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本章的相关假设与问题

在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变量，社会资本常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被分析。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资本概念基本上把社会关系网络或特定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资本来看待。由此出发，学者们所研究的重点是，置身于某种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如何通过这种网络来获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信息和资源，从而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网络，他指出：“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必须被转化成为体制性的关系，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资本。因此，他又说，人们在生产社会资本时，要把诸如邻里、同事和亲属等客观存在的关系“转变成既必需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的（如感激的心情、尊敬、友谊等）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权利）关系”。与此相对应，这类学者们也主要在微观的、个人的层次上而非宏观的社会层次（或国家层次）上分析其表现、原因和后果。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的基础上的，因此社会学视角的社会资本更多关注社会交往。

在政治学视角的社会资本概念中，帕特南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的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了社会学视角的社会网络，而且也将信任及各种有利于促进社会效率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如互惠性、合作等包括进来。帕特南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在一个共同体内，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帕特南进一步指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但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遵循普遍化互惠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另一方面，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越是密集，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帕特南认为：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产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最终形成社会资本，进而导致政治参与。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组织的参与活动，能培育政治参与的技巧，最终促成政治参与的活动。在国内的研究中，胡荣对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测量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参与各种社团的情况，二是社会互惠情况，三是社会信任，四是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测量则从三方面进行：第一，居民的社会交往；第二，居民的社会信任；第三，居民参与各种社团的情况。在分析城市居民社会资本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时，胡荣等则从社团参与、社会信任、公共事务参与三个角度去测量。胡荣和范丽娜将社会资本分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共事务参与这三个方面。

综合国内外研究以及一些二手材料，本书认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可从三个维度去把握和测量：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赵延东从信任与公共参与这两个维度对中国西部城乡居民的宏观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而在以往的国内实证研究里，往往认为社会资本能显著地影响政治参与。为此，本书提出以下假设：

社会资本正面影响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主要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中产生，从而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而在现代社会，媒介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形态，是除去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之外的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培养政治人格的主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媒介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成为新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力量出现的导火索和鼓动者，并在一定的政治发展阶段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通过媒介获得很多信息，媒介可以使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以及各类政治事务，可以使公民就政府决策以及其他政治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提出建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因此，在分析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时，既分析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中产生的社会资本，也分析大众传播所促成的媒介使用，才能全面了解信息传播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

媒介使用包括媒介使用时间、媒介新闻接触等。在中国，电视是现今媒介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在中国起步较晚，然而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是发展最迅速的传播媒介。报纸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我国的报纸以地方性报纸、区域性报纸为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报业无论是在广告，还是在受众面上都受到了挑战。张志安依据来自全国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地区受众媒介使用行为的特征及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尽管不同地区的受众在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行为上存在差异，但整体上，电视仍然是强势媒介，网民规模快速增长、网络使用频率已超越其他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和广播的使用频率较低。现阶段，我国受众对5种媒介的使用频率大约是：电视＞网络＞杂志＞报纸＞广播。

国外传播学者施拉姆在1990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中就指出，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别由告知功能、决策功能、教育功能产生。就告知功能而言，具体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1）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使人开阔眼界；（2）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集中人们的注意力；（3）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提高人们的期望。就决策功能而言，在改变固执的观念或受重视的习俗时，大众传播媒介仅仅能间接地起帮助作用，其具体的影响如下：（1）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向人际渠道推送信息；（2）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授人以地位；（3）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扩大政策对话的范围；（4）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强化社会规范；（5）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人们培养趣味；（6）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影响人们轻率地持有某种观念，对固执的态度则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教育功能而言，大众媒介对各类教育和培训有极大帮助。当然，施拉姆的观念是宏观角度的，对于作为行为表现的政治参与，大众媒介对此有何影响、如何影响，却由于历史局限而没有论及。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的渠道拓宽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同时哈贝马斯也指出后来大众媒介的公共领域出现转型，出现消费主义，等等。

在国外的实证研究中，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明媒介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有研究者指出媒介使用和其他使得用户与其信息环境进行互动的传播活动，能显著地影响政治参与。Scheufele分析了不同的大众媒介使用及其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发现对媒介硬新闻的接触对政治参与总体上起积极的影响。McLeod提出，媒介新闻接触和人际政治讨论网络会导致对社区的关注和参与，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作用，即媒介接触丰富了公民的政治知识，提高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通过这些中介变量促进了政治参与。

也有相关的研究认为媒介的使用可能造成犬儒主义的出现，造成公众对政治的冷漠与不关心。Thomas E. Patterson对1960年至1992年间不断增加的负面新闻框架和解释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他指出新闻工作者的写作价值中含有“反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偏见，新闻工作者主要集中笔墨报道竞选策略、个人特征和政府失败，而忽视政治辩论和政府成就。在Patterson看来，这样的新闻报道不仅不能提供市民所需要的信息，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的负面的、无知的和愤世嫉俗的判断。Cappella和Thomas用事实证明政治新闻报道的内容激起了新闻消费者的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相关研究者将这种状况归为“媒体抑郁症”（media malaise），媒体抑郁症由Michael J. Robinson提出，他认为公众为了解政治新闻而对电视形成了依赖，但电视媒体具有负面的和反政府的特性，这强化了政治冷漠。在Robinson看来，观众接受这种反政府的主题，只会提取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的政府没有任何反应，我们的政治组织失败了。

另外，有研究者指出大众媒介中的娱乐应用不利于政治参与。如大众媒介能够提供公共话题，传播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有关的信息，对媒介报道进行讨论（即使这些媒介话题无关政治，只与体育、电视、音乐或电影有关），虽然这有助于集体意识的形成，但如果公民接触媒介中的娱乐内容的时间过多，就会占用投身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时间。相关研究显示，使用传统媒介，特别是电视用于娱乐的行为并不能有利于现实政治参与。而使用互联网来娱乐的行为也无利于现实政治参与。不过，也有研究指出新闻和娱乐节目与政治冷漠没有关系。

对中国的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的媒介和政治参与的独特性使得媒介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较为复杂，而且随着不同时期媒介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相关学者通过分析1993年和1994年的调查数据发现，中国政府统一的新闻政策对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政治信息的强度所带来的后果。不过唐文方在1999年对6座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媒体的作用变得显著，它在政治动员和提高政府支持率上变得更为有效。仇学英通过西部的7个乡村调查点对民众传播行为与政治参与态度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接触大众传播媒介越多的民众，其政治参与态度就越积极，二者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对西部乡村民众政治参与态度有相当积极的作用。梁莹通过对南京市的调查发现，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是其政治参与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网民通过使用互联网，可能形成对公民采取个体和集体行动的不同理解，并因此而采取参与的行动。潘忠党通过分析来自全国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公民政治参与有普遍的正向影响。同时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还有：（1）社会-经济条件因素；（2）心理卷入和信心因素；（3）传统媒体使用因素。但是相关研究并没有控制社会资本这一影响政治参与的主要变量，因而难以发现媒介使用的“净影响”。为此，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其他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主要变量后，媒介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是否需要区分不同的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不同的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呢？这些都值得研究。由此，本章提出以下问题：

在控制了社会资本等其他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主要变量后，媒介使用是如何影响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的？