决定性贡献之一。

3．科学发展——现代化的新道路及其与优秀传统的自觉结合

如果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高度的文明自信提出了发展的历史目标，那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则开始以文明自觉进一步充实了这个目标，同时历史性地提出了发展方式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中国的国际处境和国内形势仍有不少不容乐观之处。一方面，西方列强数百年来在世界秩序中享有的支配权和优越感被中国的发展所撼动，将崛起的中国视作挑战的国家并已开始对中国实施战略上的遏制。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的同时，无约束的市场经济所含有或导致的各种问题渐次显现，例如贫富分化、民生艰难、吏治败坏、劳资冲突、环境污染、道德秩序瓦解、基层矛盾尖锐、政治认同削弱、社会冲突加剧等。

面对种种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系统总结和继承了前人的有关观点和思路，以文明自觉的态度，以中华文明中“和谐”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图景——“科学发展观”，使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有了更加全面、深刻和成熟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最终涉及的决不仅是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它蕴含了更为重要的目的关怀。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基础上，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具体强调了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推动建立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这就将文明自信推进到了文明自觉。

在历代领导人中，第四代中央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党在纲领上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不是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撷取个别片断，而是通过自觉、整体的反思，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作为执政纲领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四代人的“和谐观”上。

胡锦涛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和谐的理念，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将“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追求的理想秩序。“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和谐”思想注重从整体来考察、处理社会关系，在尊重彼此内在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强调彼此间的共同一致、相互依赖和有序稳定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个与注重从个体出发，强调冲突、斗争的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理念，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赋予了具体内容，也为整个东方文明在世界尺度上的复兴指出了方向。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心与身四个方面的关系，基本涵盖了社会主义建设乃至人类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科学发展观与和谐观的提出，表明执政党作为政统的担当者开始体现道统关怀，并试图从中华文明出发来建立政权的正当性。这就进一步自觉继承了中国政治史中既承担国家治理任务，也拥有关怀天下情怀的先进性团体的文明位置。

最能体现出文明秩序关怀的，当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不仅这个体系的纲目，而且这个任务目标本身所体现的执政党的行动逻辑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更多地属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先进性团体传统。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模式进入了从自我建设到自我意识的阶段。海内外的中国模式论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出现并得到热烈讨论的。用中国模式的内在语言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之路进入了第三期。这个指向未来的维度必将进一步改善和明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深化中国模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